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卢洁峰著《仁安羌解围战考》的解读和想法
2017-06-21 11:51　中国远征军网

从2016年1月15日至2月14日，我天天都在读卢的《仁安羌解围战考》，包括春节期间，边读边在书上划注批写，再后来直接边读边在计算机中撰写。说实话，这本书并不好读，内容是历史考证，文字枯燥无味，观点反反复复，啰啰嗦嗦。读到今天即2月14日，我实在读不下去了，真的是看到就要吐的感觉了。

我读这本书的起因：一是自己算是搞抗战史研究的人；二是远征军题材是去年以来自己准备研究立著的一个重要选题；三是因近年来的学术往来，仁安羌之战成为自己关注的一个焦点；四是这本书的观点惊人，朋友圈和学术圈中有所耳闻。

如下，是自己边读边整理的读书笔记，供读者参考。

一、整体评价

为了解卢，读书之外，我还认真读了卢的微博。

卢的书和微博，基本的行文模式一样，即对有关史料和文章逐字逐句的批驳法，卢称为“释读方法”（P261）。批驳过程中，首先录入对象，再逐一引用其它史料或观点来一一批驳，“分段逐一展开辨析”。简言之，就是以A之某某观点批驳B之某某观点，甚至以推演式自证来批驳A或B的某某观点。

1.五个特点

特点一是立靶射击。提供了被批驳对象的原文，使我能够比较方便地掌握这些史料。

特点二是目的鲜明。即否定仁安羌大捷，把仁安羌之战的战绩和影响最大化地压缩，凡是于此战功绩有益之处批驳之，凡是于此战功绩无益之处采信之。

特点三是破立有别，超越史证，对人对事，于刘放吾团长极尽否定和挖苦，于孙立人师长力据维护。

特点四是依重有别。采信和推崇日方和英方观点甚于中方有关记述。

特点五是反复灌输。凡是对仁安羌大捷称功有益的观点和事情，层层剥皮，处处否定，反复批驳，丝毫不放过，或直接或间接，无死角全方位批驳。正因此，卢不惧周折，不吝文字，见一个批一个，哪怕反反复复。

2.六个弱点

弱点一是不亮“手枪”（批驳人的史料），对采信和推崇的史料不提供原文，害得我只能边读书边找，如杨振汉、孙蔚民、胡德华的回忆，还有《缅甸攻略作战》。最神的是其某位朋友保存的日本兵力部署图实在找不到，因为无名无姓（P417）。

弱点二是干货不多，很多观点和考证内容反反复复出现，有效内容很少。卢的书约40.8万字，如果去重删繁，有效内容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

弱点三是逻辑矛盾，旁证与自证过程中，如果批驳A某某观点的B本身存在问题，再或批驳A某某观点的自证存在问题，则全盘皆不能立论。而且最不能理解的是，卢取信A的某某观点时，也未能进一步考证，取起即用，哪怕是A本身已经被卢批的一塌糊涂、毫无是处！当用时即可，不用时即否。

弱点四是史料不全，当事文电挖掘不够。

弱点五是缺乏战场考察，有关地理关系全凭回忆文章和谷歌地图。

弱点六是缺乏军事常识。

二、点滴解读

1.国际交通线问题——史学常识

P4——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国际交通线的问题，卢忘记了“西北——苏联”方向。显然，卢这一观点是直接接受了蒋纬国的《抗日御侮》第八卷的观点，即P5所引——“滇缅路为当时中华民国对外之唯一国际补给线，而缅甸为英国之属地，原由英军及其属地军队防守者”。史实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主要是苏联，集中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发挥了重要作用。之所以民国——台湾的研究和史书不愿提及，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2.仁安羌大捷的评价问题——事后诸葛

P19——对仁安羌一战的评价。卢先扬后抑，称：达成解围任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就一次缅战的全局而言，仁安羌解围战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一个小胜仗，它对整个缅甸战局没有丝毫影响，遑论改变。相反，在整个一次缅战的战局中，此战大有误中日军“曼德勒会战计划”中关于将其“右翼向后移”，以“秘匿企图”，并将攻击发起线确定在“左前之荖廓、羊米典、仁安羌之线”，以“尽可能引诱更多之中国军在军之左正面，而后从右翼迅速突进，以全面切断其退路”的声东击西圈套，以及被英军用作掩护其向西北撤退的牺牲品之嫌。

