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吾祖辈世代以耕读勤俭传家，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家庭教育。中学毕业后，刘放吾从家乡桂阳辗转到达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步兵科，参加革命军，接受正规系统军事教育，开始军旅生涯。
1929年，刘放吾从黄埔军校毕业，先后任陆军教导队特务连排长、连长，国府警卫军特务营连长、税警总团连长、营长，新38师第113团团长等职，先后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缅甸作战等历次对日作战。通过血与火的洗礼，刘放吾体现出良好素质，学习掌握到如何与一流的日本军队展开对战，逐渐成为一位优秀的战场指挥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准备从泰国入侵缅甸意图切断中国最后一条援华物资运输线。1941年底，税警总团奉令将下属第2、3、4团依例改编为第112、113、114三个步兵团，加上直属部队合编为国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刘放吾任该师第113团上校团长，随队开赴缅甸参加远征作战。
日军于1942年3月8日占领仰光后，便兵分三路向北追击英军。4月14日，西路日军第33师团进攻马圭之213联队，击溃因河南岸的英缅军逼近缅甸中部城市马圭，企图迅速占领马圭以北重要的石油基地仁安羌，并围歼英军。其215联队也向沙斯瓦、东敦枝等地佯攻配合围歼计划；另一支迂回部队214联队正秘密抄向英军后方。当日下午2时，曾指挥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鉴于前线情況紧急，面告中国远征军代表侯腾，要求中国远征军迅速予以援助。
正驻防曼德勒负责城内防务的刘放吾接到英军防守的西线告急、要求中方派兵到西路英军方面接防掩护其撤退命令，刘放吾团长奉命后立即安排113团官兵出发，顶着4月间缅甸旱季的酷热，于4月16日午后4时抵达距离曼德勒以南200多公里开外的小镇巧克伯当，在村落里清理出一所两层楼的民房作为团部临时指挥所，搭建起指挥联络系统并设置警戒安排，做好接应英军及掩护中方第5军侧翼的准备。
4月16日夜间，日军第33师团214联队迂回推进至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占领仁安羌镇区、切断英军退路，将英缅军第1师及坦克旅1部围困在仁安羌油田地区。时任英缅军第1军司令斯利姆将军在其回忆录《反败为胜》（Defeat into Victory）中指出，当时英军由于粮水不继，在烈日炽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精疲力竭。再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死伤情重，实际上已完全崩溃。
17日上午9时，提前撤到仁安羌以北小镇桂却的斯利姆听说我军新38师113团已抵达巧克伯当，精神为之一振，立刻驱车前往会晤。多年之后，斯利姆还清晰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在巧克伯当村里一栋残存的建筑楼上见到刘放吾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却透出刚毅，他佩戴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我们通过英军翻译官介绍握手后，旋即摊开地图言归正传。在叙述战况之间，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他了解我要他率团立即搭乘已备妥的卡车，迅速开往平墙河。我告诉他计划于18日清晨渡河攻击，以呼应英缅第1师突围。”
在解释完情况及下达命令后，斯利姆要求立即行动，但“他说若非经孙师长下令，他不能离开巧克伯当。”斯利姆解释：“孙将军已受令归我指挥。如果他在此地，我会对他下令，他也会遵命。”刘团长虽然同意斯利姆将军的说法，却依然坚持要孙师长同意。在坚持一个半小时后，“他终于露出微笑，而且同意照办。他为何改变主意我不得而知。猜测在我们对谈中，进出房间的官兵已将消息以无线电送达孙将军并获肯定回音。”“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斯利姆将军于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时签字发出的手令：“致113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贵团全部，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斯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你。你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之敌。”
斯利姆将军手令原稿
