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遠征軍成敗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局的影響
——兼從制空權的角度分析緬甸戰局
作者：上海政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倪樂雄
摘要：第一次入緬作戰如果不犯戰略和戰場判斷之錯誤，在日軍第18師團和第56師團已經增援上來後，及時按杜聿明方案進行戰場調整，中國遠征軍3個軍同日軍3個師團在密支那、八莫、昔蔔、東枝、景棟之線形成對峙是合理的結局，消滅登陸之敵攻佔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軍潰敗退往印度和雲南境內、同日軍在怒江對峙的結果也是可以避免的。緬甸戰場勝負的決定性因素在軍事上是個制空權問題。盟軍北非戰場獲得的制空權是用放棄緬甸戰場的制空權換來的；中國遠征軍以其悲壯的失敗換回英軍在北非戰場的決定性勝利。從整個歐亞戰局密切之關係而論，1942年的緬甸戰場同北非戰場、西西里登陸、庫爾斯克會戰存在著必然之聯繫，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軍事貢獻正是從這種關係中體現了出來。
引 言
中國的抗戰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受幾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受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的影響，雙方都在自己嚴格的意識形態範圍內進行歷史敍事，這種情況下，中國抗戰對於世界整個戰局的實際貢獻就無法客觀地、深入地加以研究。二是受儒家傳統的影響，側重於“非軍事分析”，文人向來有輕視兵學的傾向，即使涉及軍事也不太容易進入專業狀態。儒學傳統又一向強調人心向背決定戰爭勝負，不太重視軍事層面的因素，“外行”研究軍事乃成普遍現象，分析軍事問題時候往往或隔靴搔癢、不著邊際，或不分主次、眉目不清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而事實上卻難以讓人信服。
這種情況也相當程度上反映在中國遠征軍研究和歷史評價方面，除了上述存在的問題外，中國遠征軍的研究還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國民黨軍隊內部嫡系和非嫡系之間、嫡系內部之間、非嫡系與非嫡系之間的矛盾，當他們事後總結勝敗教訓時候，往往不顧客觀情形許可與否而互相指責，忽略了某些情況下失敗具有客觀的、不可抗拒性的因素所致；二是由於複雜的軍隊成分和派系衝突，因而于戰史總結中，更凸現了人性的弱點——諉過於他人、歸功於自己的傾向；三是從多數參戰將領和中下級軍官的回憶錄來看，中國的戰地指揮官幾乎都屬於陸軍地面部隊，因而他們感受和戰鬥總結比較注重和局限於自己地面戰鬥的經歷，而對制空權對於地面戰鬥勝敗之決定性關係、作用論述不多，只有極少數高級將領如白崇禧、鄭洞國、廖耀湘等、和身處火線的中下級指揮官對制空權的決定性作用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本文力求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尊重戰爭史的一般規律以及軍事科學的一般原理，摒棄一切非學術之心態和政治、意識形態等其他因素之干擾，對中國遠征軍作一純軍事層面的分析，並順帶與某些已成定論的主流觀點作必要的商榷，本文在《中國遠征軍與阿拉曼會戰》基礎上，圍繞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成敗、以及對二戰戰局的實際影響，作進一步的展開和論證。
一、 關於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原因的主要觀點及商榷
根據20世紀80年代以來比較權威的看法，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是中英雙方在戰略上有矛盾、英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極大地干擾了中國遠征軍的戰略戰役部署。第二是英軍戰鬥力弱。第三是中美英三方沒有形成一個嚴密的、統一的和有權威的指揮中心。第四是“但整個戰爭的大背景已經在客觀上註定它是一次失敗的嘗試”（1）第五是後勤、運輸遠遠不能適應戰爭需要。此外，遠征軍雖然是國民黨軍隊的精銳，但是武器裝備仍然遠遠落後於日軍，因而日本獲得了緬甸戰場的制空權，這也是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的原因之一。（2）
筆者以為：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的原因可以在不同的邏輯層面上牽涉出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看作導致失敗的邏輯鏈上之一環，因此我們不能把尋找原因的範圍作無限的展開，只能在造成失敗最直接的層面上尋找最直接的原因。因此上述佔據主流的一些觀點有必要逐一商榷。
中英雙方在戰略上的矛盾以及殖民地政策始終貫穿於整個戰爭過程中，即使在第二次入緬作戰時，中英也是按照各自的戰略目標行動的，英軍發動恩帕爾戰役在於重返緬甸，中國遠征軍進攻密支那是為了打通中印公路，獲得海外戰略物資，戰略目的上各行其事，而且在戰後遠東問題處理上，邱吉爾同蔣介石的矛盾比第一次入緬作戰時似乎更大，以至羅斯福總統不得不出面調解。因此，中英戰略上的矛盾及殖民地政策是一種“常量”，無論中國遠征軍先前失敗還是後來獲勝，它始終存在著，把它歸入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顯然不妥。
英軍戰鬥力薄弱是事實，但中國方面早在1941年夏起草《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報告書》時就估計到了這點，（3）那麼在戰場上應該把這種估計充分考慮和落實到具體協同及部署方面。此外，中國遠征軍某些部隊的戰鬥力也很弱，何況日軍最終是從中國軍隊防守的東線側翼突破的，而不是英軍負責的西線。所以，認為英軍戰鬥力薄弱是導致中國遠征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明顯誇大了這一因素的作用。
關於中美英三方沒有形成一個嚴密的、統一的和有權威的指揮中心的觀點，似乎也很難自圓其說。即使在第二次入緬作戰獲勝的情形下，也沒有一個統一而有絕對權威的“指揮中心”，蔣介石曾要求史迪威從密支那弛援滇西方面的作戰，被史迪威斷然拒絕，（4）而蔣介石越級干預的現象在第二次入緬作戰獲勝時同樣存在。（5）相反，如果史迪威在第一次入緬作戰時享有絕對的權威，如果杜聿明不違抗他的命令，則中國當時最精銳的機械化第200師很可能在同古之戰中全軍覆沒。（6）至於蔣、史二人的矛盾激化更是發生於第二次入緬大獲全勝之際，而不是第一次入緬作戰時。高級指揮官之間的矛盾並不一定影響戰爭的勝敗，任何軍隊都存在這種現象，即使是入緬的日本軍隊，其高級指揮系統之間亦有嚴重之衝突，（7）因此，這一說法與中英戰略有矛盾一樣大而無當，似是而非。
至於說整個世界大戰的背景決定了第一次入緬作戰是一次失敗的嘗試，更是一種大而無當、含有宿命論的解釋。因為1939年12月昆侖關大捷時的世界背景比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對我更不利，那時英、美尚未參戰，我國在亞洲單獨承受著日本軍事上的壓力。
關於後勤運輸的說法，筆者認為這類問題已經進入具體零碎層面，在這一層面上諸如此類的問題非常之多，泛泛而論都是失敗的原因，但都屬比較次要方面的原因，而非導致失敗的決定性因素。另外，後續部隊入緬速度緩慢是緬奸破壞、日機轟炸等諸多因素所造成，而第5軍前線運輸效率還是非常之高的。
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沒有制空權的掩護是導致失敗的原因之一，（8）但卻嚴重地低估了它的實際作用，因而制空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決定著緬甸戰場上雙方的命運，卻並不清楚。導致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失敗的決定性因素、或進一步說緬甸戰場勝負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呢？筆者以為應該是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作用的那種東西，那種唯一能夠左右所有其他作戰因素的因素，而制空權正是這種性質的因素。本文在探討“戰略指導和戰場判斷的失誤”之後，對制空權決定緬甸戰場勝負的規律，作詳細之論證。
