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滇缅战场上的文化冲突
2013-05-06 09:53　中国远征军网

摘要：不同文化的视角下人们对于战争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分歧，反映在战场上就是两支军队的文化形态。两支相互敌对的军队之间形成的冲突时我们显而易见；盟友之间的巨大分歧更是失败的前兆。军队上层的分歧表现为政治和战略上的博弈，而微观层次上则表现为士兵的与基层军官的战争态度和价值观。本文以第一次滇缅之战为例，利用相关史料和影视文学作品作为微观分析的素材，探讨在这场战争中东西方军人文化在盟友和敌人两个维度的微观冲突。

关键词：滇缅；英；中；日；文化冲突；俘虏；荣誉。
 
　　文化冲突，指两种或这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滇缅战场，就是指1942年中国派遣远征军进驻缅甸，保卫滇缅交通线，协助英军抵抗日军的进攻。当然，其结果是中英军队战败，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协助英军撤往印度，而自己却深滇缅的丛林，几乎损失殆尽。如果单单从战斗力与兵力上看，中英双方的战斗力虽然不如英军，而且仓促迎战，但数量一直多于日军，不至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从缅甸溃散到云南。其当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英军队之间缺乏协调，这缺乏协调的重要因素就是两支军队在文化上的巨大冲突。同样的，英军与日军，中国军队与日军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限于协同作战方面，还会体现在双方战斗精神，对于投降的理解等等。可以说，在战争这一极度应激的心理条件下，双方理解的理智已经基本丧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潜意识支配的本能的意识进行思考与交流的，这种文化冲突也表现的非常明显。
 
1.文化冲突的产生
　　文化的产生是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不同生存环境的刺激和作用，造成了人们对自身及自身以外的世界的不同感受与看法，而处在相同生存环境里的人，又会形成许多共同的感受和经验。在封闭的生存环境里，这些共同的东西是产生部落或者村落文化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部落或者村落之间人们的各种联系不断增多，封闭的状态逐渐就会被打破。人们带着自己所处的环境里所形成的感受、认识，习惯等互相交往，必然要产生冲突和磨擦。所以，文化的冲突是由文化的“先天性“或者文化的本性所决定的，是文化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必然现象。

1.1多种文化并存。
　　滇缅之战本身就是中英日三国在第四国战争状态，其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冲突形态。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同属于东方民族，虽然有分化，但有些文化相通，尤其是在战场上的一些文化特征，使得中国与日本军人更加英勇。而英国则与中日的文化有巨大差异。英军在缅甸盘踞多年，已经在这一地区具有很强的实力，中日双方在缅甸开战就会受到英军的影响。

1.2不同文化相接触。
　　中英军队之间是盟友的关系，因此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大规模的大范围的接触。这种接触往往是一种从高层到下级军事单位全方位的接触。而英军与日军的接触也是战争换进所迫的。战争的不断升级，中英军队接触不断增加。尤其是曼德勒之战，英军看到孙立人将军与中国远征军的英勇善战，开始更对的主动与中国军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仅仅是为了活命。

1.3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的种种矛盾。
　　三种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关键在于上方的核心价值观方面。英军与中日军队对于战败的态度，对于英勇的理解，对于战斗的狂热与生存的意义多有不同，也就造成战场上非常奇怪的画面——弱小的没有弹药的中国军多与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而实力强大的英军则趁着中国军队牵制日军之际，携带更多装备撤退或者投降！一个是宁死不屈，亦或是战败逃亡；另一个是体面的投降。在战术指挥上，双方同样存在巨大矛盾，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双方错误的把对方的妥协当作是强硬，甚至是公开的侮辱，这也导致指挥上的巨大混乱。
 
