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入缅抗战亲历记
2012-10-15 10:48　中国远征军网

  我的父亲朱则寅[1920-1998]湖北浠水人。1940年国民党中央军校军官班十期（四川铜梁县虎峰镇）毕业，分配到位于四川綦江的第二补充训练总处，后改编成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朱则寅被任命为直属辎重兵团第九连连长，时年22岁，1942年开赴缅甸作战，后官居中校，1949年随部队在贵州遵义起义，解放后曾任遵义市政协委员，贵州省黄埔同学会理事，1998年去世。这篇文章是根据其1990年前后所写的回忆录整理而出，其中文字情节如与史实不符，敬请编辑或其他读者予以更正，不胜感激。另外，文中提到的为国牺牲的朱开诚烈士不知有没有人知晓？今年恰逢是第一次入缅抗战70周年纪念，谨以此文向为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而牺牲的千百万烈士致敬！
                                                                                 

                                        
　　一九四0年，我在四川铜梁县的中央军校军官班十期毕业分配到綦江补充训练总处任参谋，该处后来改编为六十六军，处长张轸改任军长，一九四一年我被派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培训，到十一月还未毕业，就接到电报，火速回队，部队要开拔了，十二月份部队向贵州省普安县进发，途经贵阳时，我被派到原贵州省政府右侧的测绘局领作战地图，一共领了三份地图，后经贵州省晴隆县（原安南县），著名的“24道拐”到达滇黔边界的普安县，县城是在山顶上，一条小街，军部就驻扎在这里，我们参谋处就住在军司令部对面一幢小楼房里，我把地图卸下，准备分送给各师，听参谋处的人讲，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和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正在军部开会，我就通知他们来领地图，刘伯龙亲自到参谋处来，和我握手致谢，刘师长个头矮小，贵州龙里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他的“靠山”很硬，其人脾气古怪，喜欢杀人。解放前夕，在晴隆被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枪杀了。新三十八师长孙立人，四十岁左右，但头发斑鬓，安徽人，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校毕业，又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国内就读于清华大学，是校队篮球运动员，去台湾后被蒋介石涉嫌关押三十多年，现在已获释自由，已近九十岁了(1989年记）。六十六军另外还辖新三十九师，师长是我们军副军长官全斌兼，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就读于某大学，四川人，但新三十九师暂时在綦江整编，后来1941年调防到云南弥渡县。

　　我回到参谋处不久，派我和一位徐参谋到云南东部，师宗，罗平一带去调查兵员地理，准备今后的防地，这时已是1941年的十二月份了，我们乘汽车先到滇黔交界的平彝县（现更名为富源县），然后向南徒步走，一路上有些寒意，我们穿了棉军衣，但沿途的老百姓，只穿一两件单衣，他们似乎不怕冷，走了两天到罗平县，拿军部的公文，找那里的县长，我们一跨进县政府的办公室，就看到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每张办公桌上有一盘鸦片烟灯、枪、公开 吸大烟，这在湖北要抓来枪毙的，而在贵州也只能躲藏在家里吸食，只能半公开，而在云南却当吸卷烟一样，客人来了就招待吸一口鸦片。我们找到了县里的负责人，拿出军部的介绍信，他们就将该县的一些地形、气候、道路、村庄等作了说明，我们一一记下，在罗平只住一天就又徒步走到师宗县，滇东这些小县很穷，大多数人都吸食鸦片，好吃懒做，在师宗也是把情况了解后住一宿就到陆良县，在陆良住一天，陆良比那两个县稍好一点，不过都很闭塞，我们的任务就是到这三个县，取道曲靖回普安，曲靖正当交通要道，是滇东门户，有米轨火车通昆明，昆明有铁路通越南边界老河口，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不与外界接触，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所以铁路不用准轨，而用米轨到老河口后全部人货下车，再上越南的准轨火车，（准轨是全世界统一宽度的火车轨道，从法国坐火车通过东欧，莫斯科、中国大陆可以到香港，将来的国际列车可以垮国运行。）为什么我们军队驻扎在普安呢？因为当时中央曾电告龙云，准备派部队到缅甸战场必须先令部队到达云南待命，否则途程太远运输工具缺乏一旦战事紧急就增援来不及，先是龙云不同意，后来是为了全面抗日战争，国家生死存亡问题，不管他龙云同意与否，直接把新二十八师，新三十八师率先开赴云南，转赴缅甸。

　　我和徐参谋在曲靖搭乘汽车回到军部所在地普安。回来后情况有了变化，军成立直属部队辎重兵团，程中孚任团长，河南人，我被任命为第三营第九连连长。营长官哲谦，是副军长兼新编三十九师师长官全斌的弟弟。我是全团年龄最小的连长，才二十二岁，团长喊我“小连长”，每天朝会唱国歌时，没有人会指挥打拍子，我就上台子去指挥唱国歌，4/4的拍子很好指挥，三个排长年龄都比我大，我只记得第一排中尉排长姓杜是新二十八师调过来的，他们都怕刘伯龙，新成立的团没有兵，只有班、排长、司务长、饮事员等人，命我们到毕节去接新兵，从普安到毕节，有四、五百里路，要从安顺，到清镇转向西北方，往黔西、大定（现为大方县）才到毕节。要走一个三角形，时间紧迫，立即出发，当时已属冬令，腊月要过年了；每天以六十华里的行军速度，经晴隆、关岭、镇宁、安顺、清镇、折射西北到黔西、大定而毕节，谚语说：“黔西大定一枝花，毕节威宁苦荞粑”。一枝花指的是好女孩，苦荞粑说的是毕节赫章威宁一带贫困得很，当地的荞麦是苦的，土黄色的粑，吃起来有点苦味，不像一般的荞麦的面是黑褐色的，吃起来是甜的。记得是腊月二十八日到达毕节，在那里休息了两天过年后才开始接新兵，新兵兵源是四川泸州师管区送到毕节来的，每连四个排，接了120人左右，正月下旬接完兵准备出发了，临出发的头一天晚上司务长开小差跑了，带了些钱粮走也无法去追赶，有人说可能跑向二郎滩到仁怀赤水方向去了，那个司务长是别人介绍来的，是汉口人，大概十八、九岁。我们以为多是湖北同乡靠得住，谁知竞拆墙脚，司务长是管伙食钱的，当然损失一些，记不清他拿出了多少钱。只得又在班长里选一个当司务长。

