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从军医学校到中国驻印军的那些日子
2013-04-08 16:36 中国远征军网
文／张荣铭
1939年2月1日开学后，我在浙江省立金华中学长庚分校念高三。3月初，《东南日报》登载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前身）来金华招生的消息。该校校址在贵州安顺。同班同学俞慎修约我同去报考，我班还有多位同学报名，我和俞慎修报考了医科，有的同学报考药科。我高中还没毕业，是凭高中第4学期成绩单以同等学历报的名。报考后我回家请求父母亲同意。起初父母不同意，父亲已经65岁，我要是远离家乡，一别还不知几年才能相会。经过我一再争取，父亲才勉强同意了我上军医学校的要求。
4月上旬军医学校来人接收录取新生，我先办理了高中自动要求退学的手续，办理了军校报到手续，当时要交100元保证金，我因家境贫寒没钱可交，是俞慎修为我说情，并代我交了50元钱。以后也没有还他，欠他的情，令我一生难忘！报到后穿上了军装，佩戴上等兵领章，从此当上兵，投笔从戎保家卫国。
4月中旬(好像是19 日)我们坐上火车离开金华西行。因南昌已于3月沦陷，浙赣线的火车只能通到东乡。在东乡住了一宿，自次日起经过几天的步行， 由东乡经临川（ 今抚州）、崇仁、永丰、吉水到达吉安，休整几天后，与在吉安招收的学生合编。4月末由兵站派汽车接我们，因等车去桂林，在衡阳逗留了几天，现在还记得5月3日曾在衡阳躲过空袭警报。在5月6日火车到了桂林，在桂林休息了好几天，玩了几处景点。与广东广西招的新生合编后，全队一百多名新学员编成4个排。我们这部分是由桂林出发，步行了几天，也走过山路，经永福县、百寿到融县长安镇（ 现为融安县城） 。我们于5月中下旬之交由融县长安镇登船， 溯融江和其上游的支流都柳江而上，进入贵州丙妹（今贵州从江县城），又途经榕江县、都江县，经过20多天行程，在三合县（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镇）上了岸。我从过榕江县后就开始生病，每天忽冷忽热病得不轻，幸亏得到同船新生周咨度一路上的细心照顾，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感激他。听说周咨度后来去了台湾，官拜海军中将担任过国防部军医局局长。他在1976年率先推动了亚太地区高压氧医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滇缅公路边界路标(照片来源百度)
一路舟行大山之中，虽然风景这边独好，但我从发病后终日身卧舟中就无心观赏了。上岸后步行（ 也可能是坐汽车）经八寨（今丹寨县）、麻江（当时通信兵学校在麻江）到马场坪，我是怎样从三合到马场坪的已经记不清了。从马场坪坐汽车到贵阳，当时中央医院已迁至贵阳，我在该院门诊一次，经诊断为疟疾，领了奎宁，继续找便车到安顺。到安顺时是6月19日，就直接住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确诊为疟疾、斑疹伤寒，一住院就是两个多月，康复后才出院。全队新生同学是什么时候到达安顺的亦记不清了。
我去军医学校就读的行程归纳如下：1、金华至江西东乡段乘火车；2、东乡、临川、崇仁、永丰、吉水、吉安段是步行；3、吉安、永新、界化陇、茶陵、耒阳段乘汽车；4、耒阳至衡阳段乘火车；5、衡阳至桂林段乘火车；6、桂林、永福、百寿、融县长安镇段是步行；7、长安镇、丙妹、榕江、都江、三合段乘船；8、三合、八寨、麻江、马场坪段可能是乘汽车；9、马场坪至贵阳段乘汽车；10、贵阳至安顺段乘汽车。整个行程历时两个月。去安顺上学途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在俞家柽同学撰写的《随队赴安顺上学记》（《源远季刊》2008年25期）中有详尽的叙述，我也有一些相同的记忆。
从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出院时，我的身体还是较差的，头发稀稀疏疏，身体也消瘦得不像人样，到入伍生队接受军事训练时，入伍生的训练生活已经过半，所以我在入伍生队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将结束时全队有一次实弹射击，记得我这次跪射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三发子弹打中了两发。