2.文化冲突的具体体现

2.1关于核心价值观。
　　2.1.1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传统思维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马革裹尸”，等对于战争的理解。作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乃是天职，始终死守是军人的大豪情，是军人的荣耀。东方文化中所谓”忠君爱国，精忠报国”的理念深入军人的心中，使得东方军人已战死沙场，为民族牺牲为一种光荣。传统文化中的忠，如果上升到民族大义，就是一种对民族的忠诚。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讲究这种民族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信仰，再加入一种仪式化的宣誓与战前动员，士兵更是视死如归。东方文化中还有一种特色就是关于法的理解。发在中国乡土社会并不是指国家的根本法律，最管用的往往是那些乡规民约。这些规则往往又这些乡土的士绅们共同制定并长期遵守，也就导致了在中国军队中多元化的士兵心理群体。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标准作为约束，新兵往往在这种规则接近或同乡向之间建立起更加信任的关系。这也使得中国军队在作战中对于兄弟的情谊更较深刻，也更容易在战斗中形成复仇心理。对于死亡中国军队同样非常恐惧死亡，但具备集体主义的思维的士兵往往会在战斗应激中产生更多的积极反映，作出更多利他行为而缓解这种应激反应。对于死后的世界，往往有被转世轮回，因果报应所影响，使得中国军人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本着”良心”与”对得起”这种富含情意与命运的解释使得他们并不回避死亡，甚至安然的赴死。
　　
　　2.1.2日本军人同中国一样存在着东方文化对于精忠报国的理解。但与此不同的是，日本的忠已经不简简单单的对天皇陛下的忠诚，而是一种军国主义家武士道精神的忠诚，甚至有些愚忠的一味。日本创痛文化中认为对自己煮热的忠诚就是要用生命来表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玉碎”，甚至是切腹自杀。正如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所说的：”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与对日本文化的自大与扩张欲望，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及其狂热。在日本文化里，对敌人的投降就是对自己忠诚的背叛，因此是不可容忍的，更是无法理解的。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中就对日本民族中对于忠诚的理解有了很详细的描写。日本人的忠诚在于一种执着的价值归宿与追求。在这种价值追求一旦破灭，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自然会选择自杀。日军的战斗精神，同样来源于这种忠的精神。在日本的很多士兵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兵。这些兵具有更加隐忍的生活态度与坚强的品质，可以胜任很多艰苦卓绝的战斗任务。日本文化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各安其位”的思想，也就是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位置，社会的公平就是各自位置的人做好自己的义务，而不是社会的巨大阶层变化，贵族流亡平民，贫民成为统治者这样的社会混乱，每个位置上的人必须欣然就收这种安排，并乐于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自我价值。这与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有相通之处。在军队中更是如此。当上级军官以天皇的名义要求下级军官与士兵承担某种但都任务时，不论是玉碎还是自尽，都会遵照执行，并且欣然赴死，以这种死亡为荣耀。与中国不同，日本文化中对于死有一种很浪漫的理解，就其实军国主义与武士道中关于这种死的理解更是戏剧化。他们认为这种死将会进入永生与幸福的状态，灵魂像小鸟一张在天空翱翔。
　　
　　总的来说中日两国军队的情况相似，都是东方文化的系统。个人环状社会形态，个人中心，因此更善于处理军队组织内的人际关系，也更加迫切的需要集体的存在；日本人在这方面比中国人的合作意识与服从意识更强烈。而英国则不同于中日两国军队。
　　
　　2.1.3英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基督教的文化。十分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际关系网络成网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谓国家的利益更多的是一种义务，而非像中国或日本那样存在着诸多情意与命运的概念在其中。更多的英国人对于人际关系还是比较冷漠与严肃的。反映在战斗精神，英国的英军文化的最典型地体现就是英国绅士的精神——责任。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前鼓励到”英国人期待着人人恪尽职守”。随后他在战斗中指挥舰队击溃敌军，自己在最危急的时刻尽到了最为一名皇家海军元帅的职责，光荣阵亡。这种精神后来到二战爆发时，就很好的体现在保卫英伦三岛的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里，这同样是一支以”恪尽职守”为座右铭的部队。因此，英军会对自己的责任而努力战斗，但比起东方的”以必死之决心”相差很远。当然，在英国绅士文化中，除了责任，平等以外，还兼具理性与优雅。对于死亡英军显得更畏惧死亡。首先，英国的责任并非对一切负责。对自己的军人的职责，对英国女皇的负责并不代表就要死。在西方文化中人是最宝贵的，因此撤退或者投降都是被允许，只要不叛变，不在关键的时刻一枪不发的逃跑就不丢人。其次，英国人很理性，这种理性在面对死亡时往往会更多的作出英国文化认为更理性的投降或者撤退，保存自己，在战俘营里或者敌后继续作战，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其三，英国人自身对与”优雅体面”的追求，最好的翻印应该是”面子”。当然英国人体面与东方的面子还是后很大不同的。东方的面子更多存在于一种半隐性习俗之下的，更重视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有差别的尊重与敬畏；而英国人的体面则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现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外在行为的一种人人平等似的尊重。因此，基于这种体面，英国人更愿意走出战壕，衣装整齐的向对手投降，而不愿意衣衫褴褴褛的战死。当然，宁愿当面被打败而尊重对手，也不愿意用愚弄的方式战胜敌人。