　　兵接齐了，浩浩荡荡一千多人，又寻原路回普安，天已下了一场大雪，毕节到黔西一带山路全是油光凌，路面像镜子一样，大定、黔西之间都是上、下坡山路，行军路上、跌倒的人，“此起彼伏”地只听见咚咚之声，我在开头几次下坡，都是快点跑下去的，但是在羊肠镇的一个长下坡时，在跑动中，一下子摔倒，羊肠镇位于大定黔西之间，那里有个山洞，据说在洞内制造飞机的发动机，（可能是装配）那里不怕飞机轰炸，找不到目标，过大定，就有新兵病了走不动，有一个病得厉害，我们用担架抬着他走，找药他吃。回到普安时已是1942年的2月份了。是年２３岁。

　　部队到达普安后，忙着给士兵的衣服给养，并加紧训练，辎重兵团按编制，是有汽车、骡马等配备的，但战事紧急，汽车只装备给辎汽兵团，而军的直属部队只能像步兵团的装备一样，名是辎重兵团，而实际就是军直属的步兵团，因为军部没有步兵团的编制；第一营营长是王中，与我有点相好，他是少校副营长，第六连的连长姓刘，是湖北广济人，还有个姓汪的连长 ，河南人，他是第八连，其余的人我都忘记了，到三月份，军部及辎重兵团接到命令，立即开赴缅腊戌待命，军部的人是坐汽车去昆明的，部队人多只能徒步行军，两天到盘县，次日到云南富源，然后沾益、曲靖、沾曲之间一段也有小火车通，再经马龙县才进入昆明市，在进入市区通过之前，要把部队整理好，注意军容，宿营地是昆明西边海子街，在市区不能住宿的，眼望滇地，一片汪洋之海，波光粼粼，水天一色。当连长事情最多，因为连是一个战斗单位，在行军中，住宿吃饭两大问题必须做好安排，在行军途中，早餐在四、五点吃，晚餐一顿到达宿营地才得吃，中间隔十三、四小时，抗战期间的军粮是五花米、砂子、草子、谷子、杂七杂八的粗糙大米，一早吃饭，饭是夹生的，也没什么菜，汤汤水水的青菜，还得吃饭，否则途中买不到东西吃，吃完早饭后，这时已天麻麻亮，收拾驻地，还东西 ，打扫卫生，再派人前去打前站，即先行出发到当晚宿营地点找好房子，一般是派司务长、饮事员一人或班长等，然后部队以常行军的步伐之路，一个钟头十华里，中途还要休息一两次，是否有病号，掉队的，总之要把全连官兵照顾好，安排好，晚上连长还要查夜，看士兵睡得怎样，一夜也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从海子街出发，目的地是安宁，约四十华里，听说到达安宁后，全团都要乘汽车出发，主要是为了加快行军速度，缅甸我军的三十八师与日本人打了几次仗了，情况紧急，再路程太远，从昆明到边界的畹町就有500多公里，到腊戌还有180英里，（一英里=三华里）如果行军要走二十多天。到安宁后是下午二、三点钟，团部通知各连领军粮及其他装备，分配给我连大米500多公斤，我没有要，因为我们的军粮够吃的，领多了，难得带，后来有人说我傻，吃不完可以卖嘛，当时我年轻，从来没有想到去贪分外之财的事，一心一意替国家效力，满腔热血，投入到打倒日本的战争中去，拼将热血洒头颅。在安宁的一晚忙得不亦乐乎，每连分配5辆汽车，这汽车都不是政府的车子，是征用的商车。当时商车是私人老板的，在贵阳昆明之间跑生意，有的暗中贩运鸦片，云南的白药，三七都很有名的。为了抗战，为了救亡图存，日本强盗想置中国于死地，当时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北至大连，南至湛江，全被日本海军封锁，外国援助的军火、医药、装备、粮食都运不进来，唯一的通道是从缅甸的仰光用汽车运到昆明，现在日本人又把仰光侵占了，这样大陆中国的所有陆、海运输线全被封锁。只要是爱国的中国人无不同仇敌忾，所有征用商车作运送部队，无人不听从，也不能不听从，军令如山，谁敢违抗，况且征用的商车还是付给运费，言明送畹町，腊戌就可以回来，回来时还可以在当地买些东西做笔生意。
我忙了一晚，几乎没有睡觉，次日一早就出发，每车坐30人，车与车之间距离50公尺，车后挂上联络记号，这时是1942年的3月份了，日本人自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军方主力，全被摧毁。日寇猖狂向东南扩张，一时关岛、香港、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全被侵占，真是势如破竹，风卷残云之势又进军缅甸，很快仰光失守，英、美等国，一时仓皇失措，无还手之力，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抵抗不住，在仁安羌一役，七千英国被日本军队包围，幸我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及时赶到，击退日军，解了英军之围。这时日军正向曼德勒进军，曼德勒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位于伊洛瓦底江中游。是一重镇。中、英、日三方正激战于此地。