P33——综观第一次缅战中国军队的全部战斗，几乎都是为掩护英军西撤而展开的。日军乘虚在缅东高原山地中秘密推进，打到腊戍，切断我远征军回国之路，以致各部队不得不四散溃退，损失惨重。中国人竟然长期不敢正视这一事实，被英人及史迪威卖了，还帮助英人及史迪威数钱，甘当冤大头，怪谁？

在书的后面内容中，卢对此战也有一些评价，但基本没有脱离P19、P33的观点。

P19页，卢对仁安羌的评价，是史无前例的，毫无民族立场和最基本的对牺牲者和参战者的尊敬！等于是说仁安羌打了不如不打，因打了对日军有利，对英军有益，对中国军队无利无益。战场牺牲的中国指战员都是白白的牺牲品。真的不清楚，卢如此评价目的何在？！

联系P33页，对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的评价，更是事后诸葛，语出惊人！

抗日战争中某次作战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按日军和英军的视角来认识，那中国人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呢？照此逻辑，既然日军确定了右翼包抄方案，要断中国军队后路，那中国军队何必出兵呢？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援英作战是掩护英军撤退的牺牲品，那何必又出征呢？

如此的逻辑等于——既然吃了饭就要拉屎，甚至还拉稀，那何必吃饭呢？！这不一样的道理吗？！再联系起来，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难道美英苏盟军采取了先欧后亚战略，那么中国人就要先投降，等盟军把德国法西斯解决了，再反正了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吗？！最基本的民族尊严和立场在哪里？！

一场原本扬我国人精神的作战，在卢笔下成了助纣为虐的罪行和惨遭屠戮的送死牺牲！

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即便一开始就知道是失败的，为不作亡国奴，也必须抗争，也必须战斗！更何况我们不能事后诸葛！当举枪抗争时，未必就会是失败！

通读卢的书，这一最基本的评价奠定了其论调基础，凡是于此战功绩有益之处批驳之，凡是于此战功绩无益之处采信之。正是为了贬低仁安羌作战甚至不惜否定之，卢无论在史料选择上，还是在考证逻辑上，以及最终结论上，于功绩均是取向最低，于日英均是取向最益。正因此，才有日军参战人数少、英方自救自力强，我方参战人数多、伤亡人数多、具体作战功绩小、解救英军人数少，等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结论。

关于仁安羌一战的评价，史学界有很多评述，绝大多数予以了正面的评价。先不论中国史学界的这些正面论述，我手头上掌握的，可随手举例英日方的评价如下：

英方亲历者杰拉德•费茨派垂克，时为上尉军衔：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重创了日军在缅甸的迅速推进，以致于日军必须停下来等待后援，而英国的战史却刻意忽略了这次战役。中国军队打乱并延阻了日本军队精心准备的进军计划，为混乱不堪、忍饥挨饿的残余英国军队向北脱逃提供了仅有的一次机会。（杰拉德•费茨派垂克：《仁安羌惊心动魄的救援大战》，《世纪》，2013年第2期）

斯利姆在《反败为胜》中评述：“中国军人是出色的勇士。他们在缅甸仁安羌一役中，不但打败了兵力十倍于己的强敌，救出了濒临绝境的英军，而且在战史上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破强、以寡救众、出奇制胜的奇迹，是一个不世的典范。在那次作战中，孙立人将军和刘放吾团长都展出出中国军人的优良传统和质量，他们勇敢沉着，有过人的智慧和胆略，遇事冷静，自信果断，战术灵活，指挥巧妙，都是最优秀的指挥官。”“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人。作为士兵来讲，他们有非常之高的战斗基本素质、勇气、耐力和乐观精神，明白自己是在为祖国而战”。

日本方面第33师团的文书岩原治三发表的《随军片断》（东京源田堂，1952年1月版，第177页，转见钟汝贤《中国军的滇缅抗战与英国政府的应对策略》，《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第6期）中记述：联队长摇头，到嘴的肉掉了，支那军妨碍。