2.2案例分析——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
　　用史料分析固然更加严禁，但史料本身枯燥无味，而却缺乏对军人关系的细节描写。因此接下来的分析将以这部电视剧为素材，以史料和相关研究最为佐证，探讨在真正中的文化冲突。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是一部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关于滇缅战争中中国远征军的真实写照。其中很多片段都体现了三方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在冲突中有相互理解，也有相互猜忌甚至决裂……
　　
　　2.2.1片段一：神兵天降——英日关于俘虏问题的冲突。
　　冒牌团长龙文章带领一群刚从飞机上坠落下来的残兵赤裸着身体，将上身涂成白色，活像丛林中的野人或是野兽。在歼灭了几股日军之后来到机场附近的山口。山口只有一小队日军把守，大部分的士兵都没警戒四周，而是在用几个中国人当靶子。愤怒的远征军几乎是肉搏干掉了所有的日军，远处剩下的日军以为是惊动了山里的野人，夺路而逃。就在此时，一群英国军官衣帽整齐，敲着军鼓出来投降……
　　
　　英国人对于俘虏要宽松的多，这也是英军愿意投降的重要原因。在英国人眼中，体面的投降可以说说是一种正常的战败的结果和应对措施。”真正的英雄不做无谓的牺牲”，投降恰恰是一种非常理智的行为，甚至是英雄的行为。因此对于俘虏，英国人同样会抱有同样的尊重。你在大战之时浴血奋战，虽然打死了我的战友，但你的勇敢和爱国使我非常敬佩，我同样会注重你，甚至是敬重你。当然这些认识属于英军军官阶层文化中更为普遍，而普通士兵，尤其是来源于苏格兰高地的步兵和很多来自社会下层的英军士兵和雇佣军这方面就不会讲究和理智了，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很多有犯罪经历的人进入军队使得这种纪律和传统相对淡化了。举一个例子。1944年6月，法国诺曼底腹地里昂由当时精锐的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掷弹兵师”希特勒青年师”。这支部队大都是一些18岁左右的孩子组成，军官来自党卫军嫡系党卫军第1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其他精锐部队。在开战以后的代理师长就是著名的”闪电”库尔特·迈尔。迈尔的一个师协同其他两个师在卡昂阻击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两个集团军（兵力比1：8）两个月之久，蒙哥马利集中了更多的火力和兵力后仍然在党卫军援军的阻击下没能完全占领卡昂地区。最后巴顿的集团军从法莱斯方向包抄了德军左翼形成法莱斯”口袋”，迫使德军撤退。库尔特·迈尔师长负伤被俘。迈尔在闪击荷兰的战斗总率领侦查连第一个冲破联军的防线，也就为很多英军将领所熟知。由于是党卫军，并战功赫赫，获得的高级勋章——在整个二战1000万德军只有183人获得。因此这样一位军官被俘以后，很多英军会因为对党卫军的偏见和对战功赫赫的嫉妒而枪毙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被俘后被下级英军士兵殴打，虽然他没有交代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对俘虏自己的英军充满了鄙夷，但却得到了军官的普遍尊敬。在战俘营中，得到了很多英国和加拿大的军官的优待，尤其是与他交过手的军官对他的战斗精神甚至是人品都有充分的了解，也就更加尊敬他。甚至在海牙军事法庭要宣判他犯有战争罪而准备处以绞刑的时候，很多他当年的对手，包括被他打败的加拿大高级将领都在为他辩护，甚至是联名请愿从轻处罚。最后迈尔在很多昔日敌人的帮助下重获自由。作为一名军人，迈尔得到了英军的尊重甚至是保护。虽然在他的指挥下英军伤亡惨重，但仍然在战俘营中得到了优待。英国和加拿大还在后来还在老兵联合会上邀请昔日最难缠的对手。