　　车队出发的第一站宿营于禄丰县。因为今天出发得迟，所以只走了五六十公里，禄丰县城离公路还有一里多路下了车还得走一会路。第二站的宿营地是楚雄，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驻在地，城边有一个很大坝子，简易的飞机场，第三天宿祥云县，第四天宿下关（属大理县），第五天宿永平县，第六天宿保山县，休息一天，保山是滇西重镇，附近有个诸葛亮的村寨，这一带的老百姓，视诸葛亮为神明，保山城里也有一家开书店的湖北黄坡人。休息一天整理连队、领给养、开会，只上街去逛了一下就回连了。第八天浩浩荡荡的军队继续西行到达龙陵，到龙陵县之前要过怒江上有名的惠通桥，桥为铁索吊桥，江两岸悬崖峭壁水流湍急，名为怒江，顾名思义，江水通过礁石白浪翻滚，声声雷鸣，像发脾气的样，所以得怒江。一过惠通桥，公路路面全是沥青路了，当时国内很少沥青公路，原准备修到保山的，现因战事紧急，来不及修了。车行在柏油路上要平稳得多。第九天我们车队经过芒市（现为潞西县）在夕阳的斜射下抵达边境小镇畹町，隔一条小河对面就是缅甸境了，芒市一带都是水族人多。每年的泼水节全国闻名，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参加过芒市的泼水节。

　　在畹町宿营往下之后，团部通知各连的汽车如有坏了的，或者亟待修理的可以撤换下来，另外派车补充，其实我们只有一辆车有点毛病，但是商车主听说可以换下，就纷纷找我，要求放他们回去，说什么他一家老小全靠跑车装货生活，又是什么老婆、孩子无人照顾等，真真假假，当然难以相信，可我这个人心地慈善，见不得别人诉说祈求，答应他们把我连四辆汽车全部放回去，另外向团部要了四辆。次日迎着朝霞，兵士们坐上了新派来的车子，缓缓地驶过小桥，呼吸到缅甸土地上的空气了，一时畹町桥畔，车流如龙，使沉寂的缅北，变得忙杂热闹起来了。过了桥就是九合镇，镇虽小但商业很热闹。大都是华侨开的铺子，晶莹灿烂的各色宝石，就摆在商店的玻橱里，缅北是著名的宝石产地，在密支那一带，价钱很便宜，况且在永宁出发之前，我们每人发了25元的缅币津贴，很想买几颗尤其是天兰色的宝石，我非常喜爱，可是眨眼一想，我们这是上前方去打仗的，战争就意味着人们的生死未卜，很遗憾地没有买。转身我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了一杯牛奶咖啡喝，牛奶是新鲜的，一杯牛奶咖啡的售价只收一分钱。当然现在这种价格是难以想象的，味道太好了，我一路喝起走，只要汽车到大、小站停，我就下来买牛奶咖啡喝。畹町离腊戌有180英里。在缅甸只说英里，缅甸大、小公路，不论主线、支线全部是沥青铺的路。我坐在驾驶室里，虽然是大卡车。但在平整的沥青路面上行车，等于坐小轿车一般。这是在国内的公路上尝不到的滋味。畹町到腊戌180英里。

　　车一抵腊戌是下午三、四点钟。叫我们连去领大米、罐头，缅甸的大米是世界上有名的三大粮仓之一，西贡、仰光、曼谷，这米的颗粒，又白又长，煮出来的饭，不要菜都能吃几碗，又香又滋润。于是兵士们把国内带来的军粮“五花米”，全部送给老百姓了。罐头有肉罐头、菜罐头，菜罐头多是豆类，在国外的伙食标准比在国内高多了。当时腊戌很乱，我们下车的驻地 ，离腊戌街区大约有半里，望得见，街上的商人都跑了，大店铺都关了门。到处是枪声，但这些枪声找不到发自何处，这里离前线还远得很。从房子上、从窗户、从门背后、从树上，总之从四面八方都有子弹射出来，射向人群。这种冷枪防不胜防。我们军长张轸的亲侄子。六十六军补充兵团团长张致广被冷枪击死。他是一位上校军官，一踏上腊戌就莫名其妙的被黑枪击死了，军长用他在普安驻扎时买的一部雪弗莱小轿车，派我的同学张夔将尸体送回昆明埋葬的。当时谁也顾不了这些死人的事，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军队是开赴一个敌视中国军队的国度去作战的。缅甸原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多少年了，日本军队一攻下仰光之后。拢络了一批缅甸卖国而有点名望的僧侣首领。日本编造的慌言说：“你们缅甸长期受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残酷统治，我们大日本皇军到缅甸来把英国统治者赶走了，我们是来解放缅甸人民的，现在中国军队开到缅甸来帮助英国人打仗，中国人想继英国人之后来把缅甸当中国的殖民地，难道你们欢迎中国人来统治你们吗？”。正如希特勒说过慌言说上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缅甸的佛教头头大都有权有势，这些受日本人拢络的佛教头面人物，中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圈套，也慑于“皇军”的淫威，就向全国僧侣及老百姓发出了仇视中国军队的号召。到处组织暗杀，当时中国军人，凡是单独外出行动及溃散的非战斗人员的伤亡，不计其数。

　　为什么缅甸人对佛教首领这么服从呢？因为他们有个传统，小孩出生后到了六岁要想受教育读点书，必须先进寺庙当和尚。读到十二岁，要反俗也可，继续当僧侣也可，所以缅甸的男人没有不进过寺庙的，日本人了解这些，就是拢络好有名望的大法师，只要头头一号召，全缅甸的人就得听他们的。