3.采信和推崇日方史料问题——为谁代言

P23至P24——卢对日本的《缅甸攻略作战》赞誉有嘉、溢于言表！通书对日本的这一史著绝对采信，毫无任何怀疑。特别是在第三章“参战各方战斗进程”的日军一节中（P55至P64）。

先说卢对日书的赞誉处：

（1）“战后，日本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编撰缅甸作战史”——对比起来，蒋纬国的《抗日御侮》就不是了吗？内地的有关抗战史书就不是了吗？！

“《缅甸攻略作战》的参考书多达145种，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手材料”——对比起来，难道台湾和内地的史著就不如了吗？难道都是二手炒作？联系卢的书，她也标榜称脚注达937处，但如果认真读下来，会发现很多都是无益的，甚至是错误的（后面会有例子），因为引注的过程中，卢非直接引用原文，而是经过了她自己的二次加工。

“《缅甸攻略作战》不但详列当日日方的一系列秘密作战计划书，还全文刊登所缴获的中方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档，坦承在同古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200师英勇顽强，并表示敬意”。“《缅甸攻略作战》关于仁安羌战斗的相关记录，可与（诸多史料）……互为印证”……卢的表述是要告诉读者，日书绝对可靠，真的绝对可靠！

卢也指出：“当然，该书也有文过饰非之处，但不多”。可全书下来，作为一个“眼里不容沙子”的人，卢唯一指出日书饰非之处，即卢坚持的中国军队解救的英俘200人和自行获救的80人（P203），在日书中被称为“我方（日方）所俘获之敌，不少被敌炮所击毙，或在监视不周之下而逃之夭夭”！

与此书同等被卢采信的，是日本随军记者的《伊洛瓦底战记》，基本无大问题地被采信。

卢采信和推崇日方的两本书，基本成为各种脚注的经典出处。更成为卢手中的大棒，挥舞着打来打去。

这里进一步讨论一下日本方面有关战史著作的取信问题。笔者认为任何史料都是整理过的，均带有主观色彩，百分百地取信肯定是不对的。笔者也读过一些日本方面的史料，其在饰败扬功方面绝不逊色。举两个典型例子，一是中途岛大败时，日本舆论机器称胜不言败，本岛狂欢庆祝！再一例，如果采信日本战后的史著，统计其有关伤亡，会发现少之又少！其有关记述早已被内地学者批驳，日本政界仍是到处拉关系，去太平洋的小岛上挖遗体，以树立自己的“正”形象。

4.刘放吾、《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孙立人评价问题——为什么非要轻重有别

P26——卢对刘伟民的《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一书，基本不予采信，甚至全盘否定，并极尽侮辱——“113团刘放吾团长，就是谎报军情、谎报战况、战果的始作俑者——新38师《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中的所有谎报、谎言，皆出于刘”。（用同等的话语，卢也侮辱了徐康明，P33）

卢在书中的第五章开篇对《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基本评价是“真假参半”，于P149评价为“真假参半、漏洞百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信息”。显然，此详报，于其利处为真（即珍贵的历史信息），于其不利处为假。换句话讲，即信时为真，不信时为假。P433——卢称以往的官书、文献、专著关于“仁安羌战役”、“仁安羌大捷”的记载多有夸大不实之词。这些夸大不实之词，皆源于被认为是“第一手材料”的新38师《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的第一撰写人刘放吾则是谎报军情、延宕作战历程、夸大战果的始作俑者。

P26页——卢对刘书和《详报》的对比是，刘的书超出了《详报》的造假水平。

P149——“从以上十点，基础是由第4、第9点可见，当日，孙立人没有细看，甚至根本没有看过以孙立人名义签署的这份《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至于战后十年，以及晚年孙立人的回忆与《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中的个别地方，比如“过河前与斯利姆的大段对话”有雷同之处，那是因为十年、几十年之后蓦然回首，连孙立人本人都难辨《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的真假，以致要以《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为回忆的根据了”。

