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军官揭秘印度妇女为何会瞧不上中国士兵的理由
2013-12-20 09:17 中国远征军网
核心提示: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佣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尔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的事,他并没有下命令。他终究被赦免,有机会戴罪立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屈而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这点必须站在国民党军中的观点才能了解。众所公认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过考验后,舒仍然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可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当地的高阶将领一大笔整数的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因此,资金运用的诚实与否,其间分际就很模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还是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阶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郑将军会轻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官“几乎无米可炊”。这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的是,虽然该将领表面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下的金额不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有被说服。不过将军言语直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阶将领的生活及挣扎。我开始了解,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阶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天后国防部长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做到,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产党军队以高射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他为“爱国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1943年2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八个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最后总算看到印度。当C47开始降低高度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风貌完整地呈现在眼前。大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水道、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水,倾斜在机翼尾侧,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的景色只适宜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眼的彩色画页中。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却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没错,不过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中部的干燥气候对我反而是新鲜事。到了晚上,繁星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深邃,想必已激发许许多多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马车夫的传说。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样吸引住我们。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的柱子总是涂上一层特别的红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道上并没有太多色彩。在印度,颜色的组合喧闹放纵,绿配紫,橘色滚蓝紫边,再穿插金色条纹,即使是农妇,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顶在头上。在中国,较轻的东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轻巧的提篮用头顶,盒子和箱子也是用头顶。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点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操。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佣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尔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配发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做的,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为了美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订作的制服。对我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轮徽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丛林作战,改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将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后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文章来源《铁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