　　抵腊戌的下午二点多钟，我连接到军部的命令要我和第五连的刘连长各率领两个排，由营长官哲谦带领，连夜出发，目的地只有营长才知道，两百多人全部乘坐汽车，我把连内的工作交给副连长，我什么也没有带，行李留在连部，只背着一个皮图囊，装上我在遵义买的那张世界地图，脚上穿的一双半统球鞋，也是在遵义买的，只带一条军毯洗脸用具等，就坐上了汽车出发。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道路是生疏的，为了防止汽车掉队，每部汽车的后面，挂上一根白色毛巾，作为联络信号，最前面有部车上有向导，营长就坐在第一辆车上，车一直往前开，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直到天亮五点多钟，车才停下来，一共是八部汽车的人，在一个小村子边下了车。营长交待任务，两个连各分配防地，就在这条通曼德勒的公路两侧防守，一面将公路破坏，防止日寇的坦克通过，听说这里离眉苗很近，晚上一共走了十个小时，估计有200公里远。已经一通宵未睡眠，住下吃了饭，就命令兵士挖公路。我们带来了十字镐和铁锹，路面挖得有两公尺深，五六公尺长的一个大凹槽，估计坦克、汽车都开不过来。入夜还得警戒放哨、查哨，当连长更是不能麻麻痹大意。通夜都得操心。次日又加紧挖战壕做好防御工事。送我们来的商车老板也就是驾驶员，个个无精打采，又不能走，我们挖工事，他们就坐着看，等待他们意想不到的厄运。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我们没有通讯联络，不知在腊戌军司令部的情况，也不知道我们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缅甸老百姓和我们语言不通。对于手势也不懂，又没有缅甸的作战地图，世界地图上只看到个大概。真是四面天黑，只是守住那条公路，但不见日军到来，也听不到枪声，当地人对我们也不欢迎，也不支持，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他们也莫名其妙，也无可奈何，相对无言。我们中国军队几百年以来，第一次在国境外作战，连简单的准备也没有，也没指北针，分不清东南西北。好像是一个瞎子、聋子、哑巴身处在陌生的荒郊。

　　第四天（大概是1942年3月底4月初）营长接到军司令部的命令，叫我们迅速徒步撤回腊戌，因为回程的公路都被破坏了，车不通，桥梁也被炸毁，我们乘去的八部汽车，叫就地破坏，驾驶员随军撤退。我记得这天是刚刚天亮接到的撤退命令，匆忙中，只把汽车上的重要的零件拆了一些，来不及在破坏了。兵士们迅速集合往腊戌方向，沿公路迅速行军，过一条小河是淌水过的，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小警卫员是个四川人，才十七岁，他紧紧跟着我，说：“连长不要把我丢了，我一定跟你走”。开始部队还是列队行军，直到下午三点多钟，要过一道公路桥，河对面的人大声喊，快点跑步通过，桥马上要炸了，果然，桥上绑满了黄色药包，导火线牵满了，我们大家小心快步的走过去了，过了桥不到十分钟，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桥炸垮了，烟雾弥漫。这时我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原来一早到下午三点多大家都没有来得及吃饭。我的那个小警卫员只记得姓张，不知在那里弄了些饼干来给我吃，又找来一搪瓷缸荼。离桥不远在一个拐角的公路边，我叫炊事员火速架上行军锅，找些柴来，叫煮点稀饭吃吃，兵士们暂时小憩一下，否则走不动了。吃了稀饭，人又有点精神了，继续上路，这时几位驾驶员来向我说：“连长，我走不动了，跟不上你们，我们在后面慢慢走可以吧？”我一看他们两脚打起了血泡，原来他们穿的是皮鞋，开车的人，那里走过长途步行，况且皮鞋又打脚，我只得允许他们一定要跟着慢慢走，掉了队，这里很危险，不比在国内。这时营长来对我说，他要搭一部便车先回腊戌向军部汇报，队伍叫我负责带领继续往腊戌走。于是他就上了一部便车走了，他身上还挂有一只白朗宁小手枪。

　　队伍仍然整齐的向腊戌快速行军，不料行至天黑，估计离腊戌不过十多英里时，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这时正在穿行一个树林，天黑得相互认不清，只听得岔路口有人“哇那！哇那”的大声叫喊，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刘连长的那一连两个排走在前，只见前面的士兵纷纷向两边田野树林里散开，岔路口那边的枪炮猛烈的向这边扫射过来，一下子把队伍打得四散，我们大约对射了半小时，就听不到枪声了，黑夜看不见人，不能大声呼喊，因为双方对射时，我隐藏在一个田埂下面，等枪声停止后，抬起身子，只见身边只有两士兵和第五连的一位叫高洁的排长，一共才四个人，只有一支步枪，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不能乱走，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有等待到天亮看附近是否有我们的士兵，就这样，我们在一个田埂上一直坐到天亮，在天色的微明中，我叫一个士兵到树林中去看看有没有我们的士兵，他去了一会儿，到处看，连一个人影子没有。已经接连几个夜晚没有睡什么觉，尤其是昨天往大约晚上九点一直坐到天亮五点过，实在有点疲乏，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一天只吃了碗稀饭，大约走了180华里远的路程，四下瞭望一阵后，实在找不到一个人，不知那些士兵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身处困境。我就拿定主意说，先找个村庄，弄点东西吃了再作打算。于是我们四人就撇开公路，往山路朝腊戌方向走去，大约走了两个钟头，就到了一个缅甸的村子，但语言不通，我们只有自己进屋去找，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只见厨房有些半生牛肉、半生鸡肉还未炒，实在饿得心慌我就把生牛肉、生鸡肉吃了一些。这时忽然走来了一位广东华侨。我们交谈了几句，他说日本军队占领了腊戌，不能再到腊戌去了。我们在眉苗附近守着通向腊戌的公路，日本人又怎么绕道占了腊戌呢？这事后来才知道，我们在缅甸的防线是第六军守左翼，第五军守中间，英国军队守右翼，而六十六军的三十八师是机动部队，三十八师在曼德勒前线，二十八师是防守腊戌附近，自我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救出了在仁安羌被围困的七千英国军队之后，防守在右翼的英国守军，悄悄的往东撤退到印度去了，也没有通知这边远征军司令部，这样右翼就空出了一个大缺口，因而日军绕道直驱腊戌，将我们包围在缅甸腹地了。英国军队是胆小鬼，他们命贵，怕了日本军队，由于情况突变腊戌城没有战斗部队，这样一冲，全跨了，情况不妙，兵败如山倒，搞得极端混乱。

　　那位广东华侨说，要绕过腊戌，往腊戌北面往中国方向走才行。他说必须过河去朝北走，村庄面前有一条河，他说这里水深没有桥没有船，要走十多里到上游浅水处过河，他立即义务给我们带路，顺着河走了十几里到达一处浅水河床，他说过得河去顺着一条沥青公路走，那条路就是通腊戌北面的。我还向他学了几句缅甸话，什么饭、油、怎么走等简单的语句，我把发音记在本子上了，现在只记得饭叫“烘烤”。真是他乡遇故知似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位侨胞，在国外才觉得中国人的可亲可爱。