P106——以孙立人到达一线的时间被《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记述为4月18日上午，而认定：当日，孙立人没有细看、甚至根本没有看过这份以他的名义签署的《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

P49——“上述参战者的忆述，尽管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但在“向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问题上，却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他们都称：113团是在“19日拂晓向日军发起总攻”的（简称19日说）。这显示，在接受采访或者撰写回忆录之前，他们都曾做过准备，都传阅了新38师《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并以此为回忆的依据。”难道《详报》就是万恶之源？！

看到这样的话，我真的心里很不舒服。先不论其考证如何，至少军事博物馆的展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馆的陈列、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建川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陈列等等，都在展示仁安羌作战时，展出着刘团长的影像或文物。如果应卢之言，是不是要撤下刘团长的影像或文物，甚至还要从陈列展览中撤除仁安羌一战，最甚之是不是要撤除整个远征军呢？！

个人的感觉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战争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史，有人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同理，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抗战史也有人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卢就是典型！

越读这本书，越觉得卢有立场问题，到底是想否定仁安羌呢？还是想否定整个远征军？！

回头再说对孙、刘和《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的看法：

一是虽共为当事人，孙和刘均有回忆的失误，为什么对孙那般宽容，对刘却极尽侮辱？很多事，即便在当局之时，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接触到的信息不同，认识也自然不同。更何况时过若干年后，回忆与口述存在误差都正常。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因此通常把口述的回忆史称为二手史料，而非一手，需要鉴别性引用。但奇怪的是，卢对孙是何等宽容，对刘却针锋相对，目的何在？书的后记（P441）记述“难得的是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孙立人将军的中文秘书、台湾东海大学柳作梅教授及其弟子张素华老师，为我提供了关键的参考文献——《缅甸攻略作战》的台湾译本”。如果两者联系起来，不能不让我有无尽遐想……

二是《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即便按卢之评价真假参半，那为什么上来就为孙开脱，三番五次推论说孙没有认真看过、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最甚是讲没有见到过孙签发的《详报》。同时，却铁证如山地指定刘是《详报》的主笔和撰稿人，是刘有意通过此《详报》造假。但问题是，卢女士您也没有见到过刘的修改稿或亲笔稿吧？问题还是如一，为什么为孙开脱，却给刘扣帽子。就战斗详报看，通常按军事常识，有如下两点提醒卢：一是起草过程，通常由几位作战参谋或副官执笔，军事副职、参谋长或参谋科（处）主导，军事主官审定，还真极少有军事主官直接执笔的。二是详报通常对上级机关和本级军事主官，如师长、团长之言行有慎重而严谨的记述，万不敢掩功，否则这些执笔起草的参谋、附官及主导的军事副职、参谋长、参谋科（处）长不找骂找免（职）甚至找毙！我读《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至少对孙师长彰勉有余（正文提及13处，并尊讳称师长，不称孙师长），对齐副师长适量点勉（正文3处），对刘团长则代称部队即113团，另奉命请命报请等3处。如此行文，对刘团长有什么扬功之处呢？倒是对讳姓称师长的孙立人有无尽地彰显，如此，可推论出的是，《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作为《新38师缅战详报》的一部分，起草执笔者应是新38师或后来新1军师部或军部参谋，主导应是新38师或后来新1军师部或军部军事副职、参谋长，最后审定应是孙本人，恰恰不是卢所推论的刘放吾主笔之论调！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孙至台湾时回忆过去时，会参考此《详报》。那卢对孙、刘于《详报》之预告设定就根本错了，这一错就让卢有了巨大的全盘错误——先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屎盆子，结果扣错了人。

三是遇有功劳之事，卢也是拉往孙处，回避刘甚至批驳刘。同时再加上齐学启副师长的功绩，其实卢女士您不用再回避和批驳刘，也看得出在您视野里刘于此战，毫无用处！这里不一一举例了。