　　英军对于日军的战俘则多少有些羞辱的一位。首先，由于英国对于日本的看法正如日本对”支那人”的看法，充满了鄙夷，认为他们与自己并不是一种人。因为亚洲人是野蛮的，就算是日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蒙昧。当然这是英国绅士理性，体面的标准来衡量人的文明水平，非常主观。因此英国在投降的时候仍然是衣帽整齐的，像绅士一样趾高气扬的投降；受降的时候面对昔日强大的仍然抬起高昂的头颅，丝毫没有对对手的敬重与敬畏。其次，日军在战争爆发之后就俘虏了大量的英军，在日本的战俘营中受尽了侮辱与虐待，心中充满了仇恨与不满。但战争前期基本抓不到日军俘虏，日军要么进攻要么死战到底。战争后期开始有日军成批量了投降，英军就得到了很多日军俘虏可以”报复”。当年自己的战友被日军当作靶子，现在自己当了战俘营的长官，自然会百般羞辱这些日军，但英军不会威胁日军的生命，保持了起码的理智可纪律，遵守日内瓦公约。一位在日军战俘营中的英国军医曾经回忆道：”我们没想到体面的投降竟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耻辱，对于任何一个面带微笑，衣冠整齐的英军都会受大他们的殴打……最初的看守是日军士兵，纪律还可以，我们没有到过过多的侮辱，但后来专门的看守则对我们百般羞辱……我们有些人被看守活活打死……但当这些日军看守进入了我们的战俘营时，同样得到了英国人的羞辱，这种羞辱多带有报复和发泄的情绪了……但大多数英军看守还保持了理智，至少不会让他们去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至少一日三餐有不馋沙子和虫子的大米……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羞辱这些昔日羞辱我们的日本人，而他们则似乎在用自己的坚韧捍卫尊严……但至少我们让然让他们活着……”

　　对于俘虏，日本人非常极端。如果说苏德战场上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德国党卫队特别任务部队简称SD，集中营看守党卫队骷髅队，以及其他党卫队直属特别保安及警察部队和外籍部队；苏联内卫部队等。屠杀主要是维持治安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仇杀屠杀，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的屠杀战俘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不理智的行为，那日本军人的虐俘甚至是屠杀俘虏则是一种文化传统。在《菊花与刀》中，就有很多关于战争态度的解读。日本人对于战败认为是极其可耻的事情，战败者往往要被砍下头颅，只有死才是尽忠与行义的举动，没有被砍下头颅的武士也会切腹自杀，一面被战胜者羞辱。日本军人以武士的精神自我修炼，也就不理解问什么会有人因为惧怕死亡而履行忠诚，苟活于敌人的脚下。日军认为投降的人意味着被羞辱，意味着可以羞辱，更意味着俘虏如果不自行解决，他的生死就掌握在胜利者手中，完全可以自由的羞辱和玩弄。因此，对于战俘的愤怒和鄙夷早就了日军虐俘屠杀的特点。当然，日军绝非没有战斗纪律，只不过这些纪律比起传统观念而言是如此的淡薄。日军对于俘虏也是有差别的。对中国俘虏的政策更急血腥与随意，认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支那的称呼本身存在着一种鄙夷。日本文化中不同层次”各安其位”，属于日本人之下的”支那人”理应受到羞辱，尤其是当他们反抗的时候；而面对盟军的战俘则更加恭敬，一方面是源于对西方长久以来的敬畏，比如在旅顺之战后，乃木西典向俄国远东司令受降。最为战胜国，并没有指高气昂，而是对战败的俄国将领保持了十分的尊敬，甚至允许他们佩戴军刀以示尊严。另一方面，1929年7月27日，日本政府又派代表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会条约》，由于日本军方认为上述条约中有关战俘待遇与日本传统武士精神相悖而提出反对，导致日本政府没有批准《日内瓦公约》。尽管如此，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美国政府即通过阿根廷和瑞士驻日本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要求其履行《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会条约》中有关战俘公约规定。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向美国等盟国提出了日本关押盟军战俘适用于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保证。当然日军对待盟军战俘并不会是像监狱似的关押，由于战争状态下财力和管理人力有限，这些战俘便成为劳工。军方与企业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以补充战时日本劳动力和资金不足，从而通过战俘”劳务”达到战俘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日军在战俘管理政策以及战俘待遇上，严重存在对中国战俘与英美战俘之间的歧视和差别问题。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是日军在对待英美战俘问题上，就严格遵守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如，二战时期日军曾经酷使收容在东南亚战俘营中的英美战俘修筑泰缅铁路，致使英美战俘大量死亡。此外，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也是日军虐杀美军战俘的典型例证;战争末期，在日本国内还发生了多起日军枪杀或虐杀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事件。现有史料表明，二战期间日军不仅严刑拷打和虐杀中国战俘，而且其饮食量远远低于当地居民的最低摄取量，严重违反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战俘基本权利。相对来说，在沈阳盟军战俘营中的英美战俘，虽在精神上备受折磨，但还可以”勾结”中国同事，偷卖工场电机，或偷杀野狗果腹;虽然供应战俘的主食不多，但同当时沈阳市民的主食”配给”量相比，甚至还远远超出沈阳普通市民的月供应量;虽然不能同家人见面，但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函和少许食品。与英美盟军战俘待遇相比，日军甚至连中国战俘的身份都不予以承认。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虽然收容了俘获的中国战俘，但其收容设施不是战俘营而是各种劳工营或以”战俘营”形式存在的劳工收容所，送往日本国内以及日军占领的东北、华北等地煤矿、工厂从事苦役。日军对于中国战俘的歧视政策，表面理由是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宣战，故中国战俘不享有相关战争法规中有关战俘的规定。战前日本官方狡辩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之间的武力冲突是”事件”、”事变”而不是战争，中日之间的战争是没有宣战布告的战争。日军肆意曲解国际法中有关宣战的条文规定，以此试图回避日军虐待中国战俘的战争犯罪责任。