　　过了河后那位华侨就回去了，我们就顺着一条沥青路，走呀走的，路上又会合到其他部队失散的几个士兵，于是我们一道，从上午走到下午，我们在一家缅民家中找了些饭吃，又在途中空房子里找到了一些面粉和大米，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时，天上飘着毛毛雨，我们皆无雨具，身上已渐渐淋湿了，到了天色入夜时，只看得见沥青路面上的反光知道是路，但是人太疲倦了，大家没有尝过瞌睡走路的滋味吧，这次我都亲身体会到了，基本上是半睡眼的状态往前一窜一窜的走，一会醒来，一会儿双眼紧闭的走，四周漆黑，也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大约到了晚上10点左右人实在支撑不住，已经五天五夜没有睡眠，还要走路，我是尽了最大的耐心也支持不了，这时直到有几间竹楼民房时，屋内空无一人，在公路边上，人们都是全身衣服淋得湿透了，我说，管他什么情况，今晚大家就在这间空屋子里睡到天亮再作打算，所谓竹楼，是缅甸及云南边境等少数民族的一种房舍，全部用竹子搭成的房子，离地面约一公尺高，好像吊脚楼一样，我们顾不得一切，就连身全湿的睡在竹楼上，因为太疲倦了，一觉醒来已是天色微亮，身上的衣服已经给体温烘干了，然而大家都没有得感冒，天亮后，看清了日出的方向，从那张大世界地图上看，我们只有一直朝东方走，才是云南边境。公路上似乎是战乱后的情景，有两三部小轿车停放在公路傍边，离小车不远处地上杂乱的堆放着二十多辆新的自行车，还有些衣物等，多半是匆忙逃难的人们遗留的，我对士兵们说，什么东西也不能要，我们只要粮食、油、盐，有了吃的就不怕了，这时随我们在一起的大约有一二十人个了。于是我们不再顺着沥青路走了，那条路是直通腊戌的，我们就横向的择小路朝着东方太阳方向走。不管什么路，只要是方向不错，终会走到云南边境的，那时我就是这么想，这么做的，他们只得听我的指挥，这是撤退的第三天了，第二天大约走了90公里，这天我们又从日出走到日落，经过些什么地方不知道，途中也没有碰到缅甸老百姓，更没有碰到华侨，无从问路，目前只知道腊戌失守，看来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很快的开到畹町进入滇西了，所以更不能朝北走向畹町，走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远远望见了公路，我们刚刚要走上公路，就听到了隆隆的马达声，我就闪在一旁隐蔽处观看，一会儿，日本人的坦克，运兵车一连串的开了过来，我们离他们不过二十多公尺，不过我躲在一个死角，公路方面看不见我们，等车队开过之后，我们就在公路西侧的一个小山凹处休息，计划怎么穿过公路，到达公路东侧，恰巧我们要通过的地段，公路上有些房子，我们就走到房子背后，听到里面还有敲击声，说明这里有日本人住着，因为我们一共才有两支步枪，子弹也不多，不敢冒昧的与日本车队接触，晚上我们悄悄地直到房子背后，等待机会过公路，我前去查看地形，怎么通过，过公路后又朝什么地方走，谁知房子四周有铁丝网，上面网很多铁荆棘，既要通过铁丝网，又要不弄出声响，又要快速通过公路，我回到他们身边，把情况一一交待清楚，我说稍等夜深一点，房子里的人睡了，我们就行动，我们没有工具把铁丝网剪开，只能用人拉住，一个能通过人的缺口，一个个鱼贯、穿过去。大约深夜，房子里的灯也息了，我说我走在最后，由我把铁丝网拉开一个洞，大家迅速通过，再跑步到东侧的一个斜山坡背后集合，不准有声音，动作要敏捷。果然，我把铁丝网双手拉开后，兵士们一个个的无声无息的穿过去了，他们一过公路就朝我说的山坡背后跑去，我是最后一个通过的，一切正常，没有响动，到了山坡背后，我说找一个松林底下，大家睡觉，明天再作打算。
　　
　　是树林中的鸟儿叫醒了我们这些异国的流浪者，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我又看了看我那张世界地图，只能看出一直东走，就可以到达云南边界。到底有多远不知道，只是我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什么东西也不要带，大家尽量找米、面粉、油、、盐、每人一床军毯，轻装上路就行了，多余的东西都扔掉，我连的那个士兵，在昨天早上公路上小轿车脚踏车等杂物里，他捡到一双新的英国皮鞋他说这双鞋给连长，我骂他一顿，叫他赶快扔掉，现在身在危境，生死未卜，皮鞋又不能穿 着走长途，要它何用，他只得舍不得的扔掉了。我们一早就开始行程了，只对准东方，不择大路小路，一直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途中也没有碰到什么人，路旁有个军需仓库，一看尽是军毯和衣、被，我们拿不动，一样也没有要，从早到黑走了一整天。我们就找了个树林住宿，没有进缅民的村庄，次日起身又走，七弯八拐的走近了一个村庄，我用学来的缅甸语言问到云南怎么走？幸喜的是又遇上了一位华侨，他主动热情的要为我们带路，每走十多里走近另一个村庄后，他又把我们交给另外一位华侨，又继续为我们带路，这样一路换了几个华侨，最后一个华侨把我们送上了一条未铺轨的铁路路基，他指着说，这就是从云南边界了，这时我们直是感谢华侨同胞们的热情指引。他就回去了，我们继续沿路基，这样不会迷失方向，也不会走错，走出十多里天就黑下来了。但是我们仍然要提高警惕，凡是男的每人腰间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另外有钱的人或体面人物，还有一把短匕首，刀把上有镶银饰物或镶嵌宝石的就显得其人有权有势了。

