劉放吾

，原名劉繼樞，生於1898年4月17日，湖南桂陽人，號不羈。
　　劉放吾將軍的後代基本定居在美國，劉放吾將軍次子劉偉民先生特著書《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以紀念劉放吾將軍，並將緬甸仁安羌大捷的戰史內幕公佈於衆。劉偉民在回憶錄中寫到：「1942年4月20日，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締造仁安羌大捷。這是清朝中葉以來，中國在境外第一次挫敗日本軍隊的輝煌戰役，而當年領導遠征軍新38師113團，以一團兵力浴血奮戰、立功異域的劉放吾團長，就是我的父親。」

　　1992年4月11日，洛杉磯《世界日報》登載了一條消息。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芝加哥的卡爾登酒店大廳裏，緊緊握住93歲高齡的中國抗日老將軍劉放吾的手，再三感謝他50年前于緬甸仁安羌解救英軍的壯舉。4月20日，仁安羌大捷50周年當天，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彼得·威爾遜致函這位將軍：“我很高興與你一同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緬甸仁安羌大捷。我知道你親歷大戰，且對50年前這段歷史記憶深刻。只有熱心忠誠的人，才能領軍在戰鬥中取勝，或奮不顧身參加戰鬥，你已經證明了自己出類拔萃的才能。身爲中國遠征軍第113團團長，你曾面臨解救英軍、美國記者及傳教士的艱苦戰鬥，雖然兵員損失三分之一，你及官兵仍然克敵制勝，完成任務。你的英勇，促成戰役捷報。”美國洛杉磯議會議長迪恩·巴納也于同日向這位將軍致賀。

　　6月10日，英國國防部長馬爾科姆·裏夫舍德致函這位將軍：“今年是仁安羌戰役50周年，我願在此向你及你團官兵對英軍的支援，表達最誠摯的謝忱。”7月27日，美國總統布希也致函這位老將軍：“在仁安羌大捷50周年之際，我願再次代表國家，感謝你解救500名美國記者、傳教士及數千名英軍的英勇行爲。”而劉放吾老將軍面對如此種種殊榮，卻只是淡然一笑，說道：“那是並肩作戰的友軍，友軍遭遇危難，援救是應該的，不能列爲戰果。”劉放吾老將軍對自己因種種錯綜複雜的原因致使半個世紀來承受的莫大冤屈卻只字不提。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真正的民族英雄劉放吾的功績得到了社會的公認、贏得了公衆的愛戴。臺灣當局在半個世紀後，給這位老將軍補發了一枚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

　　當年馳騁于中緬印戰場、獲仁安羌大捷、令日本侵略軍膽顫心寒的原中國遠征軍新38師第113團團長劉放吾。由於種種歷史原因，主要是由於“冒牌將軍”林彥章招搖撞騙，致使這位真正的抗日英雄蒙冤多年，半個世紀後才得以真相大白。爲什麽這枚功勳章拖了半個世紀才到達將軍之手？事情還得從緬甸仁安羌解圍戰說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於1942年1月下旬從泰國入侵緬甸，3月8日佔領仰光後，便兵分三路向北追擊英軍。西路第33師團由仰光地區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方向發起進攻，企圖迅速佔領仁安羌附近的油田地區，並協同東路和中路日軍在5月下旬清除緬甸境內的英軍，切斷美、英援助中國軍隊的路線。4月14日，日軍第33師團進攻馬圭之荒本部隊，擊潰因河南岸的英緬軍逼近馬圭。原田部隊也向沙斯瓦、東敦枝等地佯攻。

　　當日下午2時，曾指揮過敦克爾克大撤退的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鑒於前線情況緊急，面告中國遠征軍代表侯騰，要求中國遠征軍迅速予以援助。17時，中國遠征軍長官部即令新編第38師第113團赴皎勃東（巧克伯當）地區增援。

　　16日，日軍作間聯隊迂回推進至仁安羌以東5公里處，佔領仁安羌鎮區切斷英軍退路。17日，日軍荒木部隊攻佔馬圭，將英緬軍第1師及坦克營1部被圍困在仁安羌東北地區。日軍已將英軍與前哨部隊的彈藥、醫藥及糧食等隔斷，且加以兩道封鎖，令英軍無法接近水源。當時的英軍司令斯列姆將軍在其回憶錄《反敗為勝》中記述這段往事時指出，英緬軍由於糧水不繼，在烈日熾烤下乾渴難熬，原已精疲力竭，再受到日軍的猛烈攻擊，死傷嚴重，實際上已接近崩潰。劉放吾團長正是在這樣危急萬分的關鍵時刻率部馳援被圍困的英緬軍部隊。

　　4月17日斯利姆將軍向劉放吾團長發出手令，請求立即馳援。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先期到達皎勃東地區的中國遠征軍第113團，按照英軍司令斯利姆的命令，於17日進抵賓河北岸，並於18日拂曉，向該地區日軍展開攻擊，將其擊潰。

　　劉放吾將軍生前曾回憶：「當時我們面對的是戰鬥力很強、配備也很精良的日軍第33師團……他們不但有戰車和大炮，還有一隊飛機。18日淩晨，我的部隊在協同作戰的英軍戰車及配屬炮兵的掩護下，向賓河北岸的日軍採取兩翼包圍態勢，開始攻擊。這樣一來，敵軍包圍了英軍，我軍包圍了日軍，日軍腹背受敵，形勢不利，但仍持其精良配備，負隅頑抗，同時以巨炮及飛機向我軍陣地猛烈轟射。我軍以昂揚戰志，必勝信念以及熾熱活力，除施以兩面夾擊外，並向敵正面反復衝殺，直到午後4時，敵軍傷亡慘重，放棄陣地，紛紛涉水逃竄。」 