1939年10月上旬入伍生队训练结束。10月10日前后，我们这批医科新生被编为军医学校医科第32期及广州分校医科第五期，混合编班称医科混合第2期。这期学生毕业时不分本校分校均称为医科32期毕业生。学校新校址在安顺北门外贵西营房。全班共有学生1 0 8 名， 佩戴学生领章和中士军衔胸章，领中士薪饷，学制为5 年。因为在战时，每学期20个星期上课，学期间有两个星期的假期，5年共220个星期，计1540天。其中4年以课堂授课实习为主，一年为临床实习。按计划4年课堂教学到1943年4月18日结束，临床实习于5月3日开始，到1944年4 月1 5 日结束。中间曾于1942年有一次盛大的军医学校成立40周年校庆活动，有当时在后方高校的名教授来校参访讲学，湘雅医学院和贵阳医学院高年级医学生也来校参访，我校以32期同学为主，与两医学院学生开展联谊活动。记得期间停课数天，其他时间从未中辍学习进程。
军医学校校长虽然由蒋中正兼任，但他从未到学校来过。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教育长张建。学校还有教务处长、医科主任、药科主任等。每期学生都有专职队长、区队长管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分别来过安顺视察，我见到过何应钦，但因患流感卧床休息未见到白崇禧。我在安顺时因为经济原因，即使遇假期也从未到安顺以外的地方去玩过，只在当地看过苗族的跳花舞。有一个假期我班为了改善生活，曾派同学吕锦彬（东阳千祥人）等几个人到广西河池跑过单帮，赚了钱用于同期同学改善生活。也经常由同学为伙房买菜、监厨，同时像烧猪头肉、煎油炸果等活都由学生轮流干。军医学校中东阳籍的学生差不多有20多个，当教官的有东阳城里的陈大谟， 早期校友， 曾留学日本。比我早入医校的有药科2 1期生王着禄（东阳王坎头人），同时入校的药科生孙献昌、吴美枢、朱仕期、杜友荃等，学医的则更多一些，我们虽没有组织过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但每到过年（除夕）大家都要聚在一起开个茶话会。我们平时彼此之间都讲普通话，但在这样的茶话会中大家都只许讲东阳方言， 不许讲普通话。东阳籍的学生当时还有一个远景规划，主要是陈大谟的主意，即以后不只当医官、司药，而要利用我们这批人力资源合办医院和制药厂，来干一番大事业， 为家乡为国家服务。
受学校卫生勤务教官邱倬（元起）（1949年后曾兼任江西省卫生厅厅长）的鼓励，我们班在第七和第八学期编辑了《军医提絜》一书，全班同学按章按节分头编辑，积极性甚高。全书统稿后以癸未（1943年岁次）医学出版社的名义在江西出版发行。军医学校医科32期1943年在班的46名同学都是癸未医学社的社员，也是该社的全部成员。后来我得到一部羊皮封面的《军医提絜》，可惜后来因战乱遗失了。《军医提絜》曾多次印刷，1949年后再版时改名为《医师典》，该书广泛应用于国共两军军医界，受到军医人员的欢迎。有一种说法将《司药必携》、《军医提絜》与《军医杂志》称为“抗战时期母校在学术上的三朵奇葩”（见于校友会的《源远季刊》）。
1 9 4 3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中国远征军急需军医。是年10月，我班奉命提前毕业，全班46个毕业生都被授予上尉军衔，全部分配到中国远征军，由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分配到各军任职。毕业后在校休息一个月，到11月中旬才乘汽车到达昆明，途中观赏了黄果树大瀑布。到昆明后，起初住圆通山军医学校昆明分校，后进中央训练团受训两周，再进位于黑林铺的步兵学校接受医学卫勤班训练5周（约在1943年11月下旬至1944年1月10日左右）。由美军医务人员任教员，课程是一些最初级的常识，如急救、抬担架等。将结束时接到远征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我被分配到驻云南砚山中国远征军52军工作。当时有军医学校医科18期毕业的一位姓姜的老校友即将到中国驻印军新30师任军医处长，需要带一些军医人员去该师工作，他跑到步兵学校训练班来游说我班同学去印度。结果我们当中有胡可澄、梁学志、陈诗渌、叶寄武、赵焕廷和我6名上尉军医没有去远征军报到，而听从了姜处长的安排。我们于1944年1月14日乘美军运输机从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经驼峰航线到达印度阿萨密邦丁苏基亚机场，随后乘车到离萨地亚不远的小火车站附近，住在帐篷里待命。此处离我国西藏边境不远，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西藏同胞，也在此地第一次吃到印度的面包和阿根廷的牛肉罐头，用领来的薪饷买来扑克牌消遣，在这里我第一次抽上了香烟，有英国的也有美国的。