二、戰略指導和戰場判斷的失誤
根據參戰將領的各種回憶錄，大陸和臺灣選編出版的歷史檔，以及史家研究的觀點來看，一般認為遠征軍失敗的戰場原因是：中路的主力會戰因兵力不能及時集結而遲遲不能展開，同時忽視了東線側翼防守，被日軍從側翼席捲後方，導致整個戰局崩潰（9）。具體情況是，當東路日軍攻克和邦後，一部西進佔領東枝，主力繼續北上，孤軍奮進，以期前出我遠征軍主力後方。此刻英軍送來錯誤情報，說西線皎勃東（喬克巴當）西南發現3000日軍，防線有被撕裂的危險，在史迪威、羅卓英的嚴令下，原定用於補救東線危機的新編第38師和第96師以及200師主力之一部緊急西調，這一調動正好與戰場形相反。皎勃東撲空後，疲於奔命的中國軍隊再掉頭東進，已經來回折騰了500公里，且已耽擱了三天時間。第200師再全力東進，來爭東枝，通過夜戰一舉拿下該城，正準備向和邦攻擊前進，以便切斷日軍穿插縱隊退路並準備一路尾擊之，解除中國遠征軍後路被斷之危局。這時史迪威和羅卓英連續四次下令：攻下東枝後，除留下第200師繼續進攻和邦、萊林一線外，第5軍直屬部隊和正在向東集結準備跟進的新編第22師和第96師轉向，進行根本不可能的“曼德勒會戰”，按照杜聿明的看法，這一錯誤調動正好與戰場形勢的實際要求南轅北轍，從而鑄成大錯。如果史迪威、羅卓英在這緊急關頭不出現兩次調兵失誤，中國遠征軍正常應對的結果是在激戰中各部隊交替掩護著向後方作有秩序的退卻，而不是全面崩潰，也就是說失敗的程度不會像後來那麼慘烈。（10）
史迪威方案的錯誤之一是中國最高統帥部過於輕敵，蔣介石對當時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一般估計是三個師抵一個日軍精銳師團。這一估計未必準確，在國內戰場上，程潛第一戰區6個軍12萬人包圍土肥原賢二第14師團2萬人，但最後該師團輕鬆地破圍而去（11）。實際作戰中，東線的第6軍兩個師根本檔不住日軍第56師團進攻，根據昆侖關戰役經驗和同古作戰經歷，只有像最精銳的機械化第200師那樣的部隊，才能三個師對付一個日本師團，（12）一般裝備的部隊,六、七個師也不一定抵得上日軍一個師團的戰鬥力，更何況甘麗初第六軍分散兵力、逐次投入使用都屬於兵家之大忌。因此，如果情況像原先估計的那樣，只有兩個日軍師團在緬甸登陸，那麼殲滅登陸日軍、收復仰光的計畫還可以嘗試一下，第5、第6、第66三個軍共9個師，對付日軍2個師團，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可以打成平手（大多數師戰鬥力遠不如機械化第200師）。但出乎意料的是日軍在緬甸投入了第33、55、18、56共四個精銳師團外加一個第5飛行師團（13），且不論戰略戰術日軍高出一籌、關鍵的戰場制空權也在對方手裏，單憑地面部隊實力，就是全部遠征軍的裝備都達到機械化第200師的水準，還需增加3個師，如果是第6軍、第66軍的裝備水準，則至少需增加7、8個師左右，方能與敵持平（不考慮制空權問題）（14），可見遠征軍的作戰計畫已經遠遠超出自己的能力範圍。
事後來看，第一次入緬作戰如果不犯戰略和戰場判斷之錯誤，在日軍第18師團和第56師團已經增援上來後，及時按杜聿明方案進行戰場調整，中國遠征軍3個軍同日軍3個師團在密支那、八莫、昔蔔、東枝、景棟之線形成對峙是合理的結局，消滅登陸之敵攻佔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軍潰敗至國境內、同日軍在怒江對峙的結果也是可以避免的。遺憾的是，當時的參戰將領和史家後來的總結都沒有意識這一點，他們的回憶和研究基本滿足于戰史的敍述，缺乏對兵力、兵器、情報等因素作客觀的專業分析，一味地指責指揮方面的種種錯誤，而其評估的預設前提中，都認為中國遠征軍原本是完全可以戰敗擁有絕對制空權的日軍4個精銳師團並收復仰光的。
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有幾個值得追究的疑問：一、為何在3月25日，即同古之戰打響第6天，蔣介石就在考慮追擊問題？（15）二、為何在側翼東線已經出現危機時，最高統帥部和遠征軍最高指揮頑固地不放棄中路與日軍決戰的計畫？直到後方基地臘戌被攻佔才放棄曼德勒會戰計畫？三、為何在東線側翼兵力配置如此稀薄？將陳勉吾的暫編第55師當作公路警備隊以連、營為單位分散配置於茂奇、包拉克、壘固、東枝、黑河等地？四、為何日軍威脅臘戌斷我退路時，最高統帥部沒有緊急動用駐昆明附近實力較強的第71軍、第52軍、第2軍馳援、而是把素無訓練的新編第29師倉促調來防守臘戌？五、為何負責防守臘戌的第66軍軍長張軫始終不明敵情？六、在戰略指導上，導致遠征軍慘敗的根本錯誤是什麼？
宋希濂將軍在《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一文中不經意間透露的情況有助於解釋上述疑問：“當時重慶軍委會軍令部對於敵情有一個錯誤的判斷。他們認為沿著滇緬公路東進的日軍，只是敵人為了實行追擊任務而臨時編成的一個快速部隊，最多不過二三千人，孤軍深入，不能持久。”（16）而實際上，突破東線側翼向我後方突進的是得到航空、坦克、重炮、汽車部隊加強的第56師團，人數在15000～20000之間，該師團早在3月24日開始在仰光登陸，並於3月28日加入同古第55師團方面作戰，因日軍保密措施做得成功，（17）我最高統帥部直至5月28日才弄清楚。“二十八日，第八十八師的第二六四團在龍松公路上擊斃了一個敵軍大隊長，在其圖囊中獲得敵第五十六師團的作戰計畫一份及地圖一張，得知敵軍第五十六師團全部都在騰龍地區，分為騰北、騰沖。龍陵、臘猛（松山）、芒市、新濃六個守備區，其師團部及直屬部隊駐在芒市，判斷其兵力約為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左右。我當即將此項檔送到參謀團林蔚那裏，林蔚立即電報軍令部，隨即蔣介石於三十一日下令停止攻擊，將主力部隊撤回，固守怒江……”（18）。至此，中國統帥部方知造成東線崩潰的是日軍一個加強師團，不是兩三千人的騷擾部隊。
很明顯，中國統帥部與中國遠征軍指揮官因敵情不明，在整個作戰過程中實際上少算了日軍整整一個加強師團的兵力。那麼，怎麼會作出東線日軍只是兩三千人的騷擾性部隊的判斷呢？因為遠征軍作戰的敵情依據最初主要是皮尤河前哨戰中繳獲一被擊斃的日軍聯絡官檔，（19）得知將同中國軍隊對陣的是第55師團，第33師團與西路普羅美方面的英軍接仗，18師團尚未跟進。第5軍軍長杜聿明以為在全局上，與中國三個軍對抗的最多不過第55、第18兩個日本師團，而當前局勢下，第5軍要對付的只是一個日本師團，於是他決定在同古放手大打（20）。但出乎意料的是，日軍第56師團在我軍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於3月28日就迅速加入同古方向作戰，日軍第18師團於3月29日也加入同古方面戰鬥，（21）杜聿明第5軍第200師和新編第22師實際上已稀裏糊塗地同日軍三個師團在交戰，錯把三個日本師團當一個師團來打，（22）所以戴安瀾的第200師差點被圍殲，接著新編第22師、第96師輪番上場仍然節節敗退。直到斯瓦阻擊戰期間，一偵察員馬玉山從日軍第55師團司令部智取一份作戰地圖帶回，杜聿明方知敵第18師團主力兩個聯隊、山炮和重炮各一個大隊加入了第55師團進攻行列，但我方仍不知第56師團已投入戰場，於是自然地認為日軍兩個師團已經全部被吸引到中路第5軍的正面，投入東線側翼的兵力能有多少？因為通常日軍一個師團主力由三個聯隊加其他輔助性部隊編成。中國統帥部和遠征軍指揮部對敵情的判斷和隨後採取的行動就是基於上述情況。因此，蔣介石過早地考慮如何實施追擊、史迪威和羅卓英在同古、平曼納、曼德勒一再執著地追求與日軍會戰直至崩潰、判斷日軍快速縱隊只是兩三千人的騷擾性襲擊、東線暫編第55師配置分散並擔任公路線警備、派出毫無作戰經驗新編第29師而不動用昆明附近的三個生力軍弛援臘戌等等，就可獲得合理解釋了。
實際上，從3月20日到4月30日的作戰期間，中國遠征軍中路主力只有四個半師的兵力（其中孫立人新編第38師稍後趕來歸第5軍指揮，劉伯龍新編第28師兩個團後來趕到曼德勒），有些重裝備還沒有運到前線，卻因情況不明擺了個圍殲日軍三個師團的陣勢，實際兵力遠遠達不到作戰目標的要求，一旦交手，豈能不亂套？難怪何應欽認為中國遠征軍“自始至終均呈被動之態勢。”（23）概而言之，中國遠征軍在戰略上和戰場上失算於漏掉了一個加強的日軍第56師團，恰恰是這個師團出其不意突破我軍側翼並席捲了整個後方，導致整個遠征軍的全面崩潰。
如此慘敗卻沒有一個人出來承擔責任，也沒找個替罪羊，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卻在情理中，克勞塞維茨說過：“戰爭是充滿不確實的領域。戰爭中行動所依據的情況有四分之三好像隱藏在雲霧裏一樣，是或多或少不確實的。”（24）第56師團對於中國統帥部和遠征軍就像是“隱藏在雲霧裏”一樣，不能苛刻地要求一定要偵查到，因為日軍方面在向曼德勒作小規模迂回、還是向臘戌作大規模迂回的選擇時，同樣不清楚中國遠征軍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大多情況下，戰爭“都像在雲霧裏和月光下一樣”（克勞塞維茨語），那就得靠判斷和經驗甚至運氣來彌補了。也就是說即使不明敵情，也不一定意味著失敗不可避免，還可借助判斷力和經驗。