　　當晚，中國軍隊一面就已佔領各要點徹夜固守，以防敵人反攻，一方面派小部隊向當面之敵做擾亂攻擊。這時，已抵前線的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連夜調整了部署，令113團即刻渡河接應被圍英軍。19日拂曉，第113團逼近日軍陣地，並于下午2時，攻克了501高地，激戰至傍晚6時，收復了全部油田地區。

　　自4月17日的三晝夜激戰中，以不足1個團的800兵力抗擊日軍一聯隊之眾，迫敵棄屍向馬圭逃竄。是役，劉團長救出了當時已經絕望的英緬軍第1師和裝甲第7旅官兵7000多人、馬1000餘匹和300餘輛各種車輛，還救出了被日軍俘去的美籍記者和傳教士500余人。他們在被中國軍隊解救後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國軍隊萬歲！”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仁安羌解圍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軍隊在異域禦敵首次取得輝煌戰果的一次戰役，並作爲以少勝多、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光輝戰例而載入史冊。4月20日也因此被定爲“克復仁安羌解救英軍日”，抗戰勝利後戰功卓著的劉放吾團長也得到了表彰，由上校榮升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

　　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槍林彈雨下率部出生入死，解救出衆多的被圍盟軍，立下赫赫戰功。但在長期以來的歷史記載中，多隻提到中國遠征軍新38師揮師解救盟軍甚少突顯隸屬于新38師的第113團的戰功，更少談及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的第113團團長劉放吾。而劉性情敦厚，淡泊名利，沈默寡言，也從來不提“當年勇”。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事迹開始被淡忘，並受到不應有的冷遇，甚至不得不靠賣煤球爲生。

　　當年劉放吾在仁安羌大捷後，隨部隊到達印度，即由孫立人保送到陸軍大學第七期受訓。抗戰勝利後，他先後被委派了諸如少將參謀之類的閒職，薪水甚少，不得已做起了煤球生意，但也僅能糊口，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另外，由於孫立人在臺灣以發動所謂「兵諫」而下獄，涉及孫將軍的一些史料多被銷毀或刻意被隱匿。一直跟隨孫立人將軍的劉放吾將軍顯然也受到了冷遇、排擠和打擊，連一枚應得的獎章也遲遲到不了他的手中，留在身邊的，只是一紙發黃的獎章執照而已。誰也沒想到這倒反被“冒牌將軍”林彥章鑽了空子。這個騙子，經過精心策劃、巧妙包裝後，把自己打扮成在仁安羌戰役中解救出英軍炮兵團長菲士廷的恩人，而且騙取了時任駐香港英軍司令菲士廷的信任。他到處招搖撞騙，撈取大量錢財，直至 1963年8月東窗事發，林彥章在香港被捕才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1963年10月10日，中央軍校第14期畢業、于遠征印緬各役追隨孫立人的方寧，在香港出版《孫立人將軍與緬戰》一書，提及“冒牌將軍”故事。他指出，“新38軍師團長級以上的長官姓名中，固然無‘冒牌將軍’某某人，即香港報道所載‘林國章’團長云云，在全師的營連長中亦無此名”。那麽，真將軍又是誰呢？10月18日，《中國時報》的前身《征信新聞報》刊出劉放吾將軍專訪，至此真假將軍的謎底終於揭曉。騙子林彥章的假面具終於被徹底揭穿：他是廣東高要縣樂隆區馬鞍鄉人，所受教育不多，是個粗人。1934年左右在高要縣念過初中，不久在當地自衛隊當隊員，兩年後升爲小隊長，開始了軍旅生涯。高要縣失守後，便逃至廣西柳州，以販賣衣物爲業。柳州淪陷後，1944年跑至雲南。在混迹昆明期間，他結交了許多人，其中有一位是新1軍的吳待旦團長（華僑義務團團長）,他曾經說過爲英軍菲士廷解圍的故事。說者本無他意，聽者卻別有用心。於是，林便在香港冒充起“菲士廷的救命恩人”，別人對他也深信不疑，直至他被捕爲止。實際情況是，據吳待旦說，在昆明時確曾見過林彥章，至於救菲士廷事不得而知，所謂援救菲士廷之具體細節，純系林個人杜撰。

　　一些當事人在寫回憶錄時，因事過境遷難免會有記憶上的錯誤；有些史學工作者照抄他人書上的錯誤記載往往也會産生以訛傳訛的情況。前貴陽《中央日報》戰地記者、現爲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的戴廣德先生認爲，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副司令長官杜聿明在他的《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書中把第113團團長寫成孫繼光是錯的。

　　時任史迪威將軍聯絡官現爲南京市政協委員的王楚英先生，是緬甸戰役的見證人，他也指出，“劉放吾將軍1942年4月17日至20日參加仁安羌之戰時爲中國遠征軍新38師第113團團長，這是鐵的事實。”孫立人去台後被蔣氏父子製造的冤案下獄，因孫將軍被軟禁而有關其史料多被銷毀或被刻意隱匿，其中有些史實被歪曲後以訛傳訛，這也就不足爲奇了。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中國遠征軍第113團團長確系劉放吾，而不是孫繼光，更不是“冒牌將軍”林彥章。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1995年以來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200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等書中，都記載有中國遠征軍第113團團長劉放吾在緬甸仁安羌戰役中的戰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