刘放吾在明确命令后，立即率全团官兵向平墙河挺进，并派副团长曾琪随同英军战车队长先赴平墙河北岸附近侦查敌情及地形。部队于17日午后到达战斗地区，英军配属轻型战车12辆、炮2门，完成攻击准备。
斯利姆将军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团长的指挥与部署。在18日拂晓攻击前，斯利姆将军对刘放吾团长领导攻击还有些不放心，他担心刘团长还会出现17日受命时的迟疑。斯利姆将军将这点疑虑告知当时已赶赴前线的孙立人将军，孙将军立即邀请斯利姆将军同往观察。这一视察让斯利姆将军对刘放吾团长印象更深刻。在《反败为胜》中，斯利姆记载道：“刘上校似乎窥出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看看。’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他经由孙将军解释连队部署。在我对军队的部署相当满意并准备后退之际，刘上校说：“我们再往连部走走。”
斯利姆将军大吃一惊，“我不确定在战争即将开始的一刻，我是否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连战指挥所。”斯利姆抵达指挥所时，攻击的枪炮声顿起。“上校转身看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对刘放吾团长的表现，斯利姆的评语是：“只有优秀及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18日的作战刘放吾将军这样回忆道：“当时我们面对的是战斗力很强、配备也很精良的日军第33师团……他们不但有战车和大炮，还有一队飞机。18日凌晨， 我的部队在协同作战的英军战车及配属炮兵的掩护下，向宾河（按：即平墙河）北岸的日军采取两翼包围态势，开始攻击。这样一来，日军包围了英军，我军包围了日军。日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但仍持其精良配备，负隅顽抗，同时以巨炮及飞机向我军阵地猛烈轰射。我军以昂扬战志，必胜信念以及炽热活力，除施以两面夹击外，并向敌正面反复冲杀。直到午后4时，敌军伤亡惨重，放弃阵地，纷纷涉水逃窜。”
当晚，刘放吾指挥113团一方面就已占领各要点徹夜固守，以防敌人反攻，一方面派小部队向当面之敌做扰乱攻击，预备19日渡河继续向南岸日军发动攻击，救英军出围。
19日拂晓前，113团趁黑渡河突入日军南岸阵地形成拉锯作战，从早上8点到午后1点，双方顶着高温酷热对南岸重要的制高点501高地展开数次争夺。日军每次阵地丢失，即以大队飞机和火炮继续向113团猛烈轰炸和炮击，连夜从伊洛瓦底江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也全线向我军反扑，双方在501高地及周边数座小山头间反复冲杀，展开肉搏。
血战至午后，刘放吾指挥113团终于彻底拿下501高地。日军开始溃退，包围英军的包围圈即被打开，河滩关卡及公路两侧英军撤退线路的威胁解除，仁安羌战场的主动权旋即掌握在我军手中。
多年之后回首1942年4月19日的那场激战，刘放吾将军追忆道：“以午前8时30分至午后1时许最为激烈。敌人曾以大队飞机及炮兵，向我部队作猛烈反复轰炸和炮击。敌人步兵，在其飞机大炮掩护下，也全线向我反扑，幸赖我将士用命前仆后继，与敌反复冲杀，数次肉搏，卒将顽敌击溃。”
曾被113团解救出困的英国上尉费茨派垂克（Gerald Fitzpatrick）回忆到，他当时站在一座山头上，从全景角度恰好观察到113团的进攻：“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如破竹，其效率和壮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战术完全适应当地油田崎岖的地形……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中国军队训练有素、步调一致，令人震惊；三名指挥官身着军官制服，有别于其他士兵，每个指挥官按照预先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他们身边都跟着一个携带着不同的信号旗的旗手。士兵们根据指挥官身边负责传达命令和消息的司号手的指示，迅速加入各自单元并集结在旗帜后面，整个部队行动一致，没有丝毫延误。他们兵分三路，一路向西面的伊洛瓦底江方向挺近，一路在中间，另一路通过公路进入我们的阵地……随着中国军队蜂拥前进，战场上硝烟四起。这些非常有纪律性的部队，在进攻时像首美丽的诗篇，也像是壮丽的盛典。”
攻下501高地后，刘放吾再令113团趁势继续向501高地南面的日军发起纵深进攻，于午后3时攻入交通要道敦贡村，将盘踞于此的日军向南驱赶。日军围困英军的包围圈被打开，黄昏时刻被困英军在113团掩护下得以潮水般突围而出，开始从501高地东侧通向河滩的小路撤退。此前被日军关押在敦贡村的200多名英军被俘士兵和伤员们也被解救出困。
对于113团当天解围作战中的优异表现，斯利姆后来在回忆录中也给予了极高评价：“中国军队发起了不起的进攻。在坦克和大炮支持下，他们作战积极，速度迅猛，并很快攻下敦贡村，救出了200多名被俘英国官兵和伤员。”
