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老兵王羽：此生最大心愿是不再打仗
2013-03-19 10:39　中国远征军网

　　他有个哥哥在重庆江北的金陵兵工厂（又称21兵工厂），他下来之后，便被介绍到21兵工厂开磨车。张尚德把我领到江北的一个老师傅家里安顿下来，让我在老师傅家里食宿，费用他来出。
 
　　等到兵工厂招工，招三个工种：粗工、技工和徒工。张尚德介绍我报名做了徒工，我被分配到步枪厂的蘸火部，负责砸焦炭。这时候已经是1941年了。
 
　　之前在兵工厂工作的一个人，后来到印度当了兵，远征军。他写信回来说那边生活很好，穿的衣服和鞋都是美国供应的，每个月还有30多块钱的工资。
 
　　我听了之后就光想去。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成都还在招收远征军。于是和朋友们告别，决定动身去成都。
 
　　坐车太贵，我又没有多少钱，就走路去成都。每天走一百多里路，脚上都磨得起了泡。快到成都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姓李的，他也是去成都的，找他表哥。我们结伴而行，天黑的时候到了成都，一起住了旅店。
 
　　第二天，我们分头行动。他去找他表哥，我去成都西教场报名。但到了西教场才发现，西教场门口竖了块牌子：招收暂停。
 
　　晚上在旅店和姓李的碰了面，听说我没能报上名，他答应第二天去求他的表哥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他表哥是成都警察局的一个警官。后来，我就被介绍到了成都下西顺城街警察所，每天在派出所门口站岗。
 
　　站了几天之后，一个拉黄包车的路过，看见我在站岗就停下来问我：“哎，你不是王兴世吗？”
 
　　我一看，拉黄包车的竟然是叶凯，我们一起被抓的壮丁，他后来也开小差下来了，在成都给一个当官的家里拉黄包车。
 
　　过了没多长时间，招收青年远征军的又开始了。我去报名，但人家要文凭，要介绍信。我没上过学哪里有文凭。
 
　　我找叶凯商量，他想办法给我找了一个文凭，是朱传松的名字。我又找警察所的所长给我开了个介绍信，于是顶着朱传松的名字报名参加了远征军。这时候已经是1943年了。
 
　　飞越“死亡航线”穿越印缅森林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美两国政府被迫在印度到云南之间，开辟出一条空中战略物资转运的空中航线——“驼峰航线”。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王羽赴印时走的便是这条有“死亡航线”之称的路线，同行的另外一架飞机险些失事。
 
　　在印度和缅甸的原始森林里，王羽经历了他一生都从未见过的恐怖光景。
 
　　1943年9月，我们从成都新津机场乘坐美国运输机飞往印度。那次飞往印度的一共有两架飞机，一共运载了三四百人。
 
　　运输机上没有座位，我们直接坐在机舱的地上，也没有安全带。飞机一颠簸摇晃，我们就跟着在飞机里晃来晃去。
 
　　过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最难受了，我们从飞机上就能看见喜马拉雅山，当时什么也没带，也不让带，就一个人发了一个棉背心。在机舱里我们冻得浑身冰凉。飞机飞过喜马拉雅山以后才好了一些。
 
　　其实，冷一点还不算什么。最危险的是日本人还在喜马拉雅山那里拦截我们，一块起飞的另一架飞机就在喜马拉雅山那被日本人的高射炮打了下来，只好返回昆明，直到第二天才又飞到印度。
 
　　飞了六个小时以后，我们飞到了印度的雷多。驻印的各个兵种开着汽车在机场等着我们，喊我们上这个车，上那个车。我们上的汽车车牌上写着“辎76团”。
 
　　在“辎76团”驻地，我们被要求洗了澡，每人发了三身衣服一双鞋。接着就被送到了汽车学校，学习了三个月的驾驶技术，然后被分到汽车六团。我还当上了汽车六团一营三连的中士班长。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每天给前线运送弹药和给养。战斗部队在前面前进，我们就在后面跟着送给养。
 
　　缅甸的原始森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没有人烟，到处都是野物。白天的时候，我们在森林里开车，那些猴子就在树上跳来跳去。猴子太多了，成千上万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开车灯，那些黑熊、猴子就全在灯光前站住了。睡觉的时候，猴子还会钻到我们的帐篷里面找吃的，我们拿手电筒一照，它们“唰”的一下就都跑掉了。
 
　　印度的大象很多，我们开车在路上会遇到骑着大象做买卖的。他们在大象的背上弄个小屋，平时就住在象背上。印度的森林里还有很多蛇，有一种蛇跟蟒蛇差不多大，但是不是蟒蛇。它们很会隐蔽，盘在草地里，别的动物从旁边一过，就被它吸到肚子里去了。
　　 
　　在印度，还有人拿机枪打过这种蛇。打死以后，在蛇肚子里还发现了日本人的钢盔。
 
　　在缅甸密支那的时候，我们需要开辟一个停车场。开辟停车场的时候，还在战壕里发现了日本人的尸首和军官的指挥刀，大概有四十多具。因为是热带，尸体都已经成了骷髅。有些骷髅是吊在树上的，估计是隐蔽的时候隐蔽在了树上，被打死了。我们把这些尸首就地掩埋在战壕里了。
 
　　那时候，日本已经没有了反攻的力量，美国的飞机天天轰炸，日本人只能被动挨打。
 
　　辗转落户临沂想寻老友
 
　　抗战胜利后，被命运裹挟的老人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如今，早已退休在家的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与自己以前的战友取得联系——倘若他们尚在人世的话。
 
　　1945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在缅甸密支那。8月14日中午，忽然到处都在放炮，我们一问才知道日本人宣布投降了，到处放炮是在庆祝胜利。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是高兴。因为在旧社会当一辈子兵也没人管你。国民党那边的政策和咱这边不一样，当兵负伤了只要你伤好了他就不管你了。
 
　　我就光想着能下来，找个合适的工作过日子。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开车回到国内，参加了修筑陕西潼关到河南洛阳的铁路的运输工作。
 
　　1947年，在河南漯河，我们的部队被解放军陈赓的部队解放了。因为我会开汽车，解放军对我很好，让我继续在部队里干运输。后来，河南下大雪，汽车里热外面很冷，内外温差很大，我得了重感冒。解放军把我送到了医院，但伤好以后跟部队走散了，再也没联系上。我后来又辗转武汉、广州、南京、郑州、徐州谋生，最后落在了山东临沂，在临沂煤矿一直干到退休。
 
　　这些都是历史啊，说起来都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了。我现在已经是四代同堂了，很满意，身体也不错，各方面都很好。我的小孩都有工作，有的还退休了，我没有什么顾虑，没事的时候，其他老头还会找我来下下棋，我心里很满足。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找找以前的战友。年龄大了，光想联系联系他们，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
 
　　我原来有个战友叫雷俊勇，后来在福建军区后勤处，我们前些年还联系过，但后来失去联系了。在济南的有个叫姜忠（音）的，他比我小两岁，今年应该是90岁了，1958年生活困难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信，叫我给他买地瓜干。
 
　　再就是杨绍珠、卢汉文、闫青海、罗荣祥。罗荣祥后来去了台湾，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人老了，念旧，就是想要找找他们。
 
文章来源《山东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