在情況不明、甚至已經誤判的情況下，史迪威和羅卓英企圖不顧後方受到威脅，集中主力擊敗當面日軍第55師團、第18師團，使深入我後方的竄犯之敵的行動失去意義，並自動落入陷阱，這個方案有其合理之處，且屬於力爭戰場主動權的努力。
同樣是在情況不明的情形下，杜聿明顯然戰場感覺比較敏銳，覺得東線情況不妙，他的方案是及早放棄中路曼德勒會戰，將主力和作戰重心移往東線，堅決阻止日軍插入我側後。按這樣一種作戰思路，戰局的自然發展是我放開中路，日軍第55師團、第18師團從中路長驅直入，切斷英軍和中國遠征軍之間的聯繫，英軍退往印度。中國遠征軍作戰重心由中路移到東線，全軍以和邦為軸心，成扇形向東北旋轉後撤，安全退往中緬邊境地區，固守密支那、八莫、昔蔔、東枝、景棟之線，這是個萬無一失，絕對保險的方案。但其代價是放棄了力爭主動的進攻態勢，不能達成出國作戰的主要目標——佔領仰光，確保滇緬公路國際交通線安全，且讓日軍佔領大半個緬甸。
從日軍第56師團先頭部隊平井支隊在4月22日中午10點左右沖入和邦的情況看，按杜聿明的方案，第5軍主力3個師從4月19日開始向東枝、和邦、孟榜、南曲依之線展開有三天充裕的時間，第200師48小時內即可趕到和邦佈防，新編第22師、第96師亦可隨後趕到。以此推算，4月22日的戰場情況將是日軍第56師團主力與我第5軍主力在和邦迎頭相撞，另外，新編第28師也可在當日投入一個團以上的兵力，23日該師全部主力可投入作戰（該師實際上被運往曼德勒而置於無用之地）。如此，縱然不能擊敗第56師團，但以和邦為中樞憑藉南登河和南渡河之險，維持一個僵持的局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兩個方案都屬於“在雲霧裏和月光下”判斷的產物，它們的正確與否取決於那一個更符合實際情況，而不取決於方案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從後來遠征軍慘敗的結果看，杜聿明方案是當時危機情況下最切合實際的選擇。（25）由此來看，杜聿明的判斷力相當強。此戰關鍵在於日軍第56師團在側翼突破第6軍的防線，被抄了後方。如果按杜聿明方案，全部機械化的第5軍同第6軍聯合截擊第56師團，把對手纏住還是有把握的。整個遠征軍的後方也不至於被抄襲。但杜聿明沒有堅持己見，服從了史、羅的錯誤命令。以克勞塞維茨的標準看：“要想不斷地戰勝意外事件，必須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在這種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於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26）遺憾的是杜聿明具備了難能可貴的“內在的微光”，卻缺乏“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他自己也承認：“我的最大責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與史迪威、羅卓英徹底鬧翻，未能獨斷專行，下令第五軍全部向棠吉（東枝）集中”。（27）
三、中日兩軍重要戰例考察
既然是研究作戰，就必須盡可能考察每一場交戰，尤其要考察重要的、能夠體現雙方軍事實力特徵的交戰。另外，還需瞭解雙方的武器裝備和這些武器所形成的戰場火力強度，因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戰場上火力決定一切，這是戰爭的定律之一。只有明瞭這點，才能對作戰雙方戰略戰術選擇的正確與否作出比較準確評估，才能明白導致具體戰局勝負的核心因素是什麼，進而對制約這些核心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傳統、國民教育和國民素質、工業基礎、科學技術等等方面進行深層次的評估，不過這些深層次的領域不是軍事層面要討論的問題，因而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內。
1、同古之戰
繼皮尤河兩軍發生前哨戰，中國軍隊殲滅日軍一個小隊後，第一次入緬中日兩軍首次大規模交戰是同古之戰。此戰中國軍隊方面的意圖是以最精銳的第200師在正面先消耗日軍，然後以新編第22師和96師分別從左右兩翼包圍殲滅之。後因敵情不明，援軍不濟，加之西線中國軍隊右翼英軍敗退，中國軍隊右側後有被迂回的威脅，結果第200師打了一場純粹的消耗戰，堅持了12天后，突圍後退。從純粹軍事角度看是一場尷尬的作戰。當然，此戰打出國威，提高了全國抗戰士氣，贏得盟邦讚賞等等諸如此類的偉大意義，一般史家興趣盎然，多有論述，此處不贅。
在同古之戰中，日本空軍自3月17日起進行了多次轟炸。3月26日，日軍由空中30多架轟炸機和地面的坦克、重炮構成優勢火力，突入市區。同時以９０架飛機猛轟同古以北的平滿納，炸毀火車站，使第5軍第96師無法完成集結、進而迅速增援同古，按照史迪威的打算，本當使用第200師在正面緊緊吸住日軍第55師團，以餘韶第96師、廖耀湘新編第22師迂回側擊將其殲滅。實際上，杜聿明只能派出廖師前去解圍，全力攻擊包圍同古之日軍，企圖內外夾擊，但因兵力單薄被日軍地、空火力隔開，始終不能同被圍部隊會合。相反，日軍增援部隊第56師團、第18師團分別於２８日、29日出人意料地、秘密地迅速到達戰場，守軍200師被迫於3月30日放棄同古，突圍而出，整個戰局趨於惡化。
第200師同古突圍後，日軍打開了同古至毛奇（茂奇）公路的大門，為向東、再折向北、直撲整個遠征軍後方基地臘戌創造了最初條件。日軍於3月30日佔領同古後，立即決定第56師團和第18師團部分主力，拼湊成一支由坦克、裝甲車、400輛汽載運的摩托化步兵組成的快速縱隊，並配置以第5航空師團的空中打擊，向我中央主力側後穿插。經茂奇、包拉克、南梅孔、壘固、東枝、和榜、萊林、萊卡直取臘戌，切斷整個遠征軍退路，搗毀我後方後勤供應基地。造成遠征軍第一次入緬的慘敗。
2、和邦之戰
和邦是通往中國軍隊後方的戰略要地，也是擔負起阻擊日軍第56師團向我後方穿插的第6軍的死戰之地。日軍56師團在奪取和榜時，出動36架轟炸機向我主陣地輪番轟炸，“……敵裝（甲）車四輛衝破我河邦警戒陣地，向我河邦主陣地猛攻，現正激戰。敵並以飛機卅六架輪流向我轟炸，該陣地已顯動搖。”（28）日軍佔領和邦後，向西放出警戒部隊攻克東枝（後第200師雖收復東枝，但對北上襲我後方之敵已無制約之力），主力則一路狂奔，以破竹之勢直取臘戌。
3、臘戌之戰
臘戌為整個中國遠征軍的後方基地，臘戌至曼德勒公路和鐵路是中國遠征軍的生命線。4月29日，張軫第66軍新編第28師和新編第29師各一部組成單薄之防禦與日軍激戰，只半天時間，臘戌失守。具體戰況：“儉日下午五時半，敵一部繞襲劉伯龍司令部，經馬維驥率軍工兵營及兩營擊退，往新臘東側三英里佈防。儉夜十一時，敵正式開始攻擊，戰至豔晨七時，發現敵炮十餘門，戰車、裝甲車卅餘輛，並有敵機十餘架助戰，對我猛攻，我傷亡慘重。此時劉師所部及孫師之彭營均已參戰。迄十二時半，敵複由南面對老臘戌包圍，我預備隊與敵巷戰。下午一時，遂放棄臘戌……。”（29）
4、胡康河谷之戰
這是中國遠征軍在印度獲得美國軍事裝備後，經過良好訓練和擁有高效的後勤保障後，第二次入緬反攻作戰的重要序幕戰，它由不同地點的一連串戰鬥組成，優勢裝備且掌握絕對制空權的中國軍隊呈現出完全不同於以往的作戰風格。
在攻克於邦的戰鬥中，“八時半F51戰鬥機四架淩空，向地面部隊要求指示目標。地面部隊以布板聯絡訊號指示了目標，空軍連續兩次迴圈，彈彈命中敵陣地，向地面部隊報告任務完成，翱翔而去。監軍飛機投彈後，我各種口徑的炮火，從兩個方向發射，集中轟擊高地之敵，……”。（30）
在攻克日軍第18師團司令部所在地孟關戰鬥中，“第一一四和第一一三團的全體官兵，在我優勢空軍和炮火以及各種自動火力的掩護下，從南北兩方向向敵中心陣地夾擊。首先將其週邊據點一個一個摧毀、佔領。此時敵人只有招架之功，沒有反撲之力了。當週邊陣地被我攻下後，緊接著炮火指向核心陣地。敵人知道敗勢已定，無法挽回。守在陣地裏是死，逃出陣地也是死，只有以武士道精神作垂死的掙扎。有的跳出陣地闖來，被擊斃在我陣地前，有的感到絕望而在陣地內自殺。”（31）孟關之戰消滅了日軍第18師團的主力。
5、奇襲密支那與攻克八莫
密支那是緬北軍事重鎮，日軍緬北防禦中樞。史迪威決心發揮制空權優勢，出其不意拿下這一戰略要地。中國遠征軍新編30師和美軍特種兵部隊“加拉哈德”支隊進行混編，利用空投補給，在大雨中輕裝穿越崇山峻嶺，行進20多天突然出現于密支那，在美軍第10航空隊猛烈轟炸的配合下，一舉佔領密支那機場，第二天，新編30師第5團迅速空降在該機場，為而後勝利奠定了基礎。日軍戰史記載：“5月16日，敵航空部隊的戰鬥機、轟炸機聯合機群大舉空襲密支那，終日進行猛烈轟炸，17日，敵挺進部隊突然襲擊機場，並予以佔領。”（32）
此外，新編第38師在攻克八莫時，採取的是以強大火力逐步推進的戰術，“每天自早晨開始，先以空軍轟炸，炮兵射擊破壞，然後步兵在坦克配合下進佔。……還有美國空軍協同新編第三十八師攻擊。”（33）
