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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母亲的老战友 她落泪了
2013-11-28 10:00 中国远征军网

  昆明最后一位远征军女兵陈庆珍虽然已离世3年,但她的故事却长久留在大家的心中,她临终前想得到一枚勋章的遗愿,也终于达成——昨日,陈庆珍的大女儿伍建华来到本报,代母亲领取了抗战功勋奖章。
 
  与此同时,与陈庆珍同时入缅抗日的远征军老兵王章文也从红河州赶来本报,领到了属于自己的荣誉。“从2005年开始,他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一枚奖章,今天终于如了他的愿。”陪王章文来领奖章的四女儿王金坤说。
 
  陈庆珍已无缘亲自戴上这枚沉甸甸的奖章,但庆幸的是,她的后人分享了母亲的老战友戴上奖章后的喜悦。看到伍建华忍不住落泪,王章文慈祥地对她说:“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你们也要坚强。”
 
  老兵陈庆珍
 
  翻越野人山的远征军女战士
 
  自从9月3日看到本报为抗战老兵颁发功勋奖章的报道后,远征军女兵陈庆珍的女儿就想着能为母亲补领这份荣誉。作为第一家让陈庆珍走进大众视野的媒体,本报记者更没有忘记一个远征军女兵最后的遗愿。
 
  陈庆珍于1920年出生在云南玉溪一大户人家,1942年随部队远征缅甸,和同为军医官的未婚夫举行了浪漫的战地婚礼。新婚不久即遭遇战事失利,这个文弱的女护士选择了最艰险的撤退之路,翻越野人山原始丛林,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到昆明。
 
  抗战胜利后,被缅甸政府关押的丈夫突然人间蒸发,陈庆珍一直等候丈夫归来,可其丈夫从此杳无音讯。自1953年10月至1975年6月,陈庆珍一直担任着昆明铁路医院助产士,迎接了无数个新生命。一个瘦弱的女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在那段特殊年代里,陈庆珍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度的摧残,但她坚强地活了下来。读到吉鸿昌将军的绝命诗后,陈庆珍曾写下:“恨不抗日死,至今蒙难耻。若不为儿女,我何惜此头。”
 
  一生想得到老兵的荣誉与认可
 
  作为昆明最后一位远征军女兵,陈庆珍的故事三年前经本报报道后引起极大反响,而更让读者感动的,是她那美丽的灵魂。陈庆珍只有1600元的退休金,但她却省吃俭用照顾几个比自己困难的远征军老兵,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哥哥”。病重住院时,陈庆珍连维持生命的必需品都不舍得用,一心惦记着要把1万元血汗钱留给其他远征军老兵。
 
  尝尽人间百味的陈庆珍早已看淡名利,但她一生都想得到抗战老兵应有的荣誉与认可。2010年3月23日,搜狐网关爱老兵论坛的志愿者为老兵制作一批“民族英雄勋章”。陈庆珍得知后激动地说:“这枚勋章比黄金珍贵!”遗憾的是,2010年10月11日陈庆珍因病抢救无效离世。那枚“比黄金珍贵”的勋章,陈庆珍在有生之年没能得到。
 
  陈庆珍曾写道:“个人是渺小的,但我今生问心无愧。对国家,我尽了忠;对社会,我尽了责;对家庭,我尽了力;就是不在了,也能瞑目……”昨日,替她到本报来领取勋章的大女儿伍建华,终于完成了母亲的遗愿。
 
  老兵王章文
 
  要来领奖章 老人激动得睡不着
 
  与伍建华同时来到本报的,还有另一名远征军老兵王章文。
 
  一直关心国家大事的王章文2005年看到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的公开讲话后,无比兴奋地写下了自己的抗战材料,希望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但对方却以他是参加国民党军队为由回绝了。自尊心很强的王老再也没有提过这回事,他告诉记者,民间的志愿者对他很好,逢年过节都去看他,他很知足。
 
  “今天要来领奖章,他激动得睡不着,躺了一会儿就起来了。从2005年开始,他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一枚奖章,今天终于如了他的愿。”陪王章文来领奖章的四女儿王金坤说。
 
  王章文的哥哥和弟弟也都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哥哥当年支援边疆建设至今留在新疆,而弟弟却随军队撤退到台湾。每年的清明节,弟弟都会回大陆探亲,兄弟俩见上一面。王金坤说:“父亲嘴上不说,但我们都知道他心里很想去一趟台湾,他经常给叔叔打电话,现在每天必看《海峡两岸》。”
 