　　英日对于战俘观念的冲突，充分体现在双方战俘营的管理和对战俘的态度之中。这种冲突在滇缅之战中是英军和日军历史上第一次正面交锋，对双方的文化陌生与保守性导致在双方的冲突非常大，这种冲突就表现在战俘营的斗争中。皇家空军军医官温斯顿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军医的战争回忆》中就详细描写了自己在日军战俘营的斗争与生活，在此就不细致介绍了。

　　2.2.2片段二：欺骗与决裂——中英关于军人荣誉的冲突。
　　龙文章带领着他的几百号残兵击退了机场周围最后的日军。正巧碰到出来投降降的英军。英军把中国军队当作是日本人，举着白旗，敲着军鼓，迈着整齐的步伐。他们看到自己的”对手”如此衣冠不整，就对龙文章说：”奥赛罗（英国人对黑人，摩尔人的蔑称）先生，我们向正在崛起的贵国投降，但我们是一支历史悠久的军队，你是否能够像一个绅士一样和我对话？”苦笑不得的中国军队用”fuck！”回复了英军的可笑举动……英军答应为孟繁了治疗腿伤，但当得知他紧紧是一个士兵时拒绝治疗，”我只为军官医治”，英国军医官甩头就要走。这时龙文章急中生智，冲着孟繁了大叫”commander”，最后才给孟繁了医治……在得知龙文章要袭击周围的日军时，所有的英军指挥官都觉得他是疯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任由龙文章袭击日军并提供帮助，更不是做善意的阻拦，而是要联系中国军队的上级解决，自己不想惹麻烦。在日军袭击中国军队驻守的阵地时，英军拒绝让一颗炮弹轰击这些日军。正如剧中对白说说的”英军忙着撤往他们喜爱的印度……他们的大炮一直在轰击据说是有日军囤积的遥远森林……他们忙着和总部联系，目的只是确认我们的身份……这一切都关乎我们无法理解的尊严，因此不可说服。”在击溃敌军十几次进攻后，英军指挥官来到中国军队阵地：”你们是谁，你们在为谁战斗，我已经联系你们的上司，川军团已经回国了（此时龙文章的部队仅仅是川军团留在缅甸的残部，机上其他一些没赶上回国的军队。），我要收回被你们骗取的物资！”愤怒的翻译孟繁了举起了步枪，但下完最后通牒愤的英军军官还是有礼貌的离去了。