6、滇西方面反攻作戰
騰沖為滇西重鎮，我軍在空軍掩護下，只用一天時間即攻克騰沖之屏障來鳳山。日本戰史記載：“7月26日，遠征軍以戰鬥、轟炸混合機群57架進行轟炸、掃射，同時以一日5000發炮彈的炮擊和大量火焰噴射器，目標來鳳山，開始了第二次總攻擊。……被破壞的陣地無力修復，終日激烈的轟炸傷亡不停地出現。加之，有力敵人之一部，已侵入城牆和來鳳山中間，因此不得不放棄來風山。”（34）隨即大軍進圍騰沖，由於城池堅固，日軍據守有險可憑。我以空軍輪番轟炸，炸開十多處缺口，地面部隊蜂擁殺入城內，除二、三百人漏網外，日軍幾乎全軍覆沒。日本戰史記載：“當日拂曉，遠征軍在炮兵、迫擊炮的集中火力下，陸空相呼應，攻擊重點指向中門正面，開始了全面攻勢，其壓倒之勢令人生畏。16時左右，我第一線在敵人怒濤般的壓力面前，終於被突破……”。（35）
在攻克遮放門戶三臺山南坐寺戰鬥後，第11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6軍軍長黃傑陪同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和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視察被佔領的日軍陣地，“目見五線配備之縱深陣地，與堅固之堡壘，盡為我炮兵、空軍摧毀，茂密之森林，僅剩有焦黃之枯葉，散掛著戰死者肢腿殘骸，……”（36）
回龍山之戰是整個畹町戰局的轉捩點，71軍副軍長陳明仁將軍在立下限期攻下回龍山日軍陣地的軍令狀時，提出一個先決條件：美軍暫時交出協同的戰術空軍指揮權，自己親自指揮戰術空軍。在24架飛機和40門大炮攻擊下，不到5個小時步兵即攻上山頂日軍最後陣地，順利拿下回龍山。（37）
四、日軍制空權與中國遠征軍失敗之分析
考察上述重要戰例後不難發現，緬甸戰場勝負的決定性因素在軍事上是個制空權問題。掌握絕對制空權的一方享有各種益處和優勢：一是通過不斷的空中偵察可彌補地面偵察的不足。從而及時掌握敵情和部署之變更，作出準確的判斷和採取正確的行動。二是準確的空中攻擊所產生的殺傷力之巨大往往超過任何地面武器。三是巨大的殺傷力導致心理上的震撼，無論在防守還是進攻作戰中，空中攻擊會極大地提高和增強己方地面部隊的士氣，同時給對方造成極大的精神和心理壓力，從而瓦解對方的士氣，甚至摧毀對方的作戰意志。四是空中打擊可以極其有效地幫助己方的軍事行動，同時有效地遲滯甚至癱瘓對方的軍事行動，如進攻、防守、集結、登陸、增援、撤退、包圍、突圍等。五是空中運輸、包括空降兵力、空投補給可以從根本上擺脫包括救助傷患在內的陸上後勤給軍事行動帶來巨大壓力，從而極大地提高軍事行動的效率，並在戰略和戰術兩個方面產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我們以制空權這五個優勢來對照分析中國遠征軍前後兩次入緬作戰的不同情況。第一次入緬作戰的失敗就是因為日軍掌握著戰場制空權。以同古之戰為例，如果戰場制空權在中國遠征軍方面，那麼情況正相反，增援的日軍第18師團和第56師團在仰光登陸時就會遭到空中轟炸而被消耗掉一部分，以後日軍在向同古增援時也會受到空中打擊的干擾，相反，我第96師的集結、新編第22師的增援、第200師的防禦都會因空中掩護而得到極大改觀。也許，史迪威乘日軍後援尚未趕到之際，迅速圍殲冒進至同古的第55師團前鋒的作戰計畫在享有適當制空權的情況下是可行的。以最保守的估計，如果我軍掌握戰場制空權，縱然不能全殲日軍55師團，但搶在日軍第56師團、第18師團增援前將其擊潰還是有把握的。
決定具體戰場勝負的關鍵是火力的強弱，從同古之戰的過程看，被日本視為最精銳的中國戰略預備隊機械化第200師，是在日軍持續增援和連續的地空火力進攻下退卻的。從雙方地面部隊的裝備來看，敵我雙方都屬於機械化、摩托化部隊，都配備有坦克部隊和火炮部隊。3月21日，日軍第5航空師團轟炸英軍馬圭機場，毀滅緬甸戰場上的英國空軍，原來英美方面答應提供的空中掩護沒有兌現，日軍完全掌握了緬甸戰場上空的制空權。（38）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作戰規律，同古之戰的失利客觀上具有不可抗拒性。即使把尚在臘戌的坦克運抵前線，200師最終還是守不住同古，只是將撤出的時間往後拖延幾日而已。
如前分析的那樣，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的關鍵是中國遠征軍不清楚日軍投入了一個第56師團，這個得到日軍第15軍軍直屬重炮部隊、坦克部隊和汽車部隊加強配屬的師團在側翼突然啟動，突破東線第6軍所屬陳勉吾的暫編第55師的薄弱防線，由50多輛坦克、400輛卡車組成的15000～20000名日軍在日軍第5飛行師團空中支援下，向我後方突進，促成我正面的全線崩潰。（39）按照第一流中國軍隊三個師對一個日本師團的說法，就算陳勉吾的暫編第55師戰鬥力屬於第一流（實際上只能算是二流水準），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在東線要配備三個師，並且集中於良好的防守陣地內，那麼才能像第5軍在中路那樣作有條不紊的節節抵抗（但也不可能長期堅守某一地）。但暫編第55師兵力分散於後方公路線各處，日軍佔有坦克和火炮上的絕對優勢，且有數十架飛機助戰，當然是不堪一擊。因此，陳勉吾師在東線被突破也具有不可抗拒性。（40）
情況不明對於失敗的關係，第66軍軍長張軫總結道：“地形及敵情一概不明。我軍部無一張緬甸詳細地圖，師以下更不用說了。地圖上有的，實際上沒有；實際上有的，而地圖上沒有。特別是臘戌到棠吉（東枝）的道路，圖上是一條小路。四月二十五日臘戌情況危機時，我與工兵指揮馬崇六乘車偵察道路及陣地，走了兩個鐘頭，都是柏油路。最重要的細胞（昔卜）以南小河的橋樑，地圖上沒有。（41）至於敵情則更模糊，友軍從來沒給我一個通報，上級從來沒有給我一個正式命令，縱有命令也是口傳。只聽說昨日第六軍某地失陷，或者是敵人進到某處，始終也不曉得敵人是何番號。糊裏糊塗地在緬甸參加了對日作戰。”如果當時張軫知道面對的是日軍第56師團整個主力，定會大吃一驚。因為他實際掌握的預備隊只有兩個營，以及都由沒有作戰經驗的新兵組成的新編第29師的兩個團，不管他是否清楚當面之敵的兵力，以如此微薄的兵力來阻止日軍第５６師團對臘戌的佔領顯然是不可能的。（42）因此，東線被突破，後方基地被佔領，僅從情報偵察和兵力對比上看，同樣具有不可抗拒性。
如果中國遠征軍掌握制空權，就能通過不斷的空中偵察判明突進的第56師團兵力情況。因為敵人快速部隊一般日夜兼程，緬甸地形複雜，摩托化部隊離開了公路寸步難行，緬甸就這麼幾條公路，從東枝到臘戌就兩條公路，掌握制空權的一方是不難通過反復偵察弄明敵情的。另外，如果我軍掌握著戰場制空權，日軍第56師團的突進很可能被我空中轟炸所阻止，甚至癱瘓在公路上。這種戰例在北非、在諾曼第都發生過。（43）日軍400輛卡車和50多輛坦克在公路線上極易成為空中打擊的理想目標，（44）如此龐大的車隊不可能在飛機持續低空掃射和轟炸下作快速運動，若換成徒步行軍，就會極大遲滯進軍速度，為我軍集結、調整部署贏得時間。況萬余人沿公路行軍，是飛機掃射、轟炸最理想的目標。總之，我方若掌握制空權，可以通過反復偵察和空對地攻擊，完全有可能嚴重削弱第56師團的突進效果，這種戰例是舉不勝舉的。
除了中國遠征軍將領內部相互指責外，中國將領對英軍的抱怨，史家也大都不作細究。其實從馬來亞、新加坡的戰役中，英軍戰鬥力的不強已經暴露，緬甸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曾經在法國同德軍作戰，經歷過敦克爾克大撤退，對制空權決定地面戰鬥之勝負的現代作戰模式有深切之認識。1942年3月25日，也就是同古酣戰之際。亞歷山大在同蔣介石會晤時提醒道：“鈞座注意空軍之重要，本人絕對同意，凡取得制空權者必勝，否則必敗，實為不易之原則。”（45）因此，3月21日，當英國在緬甸的空軍45架飛機在馬圭機場被摧毀後，信奉制空權決定一切的亞歷山大就無心戀戰了，英軍地面部隊本來戰鬥力就不強，在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要想守住普羅美等戰略要點是不可能的，他們雖有坦克兵種和機械化部隊，其中第7坦克旅擁有150輛坦克，但緬甸地形不適合大規模使用坦克部隊。從根本上看，喪失制空權是英軍撤退的主要原因。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作戰規律而論，英軍在徹底喪失制空權的情況下撤退是合理的，否則難逃被全殲的厄運。只是英軍不應該搞小動作，以虛假情報來欺騙中國軍隊掩護自己撤退，導致遠征軍指揮內部出現嚴重分歧，並喪失了挽救東線側翼危機最關鍵的時機，從而直接造成我遠征軍的崩潰。
在分析制空權與緬甸戰場的關係時，參考一下歐洲戰場的情況是很有必要的。1940年5月13日，在斯圖卡式轟炸機持續6小時攻擊下，馬斯河西岸的法軍作戰意志崩潰，德軍克萊斯特裝甲兵團所屬第19裝甲軍一舉突破色當防線，席捲整個法蘭西戰場。1941年6月22日，德軍空軍一舉摧毀蘇軍前線機場，在地面裝甲部隊與戰術空軍的協同下，重創蘇軍。其中明斯克會戰和斯摩棱斯克會戰共俘虜蘇軍60萬人。