  “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你们也要坚强”
 
  王章文1923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相对于比他小三岁的陈庆珍来说,他的家庭异常贫寒。读过私塾的王章文曾就读于国民党陆军军校下设的南京机械化学校,随部队开赴缅甸,参加了远征军滇西大反攻。
 
  当和记者一起听完王章文的讲述后,年逾六旬的伍建华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不断问王章文,当时有没有见过后方的医生,还记不记得那些医生叫啥名,她多么希望和父母同时入缅抗日的王章文,能告诉她父母不为人知的过去。
 
  遗憾的是,虽然王章文确实见过不少医生,但71年过去了,这个负责运输伤员的汽车兵再也回忆不起,是否见过一个叫陈庆珍的女护士。
 
  和伍建华合影后,王老小心翼翼将奖章取下装在盒子里,他摸着盒子说:“我现在已经四世同堂,有了这个奖章,对子女们终于有了交代。”看到伍建华落泪时,王老慈祥地对伍建华说:“不要难过,应该高兴才对。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你们也要坚强一些。”
 
  忆战场
 
  唱着军歌迈过国界
 
  虽然已经90岁高龄,王章文仍然声如洪钟。他大声说:“军校训练很严格,地上会跑的我都会开。”
 
  1939年,王章文开着轻型装甲车和同学奔赴广西昆仑关战役,战后学校也迁到了湖南。1942年,王章文毕业分到第五军200师司令部任驾驶员。王章文至今还记得,正是他毕业的当晚,收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消息。
 
  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王章文随部队开赴缅甸。部队在畹町桥举行出征誓师大会,王章文唱着军歌迈过国界,歌词他至今牢记在心:“为我中华民族独立自强,走,走,走,走向国际战场,宁死不投降。”
 
  王章文当时先从后方运武器弹药到前方,再从前方运伤兵到后方医院。日军飞机不断袭击运输队,白天不敢走,晚上走也不敢开车灯,都是前面开辆摩托打着手电筒。
 
  王章文清楚记得,他们撤退于1942年的4月29日晚上。刚撤退出来不就后,就被一条江拦住去路。小桥已被炸毁,王章文只好将汽车丢弃,涉江后走了20多公里路,才赶上本军的汽车。
 
  撤退路上九死一生
 
  相对于陈庆珍,王章文要幸运得多,他避开了荆棘密布的原始丛林,和后勤部队顺着公路退了回来。但王章文还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乐观地认为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撤退回程路过一个转运站,在此处王章文意外得知草丛中藏着一辆福特小汽车,驾驶员在前方牺牲。转运站站长同意王章文将福特车开走,但条件是将其侄子带回国。
 
  驾驶着福特轿车,王章文一路开到了保山,“3天没有吃饭,肚子饿了就吃点从转运站带来的白糖,口渴了就在马路边河里喝点水。沿途都是撤退的华侨,路边村庄早已没有人居住。”他叹气说。
 
  王章文在保山找了家饭馆,结果饭店刚把菜炒好,二十几架日机在空中轰炸保山城。王章文扭头就往北门跑,炸弹就在身边四处开花。“我趴在路边的一条水沟里面,只听见头顶上炸弹哗啦哗啦炸下来。扭头一看,一条被炸慌了的长蛇正从我身上爬过,足有小碗粗。我一动不敢动,只求它赶快逃命,不要伤害我。”
 
  “我打的都是日本鬼子”
 
  返回城里后,王章文顾不得饥渴,从北门一口气开到保山大板桥,此时汽车没油了,离合器也烧坏了。幸好路上有辆坏了大卡车,王章文把大卡车的离合器换上,又在路边找到一个汽油桶,这才继续上路。
 
  直到大理,王章文才吃上撤退回来的第一顿饭,然后连夜开了两天车赶到昆明。随后他一直在昆明休整到1944年,参加了远征军滇西大反攻。
 
  相对于第一次战败,再次踏上远征之路的王章文要自信得多。“第二次我们是有准备的,而且美国的十四航空队也来了,有飞机掩护,我们运输队就好得很多。”远征军一举收复龙陵、芒市、遮放、最后在畹町和缅甸、印度反攻回来的远征军胜利会师。
 
  1946年,王章文请了长假,在昆明开商车,直到云南解放后到了云锡建安公司运输队,直至退休。“我打的都是日本鬼子,我手上只有日本人的血。”王章文一字一句地告诉记者。
 
文章来源《云南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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