　　提起缅刀，凡是看过七剑十三侠，火烧红莲寺那一出戏，就读到介绍缅刀的事，书中说刀如卷尺，抽出来一抖就直了，削铁如泥，长三尺宽一寸多，收拢来如拳头大小。可是现在的缅刀，并非小说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只有一面刀口的，我曾带回一把，后来忘记送给谁了。缅甸人佩带的刀，有一个风俗，据说生下来是男孩，到了一周岁时，亲友前来祝贺时不是送衣帽、首饰、糕点等礼品，而是送来若干废钢废铁，东家不管收多少，就将所有的铁和钢拿去锻成一把缅刀，这把刀就属于这个男孩终身佩带，我试着请他们送一把缅刀给我做纪念，他们怎么也不肯。他们似手有刀在人在，刀去人亡之感。

　　大概是自从撤退以来的第八天吧，我们沿着路基走着走着，将近太阳落山了，走到一个路边的村庄，发现村庄里有我们的部队，上前一问是新二十八师刘伯龙的撤退下来的一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连，他们基本上人员是齐的，我说明我是六十六军军司令部的直属部队，他们就感到很亲热，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吃晚饭，这天晚上我们就在村庄里的房子里睡了，他们有人放哨。次日第九天我们就浩浩荡荡的有二百多人上路，轻重武器都有，胆子也大了，顾虑也小了，这天我们走近一个缅民村寨，进去一看人跑得一个也没有了，上竹楼去看，还有火、饭也做好了没有吃，看来是有人看到我们军队来了就全部跑光了。于是我们就住下，二百多人分住了好几间房子，我们原先一路的人，有第五军、第六军的，我们自己的七八个人住在一间竹楼上，竹楼近傍有一个阳台，都是离地面一两公尺高以防瘴气，阳台只是没有顶蓬的竹楼而已，我们就把毯子铺半边，盖半边睡下，谁知天气闷热，我又搬到楼梯口上睡，这时有点风，比较凉爽些，缅甸四月的天气热得很。但是我睡了大约半小时，翻天覆地，心中烦闷，总是睡不着，又怕在楼梯口睡着了风一吹大了要着凉，路上最怕的是患病，走不动意味着危险。于是我又搬进屋拐到阳台上去睡，阳台上有三、四个人横七竖八的乱睡，看来已是深夜两三点钟了，我走后，我们连的有个士兵就搬在楼口上去睡。我们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得有人大叫，歪歪倒倒的走到阳台上就倒下去了，头上和背上被人砍了两刀，有一寸多深六、七寸长的口子，血流不止，人已昏迷，人们连忙把各连的人喊醒，说有人偷寨杀人，当时还有哨兵，问哨兵说没有发现有人进寨来，这肯定是缅民深夜趁哨兵打瞌睡疏忽时，偷偷摸摸了进来，恰逢楼口有人睡觉他就狠命的砍两刀就迅速逃走的，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防不胜防，士兵不久就因流血过多，虽然我把两瓶白药倒在伤口上，血仍然止不住，伤口太大，不一会儿就死去，我们叫人在附近挖了个土坑把死者埋掉，这时才不过凌晨四、五点钟，天还没亮，睡觉是睡不成了，我若不是从楼梯口心猿意马的换到阳台去睡，那肯定是我遭殃。又躲过了一次死神，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三次生命发生危险。28师的那两位连长，看到此景，很是恼怒，但是半夜的地形不熟悉，也不敢派人去搜寻缅民杀人者，他就叫士兵们把步
枪、机枪向四周一阵乱射，吓唬他们一阵。等到天微微这时，我们就上路走了，临走在路上还放了几排子弹向四周扫射。

　　中午我们走到一处土司管辖的村寨，那些土司个个都有小手枪，我们人多，又是白天，就没有什么危险，他们有个头人出来招呼我们，我们没有进他们的村寨，只是给他们要了点大米在路上吃，他们说这里离滚弄只有三四十里路了，我们继续赶路，希望能早些到达中国边界，天近黄昏大约下午六点，我们队伍来到了萨尔温江边，对岸就是滚弄，是属中国管辖的地方了，谁知过江是个麻烦事，满足摆渡的只有一条船，说是叫船，其实是一棵大树挖空了做成的木舟，像内地龙舟一样，很长很长，舟身很窄，每次可以坐上十多人，不知来回划多少次才过完队伍，撑舟的是一个缅甸少数民族，上得岸后，看滚弄是一条小街，驻有滇缅铁路督办处，工作人员早已撤走，办公室满是表册纸张，小镇上的负责人是个广东人，他拿出一大堆铁桶瓶干，招待兵士们吃，又赶忙做饭，其实这里是中缅未定界的地方，长期由中方控制，滇缅铁路中方的终点站。但现在的中国地图上，滚弄划归缅甸了。

　　次日起床后，准备从猛定方向北上保山，新二十八师的两个连长对我说，他们不跟我们一起走了，怕回到师部刘伯龙一发脾气要杀人的，他们准备向滇南方向走，我只得随他们之便，于是我带了二十多人走四五十里路就到了猛定街，这里听说原先是归英属、缅甸管，十多天以前英国军队三四十人全部撤走，县政府也没有人，只有一个警察局，而整个警察局连局长带警察只有一个人，他出来招待我们把我们安顿在一家盐商家中住下，我们经过十多天紧张的生活，这下才松驰下来，我说我们在这里休息三天，好好睡一下，养养精神，实在太疲倦了。三天中我们吃得太好了，腊肉、鸡等都是老板家的，就是没有蔬菜，“警察局长”送来了十多罐美国鲍鱼罐头，这是有名的美味菜，说一句“糟蹋圣贤”的话，我们开了七八罐放在锅里炒来吃，其味鲜美，三天的荤菜一吃，非常想吃点青菜，可是这里没有，这里地方小了也没有什么留恋的，第四天我们就启程，经耿马、施甸，北上到了保山，保山是后勤基地，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六十六军司令部在离保山城东面三四里的地方，没有收容站，凡是我们的部队从前线下来的官兵，在这里登记后，叫到凤仪军部去报到，我在保山城外收容站的村寨住了两天，到保山的次日，又经历了一次生命的危险，空袭警报拉响以后，我就跑到旷野去站着，看到日本飞机九架由西向东嗡嗡飞来，正在我正前方斜空四十五度角，看到炸弹纷纷离机下飘，经验告诉我，弹着点是要落我身边附近，附近没有掩体也躲，看到炸弹已来临时，我一个滚身跳下右侧的土沟里，土沟离地面约一公尺多，但是个死角，乍响一声，泥土四溅，震耳欲聋，我伏在沟里不敢动，待飞机飞走了，才起身上岸，一看不由一惊，原告我站立的地方，一颗炸弹炸开了一个大土坑，我若不是躲得快，今生再也休想回湖北故乡了，一看身上，我才领来到一套新军衣，满身黑泥巴，原来沟里有泥水，当时还没感觉，只顾听飞机投下的炸弹落在何处，田野中有几头水牛，卧在田里，身上有许多机枪弹孔，但牛的眼睛还在动一时还死不了。我看这里很不安全，就赶忙搭乘车去凤仪，在永平宿一晚次日过下关到凤仪县，军部在离凤仪十多里的公路边上，一到军部就向张轸军长报到。