我说些肺腑之言，孙、齐、刘，都是此战的一线指挥员，战后他们因此受到奖励。因为诸多原因，战争中殉国的齐副师长就此消失历史长河，回避了一些矛盾，事后的孙、刘却在历史长河中就一些回忆和认识产生分歧，再加孙有后事之秋，更让诸事包括此战而有了太多春秋演绎。无论他们之间如何，作为研究人员，不要卷入当事人间的恩怨情节，都应当一视同仁，给予孙的宽容同样能够给予刘，给予孙的功劳同样享用于刘！

历史不能假设——或许对于孙师长，未必能够在没有刘团长的情况下把仗打好。胜仗是事实，荣誉是共同的，为什么去争论彼此呢？毕竟他们是1949年后还健在的最权威的两位指挥官！一位因政治斗争而悲剧结局，另一位因常年蒙受委屈而最终结束军事生涯转而苦苦谋生养家。论抗战，他们都是民族英雄，论内战，刘先生更较孙先生先醒。若是这两位还能够健在地坐到一起，想必他们缅怀的应是那些牺牲的将士，而非孰重孰轻。

卢女士，中国的抗战有国共谁贡献大的伪命题，难道在您潜意识中还要坚持仁安羌大捷中孙刘谁贡献大的这一伪命题？！

5.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问题——中国军队就必须要输？

P29——卢在批驳戴广德的战果记述时称：大凡研究，均应具体到研究对象的细节，实事求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硬碰硬，来不得丝毫虚夸和妄想。……装备简陋、缺乏后勤保障、仅有800余官兵的新38师113团，竟能取得如戴广德所言之惊人战绩，是超乎军事常理的，只能误导完全没有军事常识的人。

卢追求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的。但仅以装备和人员不济即否定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战果，并称这是违背军事常理的。但恰恰这一点，卢自己却表达了没有军事常识的实际，因为古今中外的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劣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难道日军一个旅团击败中国军队一个军是正常的，日军一个联队击败英军1个师是正常的，而中国军队一个团相对日军以少胜多就是神话？！

战场有骄兵必败的定律，但还真没有以多必胜、以优必胜的定律。专就仁安羌一战，不计英军，中日双方，中国军队确实兵力少、装备弱，但日军为骄兵，目空一切，故遭相对少相对弱的中国军队的勇战一击，顿挫了其锐志！

6.113团解围英军数量问题——如何理解“解围”二字

P71——卢称：113团实际解救的，只是关押在推岗的200英俘及伤兵。意在否定解救7500余英军官兵、新闻记者、传教士及家眷等一说。

接着，卢明确（P129-130页又重复一次）：英军出围共4000人（此数字是卢采信日本的缅甸攻略作战第508页，即“战车约十五辆，火炮约十五门，汽车约三百辆，兵力约为四千人”。），分两批。这里卢之所以用“出围”非“解救”，是因卢支持英军指挥官斯利姆的观点，即英军是自己与日军激战、突围，战出包围圈的。这一点，一直被我方（中国方面）所掩盖和歪曲。卢的观点，等于是说英军根本不是中国军队解救的，而是自己突围出来的。中国军队只解救了200名英俘和伤兵！

好可怜的结局……

为了这200名英俘和伤兵，中国军队伤亡更多……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军事概念，即解围和突围。卢以解救代替解围，以突围又替代解救，最后的结果是大化小，小化散，只余200名！照此逻辑，或许还可以减少，因为这200人不是中国军人抬出被围地的，其中只有走不动路且被中国军人抬出来的才能算是由中国军队解围出来的？！对吧，卢女士，您的逻辑还没有精细地考证出到底有多少英军伤兵被中国军队抬出来的！200名这一数字太大了？！还是足够刺眼！或许，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人被解救出来，因为没有受伤的英俘完全可以抬着英伤兵走路啊！