据当时合众社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 )记述，撤退途中英军遇到接应的113团将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的涕泗纵横庆祝生还，有的则握拳高呼：中国万岁。英缅1师及获救的英军被俘官兵、英美传教士、记者和家眷等7500余人得以安全北撤，幸免于被整体围歼，得以留存实力重组，为日后继续对日作战保存了有生力量。
4月21日凌晨，113团由赶来增援的112团掩护逐次向巧克伯当一线安全撤离战场，成功完成救援英军任务，为这场以寡胜多的解围战划上圆满句号。
仁安羌解围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异域御敌首次取得辉煌战果的一次战役，并作为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光辉战例而载入史册。国民政府也明订每年4月20日为“克复仁安羌解救英军纪念日”。
仁安羌解围战结束后，因缅甸战局已不利盟军，刘放吾再奉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命令率团在卡萨为第5军撤退殿后，继而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攀藤附葛，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成为“最光荣的一团，最后离开战场”。
对率领113团在卡萨掩护第5军撤退，之后被日军围追堵截转进野人山退到印度这段经过，刘放吾后来称之为过7关，以当时危险情形而言，确较关公过5关为险。
在参加完第一次入缅作战后，中国撤入印度之军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刘放吾随队在印度兰姆伽（Ramgarh）经过近一年整训，后考入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学校——“陆军大学”，为特7期上校学员赴重庆学习。1946年刘放吾完成陆大学业归队前往东北服役，同年晋升为陆军少将，而后携家眷前往台湾陆军训练学校任职，负责训兵练兵工作。后由于孙立人将军涉及所谓“兵谏”案，旧属大都受到牵连，刘放吾也因此受到影响离任。
从陆军训练学校离任后刘放吾因生活窘迫，不得不以制卖煤球为业，补贴家用，当地百姓还将刘将军制作的煤球戏称为“将军煤球”。面对这一切，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对曾经在缅甸战场上奋勇杀敌，解救英军，扬威异域的仁安羌大捷闭口不提。加之当年打完仁安羌一仗后部队忙于转进撤退，记录仁安羌具体作战经过的战史资料相当匮乏。新38师师长孙立人侄儿孙克刚在仁安羌战役4年之后的1946年写的《缅甸荡寇誌》是第一部记述仁安羌大捷的书。但孙克刚本人并未亲赴战场。书中不仅对战况时地的记述诸多错误，对运筹帷幄的刘放吾团长也只字未提。这样就给了一个名叫林彦章的骗子钻空的机会。
这个骗子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包装，在香港冒充仁安羌战役中解救英军的刘放吾团长，骗取了时任驻香港英军司令菲士廷的信任，到处招摇撞骗，捞取大量钱财，直至1963年8月东窗事发，林彦章在香港被捕才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1963年10月18日，《中国时报》前身《征信新闻报》刊出题为“光荣战史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的报道。记者采访了仁安羌解围时担任新38师第113团第1营营长杨振汉。杨振汉向记者详细讲述了他率部在刘放吾团长指挥下解救被困英军的来龙去脉。至此，“真假将军”的谜团终于解开。
《征信新闻报》报道也详细记载了刘放吾对仁安羌一役的叙述，在谈及如何救援英军，刘放吾却不愿趁机邀功，只是很淡然的说：“那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遇危难，救援是应该的，不能列为战果。”真正经历过血与火的军人本色此刻显露无疑。
英缅军第1军司令斯利姆将军指出：刘放吾团长在仁安羌率领第113团攻击日军(Lead the Attack: Defeat into Victory, p.66)。但坊间的书籍却鲜少提及刘团长；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的回忆录甚至无中生有的将113团团长写成孙继光。其他道听途说、东抄西写有关仁安羌大捷的文章更是不一而足。其他有些历史甚至以讹传讹。刘放吾率领113团救援英军这段史实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以其真实面目示人。
直到1992年仁安羌大捷50周年前夕，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美时，特地拜访已移居美国的刘放吾将军，亲自当面深致谢忱，昔日的援救之功方告白天下。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英国国防部长马尔科姆•里夫舍德、美国加州州长彼得•威尔逊等人也先后向刘放吾将军致函表示敬意和谢忱。