　　向军长去报到，使我吃了一惊。我入室行礼后，军长面色严肃的问我：“你们营长呢”？这一问，我知道官营长尚未回来，但我很沉着的，理由很充分的回答说：“报告军长，，官营长在和我们撤退途中，他说要直到军部汇报，把队伍交给我，他就搭乘一辆便车先走了”。军长这才没说什么，否则，连长到回了，营长失踪了，要追究责任的。
退出军长室之后，听到同事们说辎重兵团回来的官兵，全部到昆明杨林集中，我就准备搭车去杨林，（出国前，军部有留守处在杨林，离昆明约十公里）在参谋处会到胡参谋，他正在说要去昆明处理一件紧急军情。事情是这样的，后方物资基地的保山，每天遭日本飞机轰炸，有汽车而找不到驾驶员，听说上级有话，只要是冒着轰炸把汽车开出来，车上的物资就归谁。军部有一位军校15期的同学叫李栋，他找了一个司机跑去保山，装了一汽车的物资（大多数是汽油）把车直开昆明，车过凤仪军部门口，不敢停车，一冲而过，谁知他是管理军部印鉴的参谋，军司令部的大印在他身上，这里急着要行文盖印，军长一听说李参谋把“关防”带去昆明了，就发脾气，下口令 给胡参谋，立刻到昆明，见了李参谋，就地枪决，并交给他二十发法式快慢机手枪一只。大家都是一起同事，只是李栋财迷心窍，忘记了“关防”在身，后来听说胡参谋在昆明见到李栋开了一枪，只是打在他的大腿上，是军校同学们把接来医治，才无性命之虞，只是瞒着军长一人，就说是打死了李参谋。

　　我由缅甸回来，两手空空，只有一条军毯，身上一套军衣而已，只望赶去杨林，看我的行李是否拿回来了，到昆明后，到昆明玩耍了两天就搭车去杨林，一回到我们连上，副连长赶忙迎接，同事、同学们都来看望，大家说我肯定在缅甸牺牲了，这么久不见人回来，及至见到团长程中孚，他说你年纪最小，我很担心你回不来。回到连部，我问起我的行李，他们说在腊戌撤退时，连上的东西全部装上了一部汽车，可是一到龙陵，公路被汽车阻塞开不过来后边又是日本军队追击射击，大家都弃车四散逃走，大家的行李都丢光了，缅甸撤退时，军车、民用车、商车从龙陵到惠通桥一百多公里，成双排的阻塞，原因是惠通桥被守军87师炸垮了，缅甸大撤退之前，中央调来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属，七十一军钟兵军长的87师、88师、36师，这三个师可是中央的谪系部队，在沪淞八.一三抗日战争中有名的三个师，当时87师师长王敬久，88师师长孙元良，36师师长宋希濂，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现在那些当年的师长都晋升为军长及总司令了。87师守卫惠通桥，日本人的大炮已越过惠通桥，张轸军长是两个宪兵挟持跑过桥去的，等军长一过桥，就把桥炸垮了。惠通桥是怒江上的铁索吊桥，没有桥蹬的。桥一炸西岸的汽车全部堵塞，前无退路，后有追兵，兵败如山倒一点不假，况且这些都是非战斗部队，无法指挥，因而西岸汽车上的人，自己找地方过江，四处逃散了，我们连有一个士兵讲了一个故事，中央银行龙陵分行装有两汽车钞票，因汽车被阻，恐怕这些钱落在日本军队手中，烧又来不及，于是押解人员就在汽车上把箱子打开，把新的钞票向四周撒去，叫兵士们去抢，这一来成堆的人涌向汽车抢钱，山上的日本军队看到此情此景，就用机关枪猛力扫射，“人为财死”，当时有不少的人打死了打伤了，我们连这个士兵说，他正路过，看到钱谁不想，他一个跑步猛冲过去，抓了一把新钞票，身子就是一滚，幸而没有被子弹击中，下来一清点有三千多元，这三千多元究竟实值多少呢？当时昆明的黄金价格每两三百元，也就是说可值十两黄金，顺着公路向保山走，谁知“强盗遇着贼了”，守在保山公路口上的部队是云南部队，也就是说是龙云滇军，凡是由前线下来的人，不论官兵要全身搜查，一切金银珠宝钱财，全部没收，连钢笔都收去了，真是发洋财，那个士兵后来说路上连吃饭也没钱，到得保山东军部收容站时才发了几元钱做路费到杨林。在战争中发“洋财”的还是大有人在，我们军部卫生处处长陈某是重庆中央卫生部部长的儿子，他一到腊戌城，看到所有店铺的人跑光了，看到一个大西药公司，里边很多贵重西药，他叫来一部大卡车，满满的装了一汽车西药，直开重庆，军职也不要了，由于战事紧急谁管得了那么多，算他发国难财了。