过了不久我们由驻地乘火车西行到高哈蒂（今译古瓦哈蒂），又改乘轮船由布拉马普特拉河顺流而下， 到河西岸某处上岸， 换乘火车到加尔各答。在船上可以看到各色盟军官兵，黑人、白人、黄种人，英国的、美国的、印度的、中国的，真正的各色俱全。当一些美国士兵看到我们这几个中国军官，问我们是什么军衔，得知我们是Captain（上尉）时，都啧啧称奇面露羡慕之色，大概是我们这么年轻就当上了上尉吧！在加尔各答住了几天，又有人安排我们坐火车到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驻地兰伽（又译为兰姆伽）。兰伽属印度比哈尔邦哈萨里巴县，此地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处战俘营， 有许多现成的旧式营房。我们到新30师师部，做了彻底消毒洗浴（主要是灭虱）后换上印度人穿的军装。
▲ 2006年国防医学院校友江湾之旅，在车上与新党主席郁慕明合影
▲2006年国防医学院校友江湾寻根之旅左一为作者
约在1944年3月，我们6人由新30师向驻印军总指挥部报批时，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萧冰也是军医学校早期毕业生）从中留了3名，由总指挥部直接分配任职，将叶寄武留在总指挥部军医处工作，调赵焕廷到总指挥部直属战车第一营卫生队工作，调我到总指挥部直属战车第三营卫生队任军医。只有胡、梁、陈三人留给新30师。赵焕廷不久随营赴缅北作战，我则到兰伽郊外战车第三营报到，营长是廖家齐上校(后任是刘景扬中校)，卫生队长姓石，还有一位中尉军医。我营组建不久，主要任务是接收装备及补充兵员（由国内空运过来）、训练。在这里我学会了开汽车，学汽车驾驶要从驾驶大卡车开始，能开大卡车就能开小车。驻兰伽郊外的部队每周可以看一次电影，电影院在兰伽，每次轮到我们营看电影时，总要十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运送才行（战车营满员编制是700多人，较步兵营要多得多）。到1944年10月，战车第三营因训练任务基本完成，移防到阿萨姆邦萨地亚附近一处营地驻扎，我们的营地就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的一片空地上，走不远就可以到河边，1944年即在这里过的冬天。
1945年3月前后，我们直属战车第三营又向前开进到雷多，这里是印缅滇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的起点，不远就是缅甸。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驾驶吉普车，为超车在犹豫之间被该车撞翻，吉普车被撞下公路，翻到1 米来深的铁路上，我受了点轻伤被送进了医院。所幸伤得不是很重，不然，我可能就看不到抗战胜利了。
1945年6月，中国驻印军完成了任务，分批撤回国内。我们直属战车第三营从雷多出发回国，所有战车留在印度待海运回国，其余大小车辆各种装备全部运回国内。我当时任营卫生队代理队长，率领营卫生队的吉普、救护车各一辆，卡车4辆及全队人员40余人，经八莫、畹町、保山、楚雄，在6月底到达昆明，一路都是自己驾驶。在保山时有同班同学马义品（东阳南马安恬人）来会，风雨连床畅谈甚欢。在昆明时，部队就驻在西山一带，在这里游了一处大佛寺和龙门。又见到了在印度分别的胡可澄同学，感觉特别亲热。在昆明我们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抗战胜利。
1946年2月2日（大年初一）这天，收到家里寄到印度后又转回国内的家信，才得知母亲已于1944年11月29日（农历甲申年10月14日）病逝，心情万分悲痛。人生忠孝两难全，若母亲在天有灵，她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一定会原谅我未尽孝心的！
作者简介：张荣铭， 浙江东阳湖溪人，生于1919年11月。早年在军医学校学习。曾任《军医提絜》编辑，该书由癸未医学出版社1944年出版。1943年后去中国驻印军新30师、中国驻印军直属战车第三营工作，回国后曾在联勤总部徐州陆军总医院任职。1949年后仍一直从事医务工作，1969年回乡。1 9 9 4 - 1 9 9 6年曾任《湖溪村志》顾问。2002-2006年担任东阳《吴宁托塘张氏宗谱》修订委员会主编，完成了总计32卷宗谱的修订工作。
文章来源《源遠季刊》 2012 第43期 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