撒切尔夫人向刘放吾将军亲致谢忱
同年，台湾“国防部”重新开模铸造补发刘放吾将军在新38师113团团长任内，因仁安羌大捷及缅甸作战功绩所获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按：当时仅领取奖章执照，50年之后方收到国府重新开模铸造补发的奖章。）
台湾当局补发予刘放吾将军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1994年6月29日，刘放吾将军于美国洛杉矶平静辞世，享年95岁。
200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国防大学将刘放吾将军列入“中国抗日战争60位著名人物”之一，并编入书中出版。同年9月，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各项庆祝纪念活动与仪式。
2007年，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将仁安羌大捷列入高中历史教科书。
2009年4月19日，仁安羌大捷67周年纪念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新闻频道，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先生邀请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做客《小崔说事》栏目，通过“我的父亲是团长”这期节目，向广大电视观众讲述仁安羌大捷背后的故事，仁安羌一战中国军人扬威异域的故事为更多人知晓。
2010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推出大型纪录片《中国远征军》，其片头封面有如下记述：“《探索•发现》栏目历时一年，倾力打造12集纪录片 《中国远征军》。本片摄制组先后赴湖南、云南等数地拍摄，采访了近20位年过九旬的远征军老兵，获得了大量此前在国内从未公布的重要资料。诸如，在震惊世界的仁安羌大捷中，直接指挥者并非孙立人，而是刘放吾……挖掘出的重要史实不仅填补了该段历史影像证据的缺失，更是弘扬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场中英武之精神。”
2011年12月23日，马英九颁布国府最高荣典“总统褒扬令”明令褒扬刘放吾将军，肯定这段历史，同时亦肯定刘放吾将军为国家民族与世界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推崇刘放吾将军忠贞爱国的义胆、军魂及战斗智慧。
褒扬令
2012年9月17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当年亲历过仁安羌战役，已93岁高龄的英国退役上尉杰拉德•费茨派垂克（Gerald Fitzpatrick）偕夫人特别从英国赶到美国华府，向70年前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拯救过他及其余7千英军同袍的恩人，已故将军刘放吾的子女致上迟来的谢意。
2013年1月13日，刘放吾将军后人在缅甸仁安羌当年的作战现场，也是113团伤亡最惨重的地方501高地建成海外第一座纪念远征军战绩之碑——“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纪念阵亡在那里的父辈，为他们安灵招魂。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
2013年3月27日，马英九接见英国退役陆军上尉费茨派垂克伉俪，除代表全体军民欢迎访宾一行，并对其还原历史所做的贡献，表达高度热忱。马英九特别肯定费茨派垂克以亲身经历完成著作，还原仁安羌战役真相，并以积极行动恳请各界正视历史，以表达对国军在仁安羌战役中牺牲奉献的感念；并希望费茨派垂克访台后，能了解我政府致力保存抗战史记的努力。
马英九表示，刘将军与113团官兵的英勇事迹，一直隐没逾半世纪之久，直到1992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造访刘将军，此事迹才公诸于世。其后我政府也特别颁发刘将军褒扬令，表彰渠卓越贡献。
马英九指出，此役我军虽击退日军，但伤亡惨重，且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异常艰辛。我军能于其时赢得第一场胜仗，不但盟军士气大振，亦为抗战史上境外取胜之首役，极具正面意义。另外在此役发生后的九个月，中国分别与美国、英国在华盛顿、重庆签订了平等互惠的新约，以取代旧时之不平等条约，亦显见国际社会并未忽略我军对此役的贡献。
2013年7月7日，仁安羌之战阵亡的202位将士灵位自缅甸一路迎回国内，安厝于供奉抗战阵亡将士总神位之南岳忠烈祠享堂。刘放吾将军次子刘伟民表示，从缅甸的仁安羌到衡阳，不能算是一个很长的旅程，却花了整整71年漫长的岁月，父亲的子弟兵终于回到他们的家乡，父亲的遗愿终算达成。今后，烈士英灵在湖南忠烈祠能长眠安息，也希望后代子孙永远记得这一场战役、记住这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