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抗战护国：从救护队到远征军（一）
2013-05-27 09:53 中国远征军网
国难当头
僧伽为国民一份子，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自不能置身事外。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台湾、朝鲜、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训，起来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
民国二十一年，日本又以陆海空侵犯吴淞口，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争。太虚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自相残杀，乃作“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列举战则必致两败，和则得相助之益。
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太虚大师痛心两国民族之自相残杀，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大师悲感无极，随即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书，又电“全国佛教”：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僧伽救护队之成立
民国廿一年，太虚大师在潮州讲“佛法与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及地藏菩萨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说明佛法为积极救世的精神。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时日本军阀又侵犯榆关、热河，国难日深一日，太虚大师乃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同年大师诸多信众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请大师，拟创组“青年佛教护国团”，于是大师乃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定名为“佛教青年护国团”，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其主要则为从军抗战，部份则捐助，及组救护队、慰劳队、运输队等，这是日后佛教救护队的先声。
二十五年，中央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这时，僧伽应否服国民兵役问题，颇为各方所争论。僧伽既属国民一份子，自有服国民兵役义务，唯僧伽既然已经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义，要其赴前线杀敌，显又违背佛教教义，况救国之道，不限于一端。太虚大师又上电二中全会，并函请训练总监部杜（如心）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总监，请一律改僧尼为
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嗣得杜氏覆函，得以四项变通办法办理，兹录杜处长原函于下：
“太虚法师道鉴：昨奉大函，敬悉一是。关于僧道受训一事，本部业经顾虑事实，缜密研讨，规定变通办法四点如下：
（一）僧道受训得单独组织。
（二）训练服装，得用原有之短僧服。
（三）前两项如认为无须而愿照一般在俗参加者，亦听。
（四）僧道受训后之编组，不列入战斗部队。
以上四点，与尊兄虽稍有出入，而迁就事实之用心，已无二致。法师领袖全国佛教，尚希善为倡导，树之楷模，务使全国僧众，对兹非常时期管教养卫之训练与义务，不甘后人，是所幸甚。端此奉复。顺颂道安。杜心如谨启。七、二十二。”
自此，全国各省县市佛教僧侣，纷纷组设僧侣救护训练班，苏、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实行。
佛教僧侣训练，则以江浙为最多，训练课目，则有担架训练、救护训练，包扎训练、医学常识训练、军事基本动作，及班教练、连教练，最后亦有操枪训练等课目。服装仍着僧装，唯属短装。学课方面，则有三民主义、公民及政治思想等。每班训练时间，约一个半月；所需伙食费用，均由受训学员自己负担，每人五元，不够的数目，则由大寺院津贴。训练教官，均由县政府委派，不领薪金，仅供其伙食而已。
训练时间虽属很短，但七七事变后，上海战事爆发后，上海市、江苏以及武汉各地救护训练，确也发生很大的作用。举其要者：则有“上海僧伽救护队”、“重庆僧伽救护队”、“湖南佛教战地掩埋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重庆佛教徒访问团”、“湖南佛教抗敌后援会”，以及“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等组织。就中以“上海僧侣救护队”、及“陪都僧侣救护队”，都尝参加实际救护工作，而服务时间也较长，成绩也最佳，尝获最高当局传令嘉奖，其它救护队以身边数据不足，无法详述。就中最显著者，简述于次：
上海僧侣救护队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中国佛教僧众，同属国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况佛教以救人救世为怀，于是上海佛教慈善团体，首先组织“僧侣救护队”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师领队，内分三大队、分队长、队附、队员，全由僧侣担任。分队以上有总务、队务、救护三组，各组长、干事和分队长，均由上海慈联会函聘。