在1942年夏季決定北非戰場命運的阿拉曼會戰中，由於德軍凱塞林第4航空軍團由地中海調往蘇德戰場，英軍在美國緊急援助下重獲戰場制空權，北非德軍的補給線被切斷，戰場形勢發生徹底逆轉，隆美爾的攻勢被英軍徹底粉碎。隆美爾元帥根據自己在北非的長期作戰經驗總結道：“假使敵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權，那麼我方儘管擁有極現代化的武器，但還是無法和他作戰的，那就好像是野蠻人碰到了近代歐洲國家的精兵，其勝敗是不問而知了。”（46）也就是說，即使雙方地面部隊都是現代化裝甲部隊，沒有制空權的一方仍然會失敗，更何況沒有制空權的中國遠征軍主要以步兵為主？隆美爾還認為：“若是雙方領導能力、訓練、補給條件和空軍實力都大致相等，那麼在沙漠戰爭中的主要決勝因素就是戰車的數量，機動性以及戰車炮的射程。其次才是野戰炮的數量和射程，最後才是戰防炮的數量、射程和口徑。假使有一方在這些兵器上居於劣勢的地位，那麼就得要靠部隊的素質和指揮，來彌補這些缺點。不過假使缺乏空軍和補給，那卻是無法加以抵補的。”（47）雖然是對沙漠作戰的總結，但卻反映了二戰期間開闊地形下正規交戰的一般規律。
日軍空中打擊對遠征軍作戰產生何種影響呢？擔任第5軍第96師營長的陳啟鑾在《第九十六師入緬遠征的慘敗》回憶中認為：“日軍飛機完全掌握了制空權，使我軍經常處於敵機轟炸掃射的威脅之下，嚴重地削弱了我軍的戰鬥力。”（48）1942年6月4日，蔣介石與史迪威就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作了一次深入的探討。其中一段對話是：“（委座）緬甸失利之原因何在？（史將軍）失利原因在於缺乏空軍，我人盲目作戰者先後凡兩個月，而敵人則有適量之空軍，且處主動地位。” 作為職業軍人，史迪威剛到緬甸戰場就看到了這一關鍵問題：“那一天夜裏（3月23日），他給史汀生寫信說沒有空軍增援是形勢的癥結。”（49）
分析至此，可以得出結論：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制空權，雖然最高統帥部和遠征軍指揮部對敵情不明，如果我軍掌握著制空權，空中偵察是能夠糾正最高統帥部誤判的，而對地面部隊的空中支援和對日軍地面部隊的空中打擊，也能有效地阻止日軍致命的突進。因此，正是徹底喪失了戰場制空權，才引發了其他一系列作戰要素發生不利於我軍之變化。
五、絕對制空權與第二次入緬作戰勝利之關係
第二次入緬作戰的勝利或許是對上述結論最好的證明。中國駐印軍穿越胡康河谷向密支那反攻的勝利，完全依賴絕對制空權的掌握。空中打擊、空投補給、空降部隊使日軍常常受到奇襲。
據中國駐印軍第２２師師長廖耀湘回憶：
“……當面之敵，只日本１８師團，又沒空軍掩護，而當時18師團火力稍遜于駐印軍的廖、孫兩師，加上美國一個步兵旅與後續可能調用之新30師，認為占絕對優勢，可以一舉進出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因而立刻發動大規模行動，首先攻破猛關，擊破十八師團的主力，前鋒利用空投補給，不顧後方交通，直簿密支那地區。”（50）
時任中國軍隊副總參謀長的白崇禧認為：
“當時日本東條英機式飛機已為美國Ｐ—５１驅逐機所制服，美國並有Ｂ—２５、Ｂ—２９轟炸機等攻擊利器，在緬甸崎嶇山地轟炸敵人代替炮兵火力，敵空軍處於劣勢，此亦敵失敗之主因”、“…… 飛虎隊到來，擁有Ｐ－５１驅逐機及馳名國際之Ｂ－２５、Ｂ－２９輕重轟炸機，性能皆遠超日本，我空軍之劣勢頓時改觀，遠征軍因得飛虎隊之支援，掌握制空權，故於地面作戰大為有利”。（51）
反觀日軍方面，則日益感受到空中打擊的嚴重威脅。服部卓四郎在《大東亞戰爭全史》中寫到：
“……而從4月份起，緬甸方面敵空軍的活動猛增，每旬達兩千數百架次以上，進入雨季以後，活動仍不減退，緬甸上空敵我空軍力量對比相差懸殊，致使我方戰鬥愈加困難。”（52）
日本軍方戰史寫道：
“熱帶森林內的戰鬥，原本是我軍的特長，但在障礙物和猛烈的迫擊炮火面前，則無法發揮威力，無論在哪一戰場，都是由於敵人逐次滲透到側背而被迫撤退。特別是由於敵機獨佔戰場上空，發揮強大威力，冰雹般的槍、炮彈的低空射擊，經常出現戰況逆轉。”（53）
為何中國軍隊能夠在雨季裏大規模地、輕鬆地滲入日軍側背？因為彈藥、糧秣、傷患等等實行空投空運，遇到堅固的敵軍陣地可呼叫飛機前來轟炸，所以作戰部隊行動起來特別靈活而無地面後勤之拖累，可大膽滲入敵後而無補給之顧忌。此外，請注意“經常出現戰況逆轉”一語，這是制空權對戰場勝負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精確概括，何謂“逆轉”？即眼看勝利在望卻失敗了，眼看必敗無疑卻獲勝了。在交戰雙方其他條件不太懸殊的情形下，空中打擊就具有這樣巨大的成效。
在滇西反攻中，我軍出現了前所未有之地、空協同攻堅之景觀：
“10月29日，我遠征軍總攻龍陵開始。我強大空軍和炮兵猛烈摧毀敵芒市與龍陵的交通線。敵人低估了我地空配合作戰能力，因而傷亡慘重。未幾，日軍即陷入各自為戰頑強境地。”（54）“我長官部決意略緩步兵行動，再用我軍行之有效的空軍攻勢和炮兵攻勢，於是空軍攻擊與我炮兵發揮強大攻勢。日軍各主要陣地頃刻間成為焦土。”（55）“用空軍輪番掃射沿著龍陵——芒市公路前來增援之敵。”（56）
火力強大還能彌補其他方面之缺陷，在攻克騰沖的作戰中，日軍經常破譯我軍密碼，獲得絕密情報，如第54軍要求增援、蔣介石給遠征軍限期破敵的電文，（57）但在我強大的地、空火力面前，日軍仍不能擺脫敗亡的命運。
在攻克騰沖的戰鬥中，日軍戰鬥機9架掩護3架運輸機給彈藥耗盡的日守軍空投彈藥，我15架戰鬥機立即起飛，追至緬甸邊界芒市大河附近，將其大部份擊落。以後騰沖守軍再也得不到補充，陷入困守待斃的絕境。（58）
第二次入緬作戰的地面部隊接受了先進的美式武器裝備，駐印軍還進行了良好的軍事訓練，地面火力已經略優於日軍，但如果沒有空中打擊的支援，日軍憑藉良好的防禦工事和異常頑固的抵抗，情況會如何呢？以慘烈的松山之戰為例，經數年經營，日軍把松山據點修建永久性防禦工事，聲稱“中國軍隊不死十萬人，休想過松山。”據我方參戰人員回憶，空中轟炸對松山據點的破壞不大，我軍最終投入50000人的兵力（59）、耗時三個月才攻克日軍1310名官兵據守的松山據點。（60）即便如此，筆者綜合各方面資料，飛機轟炸的效果仍不可抹殺，飛機轟炸起碼削弱了松山據點火力強度的四分之一。松山之戰雖屬特例，但不難看出，如果沒有空中支援，遠征軍單憑地面火力優勢，攻堅將遇到難以克服的阻力。
所以，第二次入緬反攻作戰的勝利除了地面武器裝備、火力強於日軍外，制空權的絕對優勢是個決定性的因素。趙學淵在戰後《中華民國駐印軍緬北作戰概況》一文中總結道：“物資勝於精神，此次我軍緬北作戰之所以成功者，實以我軍裝備較敵為優。我之火力完全可以壓倒敵人，敵日埋頭於工事中，坐受我炮火之轟擊。而空軍又絕對優勢，我晝夜自由活動，敵則晝伏夜動，彼我情勢實與我上海戰役相反。此足以證明我軍只要有好裝備，即可戰勝敵人。……蓋我軍精神條件早經具備，所缺者物質條件耳。如能以物資上之充實，精到之訓練，則可戰勝一切也。”（61）
六、第一次入緬作戰與北非戰場、歐洲戰場之關係
既然制空權是決定緬甸戰場勝負的決定性因素，那麼必須承認一個基本的實事，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的失敗在客觀上具有不可抗拒性。由於美國在二戰中“先歐後亞”的戰略，以及英國為扭轉北非危機，於是英美兩國先後把原定用於緬甸戰場的飛機幾乎全部調往地中海，致使我遠征軍作戰失去空中掩護。
早在1941年5月20日，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波普漢托中國軍事考察團團長商震給蔣介石一信：“敝國已在向美訂制飛機中，指定妥馬霍克機100架，分配於貴國。翰期其能發生良好之效果也。”（62）以後英方食言，這批飛機全部用在了北非戰場。
1942年3月25日，即同古激戰第4天，也就是英軍在緬全部45架作戰飛機在馬圭被毀後第4天，蔣介石同印緬印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共進晚餐後再次會談，其中一段對話至關重要：
“（委座）幸代為致候。餘意立即派遣大批空軍至緬實屬至要，蓋緬甸戰局，可稱為一空軍戰局，我方倘能奪得制空權，陸上部隊必能敗敵無疑，望以此意轉告魏菲爾將軍。
（亞）敬密告鈞座，我方在一星期內，即可將在麥葵（馬圭）機場損失之轟炸機數量補充齊備，最近將來，緬甸複將獲得由印度調來之大批空軍。
（委座）從印調緬之空軍數量若干？何時可以到達？
（亞）敢密告，由印調緬者，計有驅逐機九中隊，轟炸機九中隊，數星期後當可到達。每中隊計有十八架。
（委座）未識能使提前到達否？
（亞）不幸此中有若干中隊系由英倫調來者，惟自印度調來者自能早到。”（63）