　　对于中国军人而言，所谓军人的荣誉，莫过于精忠报国，战死沙场。不管马革裹尸是大豪情还是大悲情，都是军人的本色与荣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度，保家卫国成立军人牺牲的最重要理由，也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江拥辉（38军副军长）所著的《38军在朝鲜》中对与中国志愿军的战斗意志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天太冷了，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枪栓都拉不开了……战士们在阵地中等待美军进入包围圈，一趴就是一夜。早上美军的车队和步兵进入伏击圈，阵地上响起了冲锋号……全营800多人，能站起来的不到四分之一了，剩下的都冻死在阵地上……战士们向美军冲锋，一个营打光了，还有两个营，一个团拼光了，还有三个团。就这样一个师的战士没有一个不是迎着子弹倒下的……是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国驻朝鲜的记者在描述最惨烈的长津湖战役是将志愿军形容为“原木在移动”。一群被冻得神志不清，动作迟缓的中国军人前赴后继的向美军阵地冲锋。枪栓冻住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没有了，就用刺刀；刺刀都拼完坏了，就用牙齿……一群向原木柱子般移动的军人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甚至将这篇报道当作培养美军战斗精神的范例。这就是中国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中国军人缔造的荣誉。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造就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信条。不论自己多么强大，必须在一个群体中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位置，也因此要与这个集体中的所有人保持一种长期的互动。这种长期互动必然会产生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融，而这又使得这种集体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情谊，就是所说的”弟兄”。这种集体的亲情中除了关情的联系，还有每个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制定并遵守的不成文的非正式群体规范，这规范要求每个人的忠诚于集体与现身意识，也就是对集体的每一个人负责。这种感情和责任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这个集体的个体产生这种为他人的情谊而死的”兄弟情意”，”情意”的冲动会成为士兵下意识的一种行为，为死去的或有生命危险的弟兄挺身而出，在战斗应激中反映的更加明显。中国人的众多，造就了中国人”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样也使得中国将领从来不会吝惜士兵的生命。正如《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这句经典对白：”在我们长官眼里，我们根本不是什么人，我们就是一些数字，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而已……就是我们，打恶仗的就是我们这些破衣烂衫的兵……而且我们也认为我们就是那些数字和可以牺牲的士兵，这个国家与日本人唯一的阻隔不是我们的武器，而仅仅是我们的身体。上峰不在乎我们的死活，我们同样不在于自己，我们天生就是一种贱命……我们这些老兵怕了失败，我们可玩胜利；而你却你骗了我们，你给了我们不该有的希望，明明知道是死，还在想着胜利，想着胜利……”这是中国军人的这是写照，这是中国军人对荣誉的渴望，这是在与命运和人性的斗争中无奈的选择——宁可光荣的倒下，也不愿苟活于集体其他成员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唾弃之中——也只能这样了。不光是在现代，不光是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在《集结号》中掩护全团撤退的谷子地，拼光了所有的弟兄也没得到集结号的命令；在《亮剑》中的李云龙手下的一个普通连队区区200号人，阻击精锐日军3000余人直至全体阵亡；长平之战秦国3000铁骑死死的拖住40万赵军，使得赵军最终身陷囹圄，四面楚歌；还有汉代大将李广为引诱单于大军进入包围圈而奋战致死……这也就解释了中国军人在与命运抗争中选择了牺牲——不论之前多么怜悯与悲壮，将领们并未改变这种富有”牺牲与替死鬼”意义的命令，甚至将这种命令夹杂入一种荣誉在其中；尤其是当军官有恩于士兵，这种牺牲还会含有一些忠诚与报恩的情义在其中，使牺牲者在名望上有了更积极甚至是崇高的社会评价，同样的也是通过为国而亡的解释使自我效价平衡。基于此，中国军人不畏牺牲——但绝非不怕死；中国军人渴望荣誉——但并非不怕失败。对于中国军人来说此时此刻的行为无论是社会评价还是内化的自我价值感都已一种荣誉，一种超越生命的灵魂的升华，甚至是一种理智的唯一的选择，更是被后人刻化为尚德忠勇的基本表现——留取丹心照汗青。