多少可怜的结果！被如此的考证逻辑一整，可悲！我们在否定着自己先辈历史的同时，居心何在呢？！

回头再讲什么是军事意义上的解围之意。解围，即“解除被敌军包围的危险”。

仁安羌之战前，英军处境危机，因日军先头部队已抄了英军后路，有被包围全歼的可能。正因此斯利姆才请中国军队出兵解围。这是此战的大背景！

中国军队出兵仁安羌，作战企图即解围，即解除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的危险。作战过程中，中英军队通力配合，达成作战企图，实现解围。因此，从军事角度，在仁安羌之战战场范围内的英军均为中国军队成功解围的对象，绝非仅仅是被中国军队直接解救出来所谓200人，更绝非以英军仍在作战而称被围英军是自己突围出来的。若如此，英军指挥官斯利姆和中国军队指挥官那都是大笨蛋了。因为英军自有能力突围，斯利姆去搬中国援兵则应是他的奇耻大辱了！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也是废物，吃饱了撑得何必去解围呢？！还无端地牺牲了那么多官兵！与卢对仁安羌一战的评价一样，这场作战本身就是一场闹剧！

从解围到解救再到突围，概念的变化和演生，使读者太容易陷入卢的逻辑圈中。

中国历史上有围魏救赵的故事，列为孙子兵法的三十六计之一。照卢的逻辑，这一故事和兵法精髓，实在是欺骗了上千年的神话！因为赵国根本就是自己奋战获救的，和辛苦出力的齐国屁毛关系没有！因为齐国就没有和打赵国的魏兵交手，甚至连抬赵国伤兵的机会都根本没有！笑话啊！

或许是卢也觉得只说200人交待不过去，因此特别不情愿地“妥协”了一步——P125页，卢定义了两个新词，一个是“间接解救”，另一个是“协助突围”，第三个是“直接救出”，前两个词的对像是后卫部队的4000英军，第三个词的对像是“关押在推岗的200英俘和伤兵”。或许，这一妥协对于卢来讲，本身就是不得以的，是被迫的，多么不甘心！

这里，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卢所称的3500人和4000人之区分。卢在书中反复讲，英军先头部队3500人已于16日撤往桂却，意是安全的，与中国军队解围无关（卢的3500人出于史迪威的1942年4月18日的日记，P177）。后卫部队4000人于18日经战斗自己突围，意在说明与中国军队的誓死解围也无关。（P201）

姑且不论3500与4000是否准确，就以其准确为前提。既然有3500已经突围，杀一个回马枪与4000人里应外合，不就可以自行解决问题了吗？因为3500人总比113团的800人多吧，而且还熟悉突围过的地形，更熟悉交手过的日军，论装备也不比113团差。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斯利姆就那么执着地请中国军队出手援助？！为什么解围后卫部队时，英军的先头部队并没有全部参战呢？！

从作战企图的角度，即便3500已突围安全，4000人也努力奋战，但关键时刻中国军队加入战斗，给予日军应有的打击，从而使英军作为一个整体获得解围，得以整建制北撤。从这一视角出发，难道中国军队解围的不是7500人的队伍吗？再加500余俘虏、记者和传教士等，所以才有8000人之说。

战场不是亲手所为才为为，达成作战企图即为胜利。如果中国军队不出手，很难想象斯利姆会带着3500英军就此走人拜拜，那样等待他的只有军事法庭；更难想象仁安羌的4000英军就能够安然自己突围，尽管在卢看来4000人远大于日军实力数，装备也不差。

整个战局的改变正是起于113团的参战，果于7500余英军和近500名俘虏、记者和传教士的获救，得以成建制北上，难道这一战果就不能归于中国军队吗？！难道这一战果均归于英军自己？！中国军队是吃饱饭撑的搞实弹演习去了！

卢是否说，亲手所为方为为！那问题的死结又回到了曾述的细节，拜托卢一定要再进一步考证，其所称救出的200人，到底有多少是中国军人抬出来的伤兵，若非中国军人抬出来的，那也不能称为中国军队解救出来的！人家自己走出来的！

卢或许非常困惑的是，为什么英军达7500余人，却被其所称的不足4000日军所追杀？！这也是其没敢揭开的一个结。其实在战场上，军心散败之下，兵力多少已不再重要，这就是兵败如山倒所描述的场景。英军畏战，一路北撤，军心已乱，有再多的兵力又奈何？日军精锐，所向无敌，敢于大胆穿插，以少围多，断英军后路。从这一态势看，正是中国军队的参战，改变了日军和英军的作战心态，抑制了日军的傲气，增强了英军的信心，扭转了战局，顿挫了日军北上速度。因此，称英军整建制的第1师为中国军队所解围，何错之有呢？可以想定的是，如果113团没有出手相救，不仅卢所称的4000人解围不了，桂却的3500余人也定会不日被歼。