也就是說，亞歷山大親口答應蔣介石，數星期後將有324架飛機投入緬甸戰場，但直到緬甸戰場全面崩潰時都不見蹤影，而日軍投入戰場的飛機數量已經達到400多架（）64。亞歷山大說謊是為了讓中國軍隊繼續作戰以掩護英軍安全撤退。其實從3月份開始，德國凱塞林第4航空軍團幾乎毀滅了英國地中海空軍基地馬耳它，德軍地中海補給線恢復暢通，隆美爾“非洲軍團已攻下整個昔蘭尼加，正準備向加查拉一線進攻，英國早就無意將空軍用於緬甸戰場，而蔣介石為亞歷山大將軍彌天大謊所迷惑，把緬甸作戰看成是一場中國軍隊在英軍絕對制空權支援下對日軍的殲滅戰，這就難怪他很早就考慮追擊問題了。所以英國應負的最大責任不是地面撤退，而是沒有提供已經承諾的空中掩護。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我東線被日軍第56師團突破之際，宋美齡致美國總統行政助理居禮先生信說：“除十足配備志願隊所需人員及飛機八十架外，其餘租借案內擬撥中國之驅逐機，將撥發美國空軍第十隊用，以防護印度東北之被侵及防免英國遠東空軍之被毀滅，委座聞此建議，不勝震怒，由其要求總統立即加派飛機三百架，以助中國遠征軍一項通知，……”（65）美國方面置若罔聞。到了6月初，隆美爾突破加查拉一線進逼托卜魯克，正在印度集結、原定支援緬甸作戰的實力強大的美國第10航空隊，緊急向地中海轉場，這時中國遠征軍各部尚在作艱苦卓絕之撤退。
1942年1月下旬，也就在中國遠征軍出征前兩月，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從布魯加港開始了進攻，２月佔領班加西並控制了整個昔蘭尼加。６月突破英軍加查拉防線，並攻佔托布魯克，迫使守軍投降。７月追擊馬特魯之潰軍，越過埃及邊境，直逼英軍北非最後一道防線——阿拉曼防線。英國和美國遂將原定用於緬甸戰場的現有的和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飛機全部調往北非。6月份開始，英軍空軍出動架數猛增。戰場形勢很快發生逆轉，在７月中旬到８月中旬的相持階段，英軍馬爾他島的空軍基地重新活躍，英國空軍迅速掌握了北非戰場的戰略和戰術制空權，幾乎完全切斷了軸心國地中海航線，使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得不到裝備和燃料的補充。在８月最後一個星期裏，英軍獲得50萬噸補給品，而德意軍隊只獲得1萬噸補給品。（66）
在坐以待斃的前景威脅下，隆美爾被迫同英軍在阿拉曼一線展開決戰，喪失制空權的德意軍隊遭到慘敗，從而決定了同盟國和軸心國在北非的命運。“這是英國人的大幸。由於美國租借法案大規模的援助，亞歷山大不再象韋維爾、奧金萊克那樣苦於缺少武器和車輛。他特別讚賞他得到的三百多輛備有轉動炮塔和七十五毫米大炮的‘謝爾曼’中型坦克”，他興奮道：“我們第一次得到在裝甲、武器、性能方面同德國非洲部隊最好的坦克相等的一種坦克。”“等到蒙哥馬利開展攻勢時，美國已向英國中東部隊提供了七百多架雙引擎的轟炸機，近一千一百架戰鬥機，九百輛中型坦克，八百輛輕型坦克，九十門反坦克炮（一百零五毫米）以及二萬五千輛卡車和吉普車。”（67）在美國援助的這些武器裝備中，有相當部分原是打算用於緬甸戰區的。
曾任隆美爾“非洲軍團”作戰處長的梅林津對雙方實力和戰場情況有如下描述：
“……但是英軍的空軍優勢是毫無疑問的。還有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要打一場打仗，我們的汽油是不足的。”
“……但到了１９４２年５月，英國裝備了（美國）‘格蘭特’坦克以後，（英國）第８集團軍的坦克實力占了上風。”
“英軍的炮兵還不斷轟擊非洲軍，再加上飛機不停地轟炸，我軍損失慘重。汽油儲備幾乎消耗完了……非洲軍已處在危殆中。九月一日這一天，坦克部隊進退維谷，動彈不得，並遭到炮兵和航空兵不斷的轟炸。……九月二日早晨，隆美爾決定撤退，但由於缺乏汽油，在白天進行任何大規模的退卻都是不可能的，非洲軍只得就地不動，接連不斷地遭到飛機轟炸和炮火的襲擊。……九月三日，隆美爾的突擊群全力以赴地向東撤退，我們扔掉了五十輛坦克、五十門野炮，還有約四百輛戰傷的汽車。”（68）
威廉?夏伊勒也指出：“……但是隆美爾沒有達到目的，9月3日，他中止戰鬥，轉攻為守。在埃及的英軍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員、槍炮、坦克、飛機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飛機主要來自美國）。”（69）隆美爾元帥分析阿拉曼會戰失敗原因時寫到：“英國人的空中優勢，已經使我們過去戰無不勝的戰術規律，都隨風飄去了。除了我們自己也有一個強大的空軍以外，對於敵人的空中優勢，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真正的答案。在今後的任何會戰中，美英空軍的力量會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70）
分析至此，不難發現，北非戰局徹底逆轉取決於制空權，英軍獲得決定性勝利的關鍵是在美國大量飛機坦克支援下獲得空中和地面優勢，並以放棄緬甸戰場制空權、讓中國遠征軍承受巨大壓力為代價。因此可以說，1942年夏季，中國遠征軍是在失敗不可抗拒的情況下，苦苦支撐著緬甸戰局；盟軍北非戰場獲得的制空權是用放棄緬甸戰場的制空權換來的；中國遠征軍以其悲壯的失敗換回英軍在北非戰場的決定性勝利。
阿拉曼會戰後，在北非戰場的德意軍隊徹底喪失了主動權，並最終於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２日向英美軍隊投降。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２日，也就在北非德、意軍隊全軍覆不到兩個月，英美軍隊以北非為跳板，不失時機地發動西西里登陸，沉重打擊在希特勒“柔軟的下腹部”上，此時此刻正是蘇德戰場的快定性時刻，決定戰略主動權易手的庫爾斯克坦克大會戰到達轉捩點，蘇德雙方的統帥部都放出了最後的戰略預備隊。德軍南面曼斯坦因集團已經佔領上風，蘇軍最高統帥部最後一支戰略預備隊——草原方面軍羅特米斯特羅夫的第５近衛坦克集團軍已經全部投入戰鬥，並遭受嚴重挫折。據俄羅斯戰史學家亞歷山大?柯拉馬奇金（lexander Khramchikhin）最近研究稱：在關鍵的普羅赫羅夫卡坦克會戰的決鬥中，蘇軍660輛坦克被毀500輛，德軍420輛坦克損失了200輛。第5近衛坦克集團軍司令員羅特米斯特羅夫回憶道：“當獲知損失後，史達林非常震怒，根據最高統帥部的計畫，坦克部隊將被使用于哈爾可夫附近的反攻，但現在卻不得不重建和補充，最高統帥決定撤銷我司令員的職務，差點兒把我送上軍事法庭。”（71）根據蘇、德坦克2?5比1的消耗比率，德軍再消耗64輛坦克，就可拼光蘇軍戰場上所剩的160輛坦克，德軍還有156輛坦克，完全有可能獲得庫爾斯克會戰的勝利。
曼斯坦因元帥回憶道：“……在這個時候也擊敗了敵方機動預備隊所作的反擊，敵方的十個戰車或機械化軍均被擊潰及受到嚴重損失。到了七月十三日，面對著南面集團軍的敵軍共被俘二萬四千人，損失戰車一千八百輛，野炮二百六十七門，戰防炮一千零八十門。……。七月十三日，當戰鬥達到了其高潮，勝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際，兩個集團軍的總司令被希特勒召往彙報。他在開會時首先宣佈西方聯軍已在西西里登陸，所以情況是已經發生了一個嚴重的逆轉。……所以在義大利和巴爾幹西部都有成立一個新軍團之必要。這些兵力必須從東戰場上去抽調，因此‘衛城’作戰必須要停止。……我就指明出來戰鬥現在是正好達到了其頂點，此時若是擺脫戰鬥即無異于放棄了勝利。我們至少要把敵軍的機動預備隊都完全擊潰才罷手。”（72）
蘇軍朱可夫元帥也承認：“從分析敵人的行動中可以感到，別耳哥羅德地域的敵軍是由比較有主動精神的有經驗的將領指揮的。實際上就是這樣。這個敵軍集團的首領是曼斯泰因元帥。”（73）
西西里登陸使希特勒驚慌失措，他拒絕曼斯坦因等將領的意見，作出了立即撤出庫爾斯克會戰的愚蠢決定，放棄了快要到手的勝利，導致了德軍戰略主動權的徹底喪失。因此，從整個歐亞戰局密切之關係而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個戰場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而論，1942年的緬甸戰場同北非戰場、西西里登陸、庫爾斯克會戰存在著必然之聯繫，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朝勝利方向轉變時不可缺少的一個重大環節，而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軍事貢獻也正體現與此。
2004年9月28日初稿於中秋節之夜
2004年10月24日修改搞
2004年11月12日修定稿
2005年7月14日最後定稿
注釋：
（1）時廣東 冀伯祥，《中國遠征軍史》，重慶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79頁至88頁。