　　在杨林我收到了一封万金家书，是湖北母亲写来的信，因为我在去缅之前，在昆明发了一信，说叫回信寄到杨林留守处来，我至今还记得信中的那话说“肉包打狗，有去无回”，可见母亲接到我要去缅甸作战的信，不相信我还能生还。古时候，云南、贵州为不毛之地，犯了大法的，充军充到云南贵州边境，在湖北家乡的人，把云贵高原看得是“天边”了，更不说还要从昆明走一千多公里到缅甸去。可是我没有死在缅甸异域，还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杨林那个地方似有瘟疫似的，由缅甸回来的官兵，个个病得死去活来，而我这个贱骨头，不但在缅甸日晒雨淋、喝生水、吃生食、没有病倒，回到杨林绝大数人病倒了，我仍然没有，我们同营的那位湖北广济的刘连长，病得骨瘦如柴，差一点送了命。

　　不久六十六军有变化了，是刘伯龙在何礼钦部长处告了一个恶状，中央未经调查，下令说“六十六军作战不力，撤消番号”，张轸军长气得不得了，原想把部队拖到滇南去打游击去，后来军参谋长朱xx在重庆闻讯，专程坐小车赶来云南，劝住了军长，接受了命令，把部队移交给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改编，军部人员及直属部队全部集中在祥云，凤仪一带，听候接收。为什么刘伯龙这样的诬告呢？有个原因，前面我不是说过，刘师长在军长面前很骄傲，一般下属对上级讲话，先要说声报告，为报告军长，为何为何，而刘师长他跟军长讲话直呼“张军长”，这是上级对下级的称呼，再就是新二十八师一到达腊戌，军部命令将该师三个团调到前线，而在腊戌只有一个师司令部的空架子，可能刘伯龙有点意见，及至腊戌撤退时，刘伯龙坐着小车子想一直跑回国去，不料在中途被张军长截下，叫他下车，随着军长一边收容残部，一边抵抗日军，且战且退，张军长过去是一员勇将的，这次他并没有单独撤离，而是在中途督战，军部的直属部队也不在，而是临时收容前方撤下来的官兵，组织与日军作战，刘伯龙硬着头皮不敢先走，这样，他回到云南就来个“恶人先告状”。虽然当时中央未作调查，冒然处理，事后张轸军长去重庆见到了蒋委员长，陈述了赴缅作战详情，这样，老蒋就委任他为中央训练团团长，前任是王东原，王调湖南省长后遗缺派张轸接任，中央训练团在浮图关歌乐山，是专门轮训县级干部的。

　　六十六军的人员一直到1942年11月份才由十一集团军接收，有些拨到七十二军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征询军官们的志愿，当时总司令部设在大理圣鹿公园，往内有唐继尧的铜像，公园位于大理与下关之间的观音堂地方，距大理城及下关镇各15华里，风景很好，前有洱海，后有苍山，北有上关，南有下关，形成大理四景：苍山雪、洱海月，上关花，下关风，这四景是名副其实的，有一副对联：‘苍山十九峰，峰峰有雪，大理三千户，户户皆花’。大理城至上关一带，家家户户种花，而下关的风是中国有名的，我们走到下关街上，一定要把手扶着帽子，否则要吹落，这风一年四季刮个不停，因为下关地处在漾鼻江口，江两岸是山，公路是沿峡谷江边伸向保山，下关正处东风口上，不分季节的吹，风也不冷，我住了一两年，冬天就盖一床军毯，在云南从来没有盖棉被，穿棉衣。大理是唐代的南诏国，是长安御封的，而这个国是很小的，也就是从上关到下关大约120华里，前后以苍山、洱海为界，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呈倾斜地形。
宋希濂中将，风度儒雅潇洒，接见时一一握手，坐下问我愿意在那里工作，我回答愿意在总司令部当参谋工作，他当即手令我去参谋处报到，参谋处没在公园内，我管理情报工作，每日前线送来的战斗详报，一一摘录整理送总司令批阅。参谋处大多是军校的同学，闲暇时，打篮球，或坐马车到大理城或下关去逛览。这样我在总部工作了两个月，工作又变动了.............

　　一九四四年，我已经从39师调到贵州贵节师管区任少校营长，司令胡佛。

　　后来，我们营接收的新兵即将送去云南前线，部队徙步行军到清镇，然后乘汽车向云南进发，目的地是云南楚雄，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每个连五部汽车，光我一个营就26部，第一营、第二营及团部共80余部汽车，浩浩荡荡向云南进发，途中经平坝，安顺、镇宁、关岭、安南（今晴隆）普安、盘县等等……快到云南昆明时……我们的车队出发时，整顿军容，车容，要尽量整齐划一，过昆明那天也是宿禄丰县，次日过平浪后即抵达楚雄，贵节师管区司令胡佛也另车到达楚雄。部队到达后由胡司令向长官司令部兵役处接洽，在长官司令部兵役处负责接收我们师管区新兵的陈某，与我是军校同学，见面后很亲热。这样接收很顺利，第三天全团部队集合在楚雄飞机场，胡司令指定我指挥全团官兵的整队，排列，等接收人员到来时，由我喊一声全团立正，然后跑步到离接收负责人10米处敬礼报告全团现有人数，实交新兵人数，再就是由接收人员分送到各营连点名验收，不期我那一营的新兵是分配给39师，也就是我到贵节师营区来以前所工作过的部队，有几个师司令部搜索连的班长认得我，他们哭丧着脸说，他们连长朱开诚在高黎贡山一役牺牲，头叫日本人割去了，只抢下一具无头尸。朱开诚与我很要好，他的连部就在39师司令部门口，我每天到他卧室谈天，有时借他的马骑到凤仪县去玩。他是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肄业考的军校十四期二总队，他的女朋友还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还没有结婚，牺牲时不过二十五、六岁。这一役，39师师长洪行亦牺牲于战场，我们黄埔师生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换来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