队员中多属佛教知识分子，对国难当头，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意志，所以在日军飞机烽火弹雨中，他们所表现的那种大力、大勇、无畏抢救伤员的精神，至足感人。当时上海中外舆论，以“战神之敌”四字赞扬他们。沪战三个月中，他们造成了惊人的成绩。
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救护吴淞、大场、浏行一带战地负伤将士，及租界难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当上海撤退时，因为伤员太多，无法收容，尚有枫林桥地方三百多伤员，并在牛庄路创办一所“佛教医院”，安置这三百多位壮士。第二天，整个南市一带地区，全被日寇占领。于是，救护工作，从战场移转到病房，全体队员，都充当看护，将医好的将士，又一个一个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继续杀敌。这时，僧侣们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医院中，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超渡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
“僧伽救护队”副队长宏明法师，原籍安徽，那时不到四十。在俗时，原属军人，曾任团长，俗名杨超，出家后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变，上海慈联会有防护队的组织计划，屈映光先生认识宏明法师，乃由慈联会聘为防护队副队长，后经宏明建议，乃改“防护”为“救护”二字，正式组织“僧伽救护队”。在淞沪战场实施救护工作三个月，由于我军转移新阵地，僧伽救护队，也就随军后撤，沿长江步行到汉口，预备集中汉口，并拟分派一队到徐州前线工作。
那知，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到汉口后，本想再接再厉，集合汉口僧伽训练，再办一所“佛教医院”，就因此遭人诬陷，竟被关了三个月，虽说是非已经澄清，原属“莫须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击，也就心灰意冷，不愿继续领导僧侣救护队，于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于是一部份队员，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师主持的“战地流动服务队”，一部份转赴四川汉藏教理院读书，还有一部份伤心过度的队员回到他的小庙去。另一部份经不起打击，怀着满腔悲愤的队员，咬着牙脱去袈裟，跑到陕北抗日大学去了。宏明法师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闭关，未几，又闻宏明发疯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条命，可算为抗战而牺牲，而上海僧伽救护队，从此结束了。
陪都僧伽救护队
上海撤退后，抗战进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护队”是继“上海僧伽救护队”之后所成立的佛教徒救护工作队。
领导这一个队伍的，原属“上海僧伽救护队”的总干事悲观法师，其原籍湖北。“上海僧伽救护队”在汉口解散之后，他经湖南，乃于二十九年，奔到重庆，下榻狮子山寺，该寺住有一百多僧众。于是他计划将该寺住众，组成僧伽救护队，遇有空袭时，便可出去救护。商得该寺住持觉道和尚及全体僧众同意后，便很快得到政府许可，组成“陪都僧伽救护队”。总队长由觉道和尚担任，队长悲观法师担任并负实际救护责任，由政府发给新担架三十副，药品器材全套，及筹备费六百元。在寺僧中选拔了七十名少壮力强的僧侣，编为四个分队。寺中职事，任分队长，总队长为对内对外的中心，不设其它部门。全体职员，全由僧侣担任，乃于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典礼大会的那一天，到有党、政、军、警、宪、机关、民众团体、各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各佛教团体代表，暨报社记者，不下三百余人，可谓盛况空前。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岸分团，特制送“同赴国难”锦旗，各报特以“脱了袈裟换战袍”标题发表新闻，唤起社会群众注意。
该队成立后，即开始医护、军事、政治常识、担架、包扎等训练，并经“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指定担任两岸一带地区救护工作。如果重庆、江北，这两处遇有敌机轰炸，必要时，临时听候联办处的命令再出动。因有这种限制，虽看见敌机轰炸重庆，亦不敢违抗命令前往救护江北受灾难民，使得该队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六月十二日，敌机又大批前来狂炸江北一带，眼看无数瓦屋，顿成火山，听到那边灾胞呼救的音声，既不待警报解除，也不待命令，悲观法师率领救护队奋勇渡江，而敌机一批又一批在头顶飞来去轰炸，他们在敌机飞过，马上寻到那些受害的同胞，先将其包扎，然后喂以药水，马上抬到临时救伤站，填了伤单，等到警报解除，才见到其它救护同志来。这次，该队总共救了一百二十三人，轻伤二十人，其余都是重伤。由于这次成绩良好，获得各方好评。第二天，敌机又来重庆狂炸，该队仍不待警报解除奔往施救，一连几天，都是走在人前，踏着火路，展开救护工作，不管道路远近，都要完成任务。于是各大小报，都竞载“僧侣救护队”消息，新民报并冠以“僧侣英雄”四字，加以赞扬！
蒋委员长于中央纪念周席上讲话，也对僧侣救护队，表示嘉许。他说：“在此次空袭期间，除空军人员能忠勇奋发确实达成他们的任务之外，其它党、政、军、警、青年团，和社会各方服务队，以及僧伽救护队，大都皆能发挥忠勇牺牲精神，尽到本身职务和义务，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点……”