　　英国人的反应当然与此相反。英国人的理性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都具有生存的权利。战争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延续，更是一种剥夺每个人应有的平等的生存权的巨大犯罪。多于信奉国教或者是清教的英国人来说这种杀戮是不能被允许的，甚至是应该厌恶的。虽然在中世纪的十字军中英国也有参与，但这不意味着除了宗教信仰以外英国人对于战争依然是兴奋的。英国的殖民战争更多的还是一种”为了财富”的冲动与合理化解释，毕竟在用自己的理性和信仰在合理化自己的杀戮行为，也就意味着英国人并未完全接受这种非理智的杀戮，也意味着英国军人的理性与良心还是很强大的。英国人的理性，反映在军人荣誉上，就是刚才提到过的”恪尽职守”与”英雄不做无谓的牺牲”。前一句话是重点。恪尽职守又有自己的范围。为了祖国与女皇可以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但不意味着必须要付出生命。因为士兵的职责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到做好。一个炮兵完成了自己作为炮兵的任务，但当炮弹用尽，敌人近在咫尺的时候，我的基本任务完成了，我就可以在不耽误其他人生存的情况下撤退——至少我不知道我的撤退会影响其他人的生存。就是我能做的。完成了我职责，就该进入下一个重要的环节——体面。总是说英国人体面的投向，实际上这就是关乎一种尊严。这种尊严在于绅士必须的体面，这种体面关乎一种外在的尊重。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应该对我表示至少是行为上的尊重，而不过多的涉及到所谓的民族大义。这也反映出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待战争的一种”开玩笑”的态度——你我的战争不可避免，但只要我们相互尊重，我们在其他地方仍然是好朋友，东方人现任做不到这么”大度”；在战斗总只要不涉及“背后就是我的祖国”这样的激励与压力，并不卖力作战，仅仅是用最死板的战术，遇到挫折或者弹药告罄后大摇大摆的投降。在电视剧中，英国人觉得中国军队的破衣烂衫的就是对自己作为军人的一种不尊重，而我战败投降，是建立在我努力战斗过之后的，不但不丢人，还很光荣，反正在战俘营里我还是一条好汉，折腾得你不得安生。这当然是中国军队所不齿的，我们的每一场战斗都是在豁命，都是在为生存而战。为了集体的生存不惜自己放弃这种权利，这在英国人看来是一种多余的，甚至是一种被剥夺生存权的行为，英国人不会理解中国人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最宝贵的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当然中国军人绝非不怕死，而是不畏惧死亡的威胁，因为当人在强大的战斗应激反应之下总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值得去捍卫与牺牲。英军会在日军小部队的袭击下反击无措而投降，中国军人则在日军纵队中暗暗潜伏，伺机反扑，这是英国人无法理解的，他们视之为”疯子”，而中国人视之为荣誉。英国人的体面与传统还在于办事的规则与诚信。商业文明都会有对信用真诚的崇拜甚至是过度读夸大（意大利的缺乏诚信大概是工业革命之前威尼斯商人的与犹太商人的习气，我还无法解释清楚），尤其是在崇尚传统经验与规则的英国。英国人对于欺骗自己的行为相当痛恨，因为这关乎一种尊严。中世纪欧洲人会用骑士的方式当面决斗，而不是中国式的”兵者，诡道也。”更不是暗杀与下九流的方式，这种骑士风范在商业中就是诚信的荷兰商人和英国银行家行业规范，放在社会中就是英国的绅士准则，放在军队中就是恪尽职守，诚实勇敢。当英军得知龙文章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时，他们做的是要会被中国军人”骗取”的物资，而非助战或者谅解。一方面，英国人发现自己正被一群破衣烂衫的，毫无理性的中国人所拯救，一切的对中国人产生的敬畏与尊重，甚至是崇拜的感性的情感流露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英国人会用一种侮辱的，鄙夷的甚至是远离的方式让自己不感到这种敬畏与崇拜，以维系自己因战败与日本而已经摇摇欲坠的自尊心，他们宁可说服自己投降，保全自己的面子——宁愿被日本帝国的陆军打败，也不愿被一群长得像野人的中国军人拯救，尤其是在这种投降可以保全性命的时刻；另一方面英国人认为龙文章的部队根本不存在，还谎称自己的番号和保卫机场的战斗任务，获取了大量英军的物资是一种欺骗行为，这也就是对自己的极大的不尊重，高傲的英国军人被中国军人拯救并愚弄了，这使得他们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这种侮辱远比向日本人体面的投降要耻辱的多。因此英国人最后还是决定赶走中国军人并烧毁物资向日军投降。英国人明白，这样的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方式就是维护军人荣誉的方式；用可以接受的投降换来不被中国病夫所拯救是一种维护大英帝国颜面的方式。