卢为了否认英军并没有丢掉军心，证明其突围与中国军队无关，一定要证明是英军自己的功劳。一是一再讲已突围的先头部队积极配合中国军队，特别给予炮火精确支持。二是讲被围的英军奋勇杀敌，取得关键性战果，如501高地。三是讲述英军并非缺水缺粮等存在补给问题。

但如此逻辑，就有了一个更大的逻辑矛盾，即遵照卢分析中日军队之法，英军当不费力即能歼灭日军。中国军队参战，纯是自成炮灰。卢或许会讲，这是英国人想拉中国人垫背。如此一来，又回到一个前述的再大的逻辑问题，中国远征军何必又出兵缅甸呢？

卢总称为了一个谎言会编造更多的谎言。但卢自己呢？解决了一个逻辑问题，会带来更大的逻辑问题。

7.英军被围数量问题——辅以自证混淆是非

P89——英军被围数量，卢采信日本《缅甸攻略作战》第508页提供的数字，即4000人。为表示互证，还引证斯利姆的回忆录——“4月17日2：30，自马圭前往仁安羌的是第1缅甸师第1缅甸旅、第13印度旅和坦克团A中队”，接着卢用自己的推论称：“两旅（伤亡减员后）及坦克团A中队的兵力相加，也就是4000人左右。斯利姆所记与《缅甸攻略作战）所载相符。”

这是卢的一个巧妙“自证”。先以日方数据列出数字4000人，再以斯利姆回忆列出英军番号，最后自己计算出英军相关番号的实力数，并与日方数据数字巧合。最需要注意的是，“两旅（伤亡减员后）及坦克团A中队的兵力相加，也就是4000人左右”一句，完全是卢自己计算来的，绝非是斯利姆提供的数字。

非常轻松的一个计算，请问卢女士，您是如何计算来的呢，甚至还知道两个旅的减员数字，太神奇了，恐怕斯利姆在世也要请教您的！

专就此数字而言，卢是在自己心里计算，没有告诉读者计算过程。但就此逻辑来看，事就大了——第一步，采信日方史料，说4000就4000，日军比英军更了解英军；第二步，再找个驴唇不对马嘴的旁证，斯利姆的番号记述难道就是实力数？第三步，自己圆一下，就说是4000人，这事就定了！第四步，以此数为大棒，高举起来，遇有不同意见者，狠狠地挥动砸之！

这是完全是强盗逻辑！书中同样的逻辑还有很多！

到了P129页，卢忘记了自己的计算结果，只引了斯利姆提供的番号。

到了P201——卢自己计算来的4000人，却被引注为斯利姆的原文。

8. 副师长齐学启与仁安羌作战关系——军事常识小例 

P100——卢为否定113团救援英军是由团长刘放吾直接指挥，曲解《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中记录的斯利姆关于下达给刘放吾的手令译文，刻意炮制副师长齐学启参与指挥仁安羌作战假象，误导读者。

让我们看看卢的所谓辨析，因为《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中记录刘团长接到斯利姆手令后有请示齐副师长，卢便断言副师长齐学启当时正在刘放吾身边，更进一步篡改详报，编造齐学启接到刘放吾报告后为执行斯利姆命令立即率员先行赶往拼墙河北岸设立临时指挥所。

卢为达到上述目的，引证了所谓郭立（按：卢称郭立为113团中校团副，实则113团副团长为曾琪，并无团副郭立此人）的回忆和1947年春孙立人《祭齐故副师长》文，这些都是典型的取利为证。郭之所谓回忆是不能立论的孤证，孙立人《祭齐故副师长》全文更没有一字可证明齐学启当时与刘放吾同在巧克柏当，及后率员往拼墙河北岸设立临时指挥所。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读到这里都能判断，如果当时齐学启是和刘放吾在一起，为什么不是齐出面接待斯利姆，而是刘呢？这绝对是有违常识的！友军协同，部队最高首长不出面，却次之应对，而且刘以无线电请示身在曼德勒的孙立人的时候，让斯利姆足足等待了一个半小时，这期间齐学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根本解释不通。