由于七月九日空袭，该队抢救难胞工作成绩卓著，蒋委员长特颁给银质奖章三十六枚，奖励该队出力人员。该队先后出动抢救伤员不下二十余次，救出轻伤男女共达三千余人。空袭联合办事处总干事黄伯度先生，也代表许代表委员世英先生慰问该队，并赠送草鞋、毛巾、万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劳之意。并允许以后遇敌机来犯，该队可自由前往救护，不限制区域。
社会部，以及社会各方对僧侣救护队，历次参加服务，表现得非常良好，深深加以好评，都主张扩大僧侣救护队组织，使全市僧众，都有为国家社会服务机会。于是社会部指定觉道、登一、昌仙、续乘、本先、本立、悲观七人为筹备员，并指定悲观为筹备主任，成立“重庆市僧侣服务队”。
各地僧伽救护工作之实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首当其冲，抗日战争日渐扩大，愈演愈烈，伤者亡者，充塞路途，灾区遍达数千里，难民数百万众，华北各佛教寺院，先后成立医院，救护团，暨难民收容所，从事救济工作，兹就当时调查所得，分志于后：
一、广化寺，该寺全体僧众及各界善信，发起组织伤兵医院一所，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办，除医士聘请外界充任外，其余一切看护勤务膳宿等项，俱由比丘充任办理。共收容伤兵五百余人，组织完善。后经治愈出院者甚众，曾有开办经费收据清单，函请海刊登载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该寺成立一兵民治伤医院，内有僧伽数人，颇善岐黄，亦加入诊治。该寺地址宽敞空气流通，部署除照普通医院组织外，并特别添设慰问祈祷队，派有若干比丘，时时向各受伤兵民，加以安慰；或讲说我佛牺牲救世精神，使听者愉快，安心调养，朝晚定课，祈祷国难和平，及全体受伤兵民回向。先后入该寺治疗者，达数百余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该寺设妇孺收容所，专救护热河，滦东一带逃难来之妇孺，内部组织，规模宏大，先后收容妇孺数以千计。
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平日对于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热心，特就该寺启建法华道场四十九日，延请戒行精严者数十人，逐日讽诵大乘经典，礼忏拜愿，为战区死者超渡生者祈祷，并组织一救护队，由该寺青年，挑选成立，出发赴前线，参加各地救济团体，从事救护工作。
五、此外华北居士林，由林长胡子笏居士提倡，推举男女居士多人，至各医院为招待或看护员，补助临时各种工作，兼调查各医院实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报告，以便设法补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护。
六、以上所举都见“海刊”十四、七“通讯”。这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华北间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京沪各佛教寺庙团体，对救护伤兵与难民，亦不让于任何地区。或以寺庙掩护官兵，或以个人参加救亡工作，为国家效劳，亦复不少。最显著者：则有
（一）镇江焦山寺，掩护该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数十名，一律改僧装，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终于脱离险境。
（二）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挟在难民中，予以救济，廖耀湘将军，即其中之一。
（三）当阳玉泉山，在宜昌沦陷后，该山全寺僧侣激于义勇，自动动员给济游击队，打击敌人，后被日寇发觉，派大批武力围攻，将该寺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卫大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
（五）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国寺某僧，因供给游击队情报，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沪战爆发，上海比丘尼众，联合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
（八）上海沦陷后，西门市关帝庙开办施粥厂，并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负责，直至胜利后始止，全活难民无数。
（九）广东南华寺全体僧众，抗战发生后，每以绝食一日捐献给国家，从未间断。
（十）京沪撤退，江南大批难民，均逃至苏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绅联络上海慈善团体，于各寺庙成立难民收容所，共收难民三、四万众，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陆续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团体或个人对国家献金，或帮助劝募公债。江苏各大丛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宁，宝华，在抗战时期，都承担巨额公债。以及甘肃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县佛教会发动“佛教号”飞机运动，凡此种种，佛教僧众于抗战救国，无论为精神上，或物质上，都表现出“救国不让人”的精神！
——摘自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之第二十七章“佛教对抗战护国之贡献” （篇幅所限，有删节）
文章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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