　　中英不同的文化底蕴与相互之间的关系地位，造就了双方在军人荣誉方面的冲突。军人荣誉是军队的灵魂，不同的灵魂的两只军队相互不了解，甚至是相互误解的情况会非常多，这也就将两支军队的起码的合基础——共同打日本看成是合作的唯一基础，这也使得这场战争成为中英合作非常糟糕的战役，也就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双方军人巨大的认知裂痕导致这场战成注定成为悲剧的序幕——事实证明真的只是序幕。
 
3.总结
　　两种文化的冲突，体现在战争中就是两支军队的文化冲突，对待统一问题上的行为冲突，制度冲突。不同的文化背景早就了两种不同的思维习惯，正如一位美国将领面对国共的争吵时所说的：”我念不懂你们的经！”军人的文化冲突在面对敌人时更多是对对方战略战术以及战斗意志的不适应，这种适应对于军人来说是最擅长的；但对于盟友来说，这种适应就意味着双方的配合甚至是默契，也就需要彼此更多的了解的信任，这种适应更加困难。在二周战场上，英国与美国法国之间的差异就是的整个诺曼底行动险些毁于一旦，多亏了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政治手腕才化险为夷。西方如此相似的文化合作起来尚且如此蹩脚，更不要说巨大差异的中英文化。因此第一次滇缅之战中，中英的相互不默契可谓是必然的。当英国人撤退时从来不通知我们，导致中国军队从进攻直接转为溃败；倒是自己撤退的时候需要中国军人的掩护而求援起来，这种自私与无能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

　　当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除了表现在军官与指挥层面上，士兵之间也会有冲突，只是这种冲突会被战争的死亡威胁所淡化，同样也会被人性的光辉所打破。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利半岛上，曾有一张感人至深的照片：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正在火线地带冒着生命危险给一位自己的敌人土耳其士兵喂宝贵的淡水。这张温馨的照片告诉我们战争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距和仇恨永远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辉。就在那场战争中，为了掩埋上方士兵的尸体以免腐烂造成疾病蔓延，双方约定时间内停火。在掩埋各自的尸体后，剩下的时间竟然是穆斯林的主教与基督教的牧师互赠礼物，相互祝福；方才还要咬死对方的士兵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上方士兵互相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爱的方式一一告别，开始新一天的战斗……战争，文化冲突无法掩盖人性的光辉，这也是冲突所不能解释的。

　　当然并不是说文化上有冲突的两支军队就无法合作。正如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着相似与互补，在文化中同样有这样的效应。所谓相似指的是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并有同样的目标与理想的时候，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相互理解。所谓互补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性格的相互补充。在中美二战时时期的很多次合作中，尤其是经过美式训练的新一军与美军配合的天衣无缝，使得二次滇缅之战相当顺利和默契。这就源于新一军的美国血统和美军相对于英军更具有本民族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这是建立相似性的基础。中美文化性格上存在着很大的优势互补，这种互补体现在美国人精确慷慨的支援坚持，牵制了一部分日军的同时给中国军队更多的火力支援和侧翼掩护，甚至做起了伴娘；而拥有先进装备的中国军队则利用精妙的战术配合和勇敢的战斗意志最终击败了两年前还知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当然在第二次滇缅之战中史迪威意识到这与英国人合作的”困难”，也就部署英军更多的单独作战或者充当主力，这也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文化的互补也是有限度的互补，如果两者的分歧太大，冲突大于默契也就不要合作的好。

　　军事文化上的冲突其核心还是各自核心文化的冲突，战场仅仅是这种冲突的一个舞台。战争状态胜负关键之时尚且会因为文化的分歧而争论不休，其他领域更会使如此。所以从这些冲突中我们也发现了文化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性。这种理解不是理智的分析自己与对方的状态，因为你的理智是建立在自己文化基础之上的逻辑，而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理解相互之间的了解，做到接纳与尊重，用它的逻辑来思考问题，才会将这种冲突降到最低。当然很多文化与利益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分析起来还是很复杂的。
 
 
参考文献：
图书：
[1]日本防卫厅（防卫省）研究所战史室 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 译。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滇缅作战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一版。
[2]日本防卫厅（防卫省）研究所战史室 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 译。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滇缅作战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一版。
[3]张子峰。侵华日军战犯手记文档揭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
期刊：
[4]王铁军。日军战俘政策历史述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5]王铁军。二战期间日军战俘管理制度研究———以日军沈阳盟军战俘营为中心[J] 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6]陈宇。中世纪英国民众文化状况研究[J]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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