（2）見戴孝慶 羅洪彰主編的《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紀實1941—1945》（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24頁～127頁。戴孝慶的論文《試述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及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三期），徐明康的《中國遠征軍戰史序 》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版，第2頁。虞寶棠的論文《中國遠征軍始末》，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2 期。郭汝瑰、黃玉章，《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39頁。
（3劉琦等編審，《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8頁。
（4）（美） 約瑟夫 W 史迪威著 黃加林 張紅葉等譯 《史迪威日記》，1992年2月第1版，第291頁，
（5）史迪威曾在進攻密支那前找廖耀湘推心置腹地談話，要求他從自己的民族大業出發，不要受蔣介石越級干擾的影響，肘制史迪威的作戰指揮，並勉勵他為自己的民族立不朽之功勳。廖耀湘被其說服。
（6）第200師突圍後，杜聿明向蔣介石告狀：“如照史迪威的命令，第二00師早已斷送了，他既不瞭解中國軍隊的情況，也可以說不懂戰術。”（見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遠征印緬抗戰》，第14頁）
（7）（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緬甸作戰（上）》，中華書局，1987年2月第1版，第38頁、第39頁。
（8）張憲文主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80頁。
（9）徐明康，《中國遠征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21頁
（10）其實，從日軍第56師團的突進速度來看，如果遠征軍第一次不西調喬克巴當，危局是可以避免的，但在第二次200師攻下東枝後，即使史迪威、羅卓英不下令調回杜聿明的主力，仍然不能挽回敗局，因為第200師攻佔東枝當天4月25日，日軍第56師團主力已過了萊卡，進到傑迪曼珊，已把曼德勒以南的中國遠征軍主力遠遠甩在側後（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緬甸作戰【上】》，第109頁）。
（11）《花園口事件》編輯：陳玥 來源：CCTV.com
（12）第66軍軍長張軫戰後回憶認為：“第6軍雖比第66軍強些，但也強不了多少。唯第5軍比較強大，也不過抵得上敵人一個師團而已。”（見張軫《入緬抗日二十天》，《遠征印緬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浪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285頁。）
（13）附帶指出，張瑉認為日軍在攻佔仰光後投入6個師團兵力顯然有誤，（見《論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松遼學刊，1989年，第一期）
（14） 日軍第56師團擊潰我軍三個師後，一路追擊竄入雲南境內，最後被從昆明增援的宋希濂部第36師、第88師以及預備第2師三個師所阻，在怒江形成對峙局面（見宋希濂【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0頁）。可見需要動用中國軍隊6個師再借助怒江天險才能遏制住日軍第56師團的攻勢。在緬甸戰場上，同中國遠征軍9個師作戰的是第55、第18、第56三個師團，第33師團在西線同英軍作戰。蔣介石認為三個中國師可抵一個日本師團的判斷不太符合實際情況（見《史迪威日記》世界知識出版社，第52頁）。
（15）《史迪威日記》，第67頁，
（16）《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6頁
（17）當日軍第56師團已經貫穿暫編第55師羅依考（壘固）防線深入遠征軍側後時，我方仍未發現其番號，林蔚4月20日給蔣介石的密電稱發現“其番號為龍3733部隊聯隊凡崗部隊大隊（川村隊副中隊），此番號查不出。假定其為由仰光新增之兵力，則左路之敵亦有積極之行動（見《中華民國史學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二編?軍事（四），第360頁）。”4月23日第56師團突破戰略要點和邦，林蔚密電稱：“河邦附近除久留米師團（48）聯隊外，又發現龍7640部隊另一聯隊（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二編?軍事（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362頁）。” 由此可見日軍第56師團行動之隱蔽。
（18）《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7頁
（1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作戰經驗與教訓》，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406頁。
（20）杜聿明戰後回憶：“我當時明瞭敵情及敵人整個戰鬥計畫後，判斷當面之敵最多不會超過兩個師團（雖認為敵第十八師團主力有增加中路的可能，但未料到敵在仰光登陸之第五十六師團），就下決心照蔣介石指示，集中我軍主力，擊破當面敵人，進而協同英軍收復仰光。”（見《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7頁。
（21）王楚英，《中國遠征軍印緬抗戰概述》（見《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99頁）
（22）張憲文先生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一書中認為“第五軍決定先擊潰平滿納當面之日軍第五十五、第二十三（ 應為三十三）、和第十八師團”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日軍第33師團位置不在中路。（見張憲文主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6月第1版，第274頁）
（23）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第193頁
（24）（德）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第68頁。
（25）對於史迪威指揮和判斷失誤，近年來國內學者中，黃道炫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見《緬甸戰役蔣介石、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2期）
（26）《戰爭論》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第69頁。
（27）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遠征印緬抗戰》，第38頁
（2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林蔚致蔣介石密電1942年4月22日》，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421頁
（29）同上，1426頁
（30）丁滌勳《悲壯激烈的胡康河谷反攻戰》（《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338頁。）
（31）《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340頁
（32）（日）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緬甸作戰（下）》，中華書局，1987年4月第1版，第53頁
（33）《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347頁。
（34）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緬甸作戰（下）》，中華書局，1987年4月第1版，第167頁
