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抗战往事
2013-02-07 09:13 中国远征军网
天空晴好，网友“兰若山居”和作家施怀基带了香、清酒和矿泉水，来到云南省大理三月街的尽头。那里有一片翻新过的土地，里面刚刚被考古队挖掘出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和十余具疑似远征军尸骨。2013年的元旦已过，这是他第二次到这里祭奠。土地上还残留上次祭奠所遗留的菊花与蔬果。
“顶礼远征军阵亡将士！”“兰若山居”将燃着的香插于地上，讽诵了经咒，将水与清酒泼洒在四周。他是一名白族佛教徒，对逝去的生命有着特殊的关怀。两年前，他所在村落的一个百岁国民党老兵病逝，他亲自送葬、立碑，并从此开始关注抗战者的命运。疑似远征军公墓的发掘，激发了他浓厚的兴趣。在官方正式公布消息之前，是他最早在网上发布消息，监督考古进展，并掀起了小小的舆论风暴。
目前尚不确知，在这十几具疑似远征军遗骸之外，是否还有更大规模的陆军军官公墓。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支离破碎，且指向互相矛盾的方向，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表示，这里曾有一座埋葬数百名营级以上军官的公墓。南都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存在这种可能性。
在远征军抗战史上，大理一向不为研究者所注目。这里并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战役，却曾作为远征军的后方指挥部、干训基地和伤病医院；这里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核心，它呈现的更多是军旅生涯中最日常的面相。
60多年来，关于他们的印记，一点点在大理消失了。
豪情杜泽周回忆说，当时干训团营房大门上有副楹联：赃官污吏请走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抗战时，吴棠是大理省立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在古城南较场听过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的演讲。“那时，为了激发和动员群众，每月1日都在这里举行国民月会，宋希濂必到场讲话，内容无非是宣传全民抗战。”吴棠混杂在学生、平民、军人和士绅组成的千余人听众队伍中，感受着抗战的热血。
虽是军人，但宋希濂给吴棠留下的最大印象是儒雅。他的个子高挑的妻子冷兰琴是一名钢琴家，曾执教于中央大学音乐系和金陵女子学院，时常穿着旗袍，在大理中学兼职授课。宋希濂的司令部和宅邸位于圣麓公园，距学校大概7华里，他一个读初中的儿子每天独自骑着父亲的大白马上学，没有随从。马是当时常用的代步工具，家住大理下关镇的吴棠开学返校时，也要雇佣马匹托运行李，自己跟在后面步行。
那个时候号召全民抗战，军民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界限，不过军队内还是讲究纪律。吴棠也曾在周末去过兵营，那里有他的一个朋友——— 第2军榴弹炮营副、山西人王跃辰。他们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文学。
很多年以后，已从大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州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的吴棠，回忆起彼时的驻军盛况：大理是滇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军事重镇，历史上各代在此均驻扎重兵，抗战时期，这里是云南除昆明外，另一重要后方中心，也是滇西第一线指挥中心。驻扎在此的部队，除了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外，还有王凌云的第2军。王凌云军部当时在大理人民南路合作金库，房子相当不错，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他们拥有美式装备。
在大理，宋希濂成立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更名“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将流浪街头、衣食困难的战区中学生及缅甸回来的华侨青年收容起来，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而后派往各地侦察敌情、运济粮秣、组织民众。这个干训团的地址在大理撒塔斯营房。
大理上关镇兆邑村村民杜泽周回忆说，当时干训团营房大门上有副楹联，上书：赃官污吏请走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记忆“死去的人都很不幸。人刚死去，尸体马上便被胡乱地扔进山里”