（35）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緬甸作戰（下）》，中華書局，1987年4月第1版，第172頁
（36）《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415頁
（37）《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416頁
（38）史迪威在3月23日的日記裏寫道：“……現在已沒有空中支援。”3月28日的日記記載：“英國的飛機都已去了印度。”（見《史迪威日記》第65頁、第69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39）中國最高統帥部對此情況不明，焉能不敗？戰後蔣介石召集軍委會會議討論如何處置入緬作戰失敗問題，白禧崇首先發言認為統帥部應付完全責任，不能歸罪於哪個人。結果如此慘敗，竟沒有處分任何一個前線將領。（見張軫《入緬抗戰二十天》，《遠征印緬抗戰》第290頁）
（40）戰後國民黨將領有無視友軍有不可克服之困難的實際情況而相互指責的傾向，陳勉吾暫編第55師經常被輕蔑地指責為“分散使用兵力”、“逐次投入兵力”、“被敵各個擊破”、“一觸即潰”等等，實際沿公路各城鎮分散部署是按上級意圖執行的，並非陳勉吾的過錯，是最高統帥部誤判東竄之敵兵力所致。
（41）日軍第56師團向我後方突進路線就是通過空中偵察而獲得，並在此基礎上定下作戰決心的。
“根據空中偵察，東籲——樂可之間是一條狹長的隘路，但其北面隘路以外的地帶，部隊也可行動，另外，南曲依西南側地區雖然是一段較短的隘路，但有可迂回之路。
且據判斷，敵軍的注意力主要在仰光——曼德勒公路方面，樂可、南曲依方面的配備較為薄弱，因此，估計容易突破。
按上述所判斷，雖然還有些擔心，但仍然決定命第56師團從東籲右折進入撣邦，繼而向臘戌突進。為了加強必要的機動力和突破力，決定給該師團配屬了獨立汽車第61大隊（由四個中隊編成約250輛汽車）和坦克，野戰重炮兵等有力部隊。”
（《見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緬甸作戰【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書局，1987年4月第1版，第79頁）。
（42）張軫在《入緬抗戰二十天》一文中指責最高統帥部在東枝失守之際，沒有調動駐昆明附近的戰鬥力較強的第52軍、第71軍、第2軍進入緬甸，弛援臘戌，只派了第29師，這也屬事後諸葛亮之論，最高統帥部已判斷東線竄犯之敵約2000～3000人，怎會動用3 個軍弛援緬甸？（見《《遠征印緬抗戰》，第291頁》。田玄在其著作中竟也不作深入分析地採納了張軫的看法（見《鐵血遠征——中國遠征軍印緬抗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19頁）。
（43）諾曼第登陸時，德軍西線預備隊三個裝甲師在增援時，沿途被盟軍空襲重創，沒能在規定時間內到達戰場，到達後戰鬥力也已經大受損失。（見《隆美爾戰時檔》，解放軍出版社，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551頁。）
（44） 400輛是我軍前線與後方來往電文中資料，日方戰史記載是250輛，可能沿途有繳獲的汽車併入。
（45）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三）》第265頁。
（46）（德） 《隆美爾戰時文件》，解放軍出版社（內部出版），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333頁。
（47）《隆美爾戰時文件》，第228頁。
（48）《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237頁。
（49）巴巴拉 W 塔奇曼著，汪溪等譯，《逆風沙——史迪威和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重慶出版社，第356頁。
（50）廖耀湘、杜建時《我們所知道的關於美蔣勾結的內幕情況》《文史資料選輯》第２９輯,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2頁
（51）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238頁、第239頁。
（52）（日）（服部卓四郎 《大東亞戰爭全史 第三編第四章第三節 緬甸作戰》，商務印書館，1984年7月第一版，第251頁）
（53）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緬甸作戰（下）》，中華書局，1987年4月第1版，第16頁。
（54）張承均 衛道然，《中國遠征軍1943——1945》，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93頁。
（55）同上，103頁
（56）同上第73頁
（57）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緬甸作戰（下）》，中華書局，1987年4月第1版，第171頁。
（58）《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380頁。
（59）見王景淵的回憶錄《血戰松山》，《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403頁。
（60）松山之戰日方戰史稱為拉孟之戰，日軍戰史記載是1260名守軍，但一名松山死裏逃生的士兵記載守軍人數為1310名。（見平野實著，伍金貴、喻方譯，《中日拉孟決戰揭秘——異國的鬼》，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頁）
（6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作戰經驗與教訓》，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472頁
（62）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三）》第203頁。
（63）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三）》第265頁。
（64）李德?哈特著，鈕先鐘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4頁。
（65）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三）》第566頁。）
（66）（德） 德國軍事研究協會主編，鈕先鐘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軍事譯粹社，中華民國66年3月初版，第233頁。
（67）（英） 阿諾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第6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362頁及注釋3。
（68）（德） 梅林津，《坦克戰》，戰士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6頁、188頁，186頁。
（69）（英） 威廉?夏伊勒著，陳廷有等譯，董樂山校，《第三帝國的興亡》（下）世界知識出版社，第1262頁中
（70）《隆美爾戰時文件》，第333頁。
（71）“Rotmistrov himself recalled later：‘when he learned about our losses, Stalin flew into a rage: After all, according to the Supreme High Command plans, the tank army was designed to take part in a counteroffensive, near Kharkov, but now it had to be reconstituted and reinforced. The supreme commander decided to dismiss me from command and all but have me court-martialed.’” (Alexander Khramchikhin，At Kursk ,We,Moscow News, N 23,2005. )
（72）曼斯坦因著、鈕先鐘譯，《失去的勝利》，戰士出版社（內部發行），1980年12月第1版，第453頁～454頁。
（73）格?康?朱可夫，《回憶與思考》（下），三聯書店，1972年9月第一版，第8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