杜泽周的堂叔在栽秧时节死去，漆棺材将其安葬。而等到舅父舅母死时，装尸的是扎上两道蔑箍的木板。再以后，死者就用草席裹尸，在村西砂坝挖坑掩埋了事。
那时节，死人是寻常事。主要是因为传染病。杜泽周说，1942年5月日军轰炸保山县城时，投放了鼠疫霍乱毒菌，导致急性霍乱病传染到滇西各县市。很多人会突然腹痛、上吐下泻，手脚筋扭翻，眼珠翻白，四肢冰冷，舌卷不语，很快死去。在大理，昨天抬埋死人的生者，回来时谈笑自如，第二天可能就死去了。每天都有一伙一群的人去抬埋死尸。他的朋友杜卓材回家看望亲人时，在永平县、下关镇路边，都看到就地埋葬的死尸，有的白骨裸露在外，任鸟啄犬啮。
和这些位于后方的平民百姓比起来，在战场一线的士兵，除了疫病，还面临更直接的军火袭击所导致的死伤。大理大关邑村55岁村民郑川龙说，当时国民党在村里抽壮丁，三丁抽二，二丁抽一，独子不上前线。他的一个堂叔就被抽去服了兵役，后来死在腾冲，尸体并没有运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战死还是病死都不知道。”
但有些伤兵，被转移到了位于大理的医院。吴棠说，当时从大理崇圣寺三塔到观音殿之间，有墙隔开，大约1/4被用作后方医院。在下关镇董家庄也有一个兵站医院，他记得院长名叫高生厚，解放后在昆明行医，作为统战对象，曾出任云南省参事。
“那时的医疗条件不好，亡兵不是少数。死了人要埋葬，需要坟地。”吴棠相信逝去的士兵都被集中葬在一处，但他个人当年并未对医院和墓地进行过实地探访。
日兵吉野孝公曾在《腾越玉碎记———一个日本战俘的回忆》中，记述自己被俘后在后方的楚雄陆军医院的情景：“说是医院，其实是街上的产业仓库等经过改装而形成的一所简陋的住所。医院里住满了中国军队的伤员。”“在精神上，军医和护士对我们都很善良，但治疗极为简单。中国军队的伤病员同样如此。主要由于医疗器具和药物奇缺，根本没有注射，全部采用投药，尤其是奎宁缺乏，这对于疟疾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时并发其他疾病，一般说来，生命就没有希望了。中国士兵每天都有死亡的。”“死去的人都很不幸。人刚死去，尸体马上便被胡乱地扔进山里，这是这儿的惯例，不管是中国兵，还是我们这些日本兵，都是一样……中国士兵们习以为常地说：尸体被扔进后山以后，转眼间便会成为野狗的腹中之物。”
大理的情况或许好一些，但似乎很难指望它好太多。
命运“老一辈人根本不敢讲远征军的经历，不敢承认当过国民党兵。一承认，政治运动就把你搞死搞废”
吴棠曾经在路上见过缺胳膊断腿的伤兵。“他们得不到很好的医疗，心里面不平，愤怒，爱发脾气，有时候买东西不给钱也难免。根源在他们生活没保障。伤兵会和百姓关系紧张，民间对他们有负面评价。老百姓怕伤兵。”
大关邑村的郑川龙，从小也听父辈讲起过关于远征军的林林总总。“有些受伤的兵，得不到有效医治死去，违纪被长官打死的也有———因为这里的后勤保障比较差，供粮紧张，一般的兵都吃不饱，有的就偷拿老百姓的东西。”
士兵们除了住在兵站和公共场所，有时也在有钱士绅家的院子居留，普通老百姓家间或也住有军人。郑川龙说，当时他们寨子里，有很多的远征军士兵操练。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大理古城西门七组村民李富魁的父亲，抗战胜利后，由一名幸存的远征军战士，变成这里的上门女婿。结婚前，作为第6军36师驾驶员，他曾在去前线拉弹药返程途中，将牺牲的营级以上官员运回来安葬。
大理古城村落内，入赘的远征军士兵有很多。他们的命运，很快因内战爆发而改变，国民党如山倒般的兵败，出乎了几乎所有观察者的意外。而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程度不等地遭遇了歧视。
“老一辈人根本不敢讲远征军的经历，不敢承认当过国民党兵。一承认，政治运动就把你搞死搞废，成‘残渣余孽’了。我小时候，骂别人是坏人，就说你跟国民党一样，好像社会上差的事情，都是国民党干的。”郑川龙说。而吴棠读书时的军人朋友王跃辰，退役后曾在阳泉二中教书，后来也受到政治冲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在内战失败后被俘，1959年特赦，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按部分村民的说法，营级以上官员的墓地有立碑，是所谓的“陆军军官墓”，普通伤兵的埋葬则简单很多，当地人称为“伤兵坟”。“大跃进”期间，碑林被毁。此次云南考古队发现的疑似远征军伤兵坟，在挖掘前也已是一片平地。
随着岁月的流逝，能忆起远征军往事的村民已经越来越少。大理仿佛已是一座与远征军无关的城市。秣马厉兵的年代已经远去，接近20万中国远征军的伤亡，让这片土地下布满烈士的尸骸。如今，部分村民所指称的“陆军军官墓”，给了我们更多的考古想象。
网友“兰若山居”在大理下关镇弥陀寺立了一个牌位，上面写着“佛光接引中国远征军大理驻军病殁将士之往生灵位”等字样。他以这样的宗教仪式表达自己对卫国者的致敬之意。在考古队挖掘出疑似远征军遗骸后，那一段记忆开始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