大概是关于斯利姆的这份可以证明当时是由刘放吾率团接受斯利姆亲笔手写并签名的、救援英军的手令原稿尚保存在刘放吾后人手中，卢在后文中甚至不惜编造出斯利姆两个手令版本的奇说，一个是先给刘放吾的手写手令，一个是后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版本，卢的逻辑是打字机版本可以盖住先前手写的版本，因为打字机版本被齐学启带去交给了师长孙立人，然后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孙立人接受斯利姆命令指挥113团解救英军。但卢既拿不出打字机版本的证据，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利姆亲自面交刘放吾的手令上写的是“To Colonel LIU, Cmdg. 113th Regt.(致113团团长刘上校)”，而不是孙立人。

这便是典型的卢书强盗逻辑，只要符合需要，谎言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这便是卢肆意篡肆意改编造历史的混账做法，说你不行，就算行也不行！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种混账书居然能堂而皇之出版，简直让人瞠目结舌，莫名其妙到极点！

再认真读一读卢该页所列举并意图偷换概念的这段《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译文，这段内容不但完全没有任何关于齐学启率员在拼墙河北岸设立临时指挥所记载，反而记录的是刘放吾率团向拼墙河兼程前进，并一面派该团曾副团长随同英方战车队长先赴拼墙河北岸附近侦察敌情地形。并且，真正属于斯利姆手令译文只有前面部分，后面部分讲的是刘放吾接到斯利姆手令之后的一系列部署行动。卢到底是不是连简单的英文都不认识，还是自己把自己搞得神经错乱了呢，这不是在自己抽自己耳光吗，真当读者都眼瞎呢。

回过头来，其实在学界也有很多人也关心，到底齐学启与113团仁安羌援英作战真正的关系是怎样呢？

首先，根据斯利姆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他向刘放吾求援经过，可以判断出齐学启其间并没有在巧克柏当，否则应当他出面接待斯利姆，而非刘放吾，这是军事常识。其次，斯利姆在往后亲身参与113团救援过程也都没有任何有关齐学启参战的记录。最后，以中方战报以及军委会来往相关电文也完全没有刘团是受齐副师长指挥作战的记载和说法，甚至齐学启直接参与的记载都没有。

事实是，四月十四、十五两日，新38师先后派出113、112两团分赴巧克柏当和纳特莫克两地，根据罗卓英的命令统归副师长齐学启率领，师长孙立人则留守曼德勒。巧克柏当和纳特莫克两地相距甚远，齐学启只能身在一处。从四月十七日113团受命到十九日救援英军出围期间，齐学启正在纳特莫克与112团一起，后于二十日再率112团赶至拼墙河北岸增援，掩护113团撤离。此前19日英军主力已经顺利被解围，新38师上报军委会的作战详报才会明确注明，“一、实际参加与敌激战之人员，只有一一三团之一千余名。二、第一一二团及师直属部队，于四月二十日早赶到，但未参加战斗。”

这才是事实真相，这也是让卢紧张试图掩饰篡改的真相！

9.被救英军有没有高呼“万岁”——先立再驳并自证演绎

P115——卢考证出围英军没有高呼万岁，批驳《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相关记述是为了讨好蒋介石而编造。

卢的考证是典型的自证演绎——“英军绝大部分指战员根本不了解中国，更不知蒋介石是何方神圣。既然此时的他们狼狈不堪自顾不暇，何以会高呼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喊“万岁”只是数千年受制于专制帝制之下的中国人自己的习惯。将中国人自己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套在英军身上，未免滑稽，并直接暴露出《第一次 燕南羌战斗详报》造假的“马脚”。……让那些狼狈不堪自顾不暇的英军高呼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就难以服人了。”

在后面的P116、P117、P390和P392，卢对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的回忆《RETREAT WITH　STILWELL》（1943年出版）记述的高呼“中国万万岁”，也予以否定，称杰克是“为了讨好史迪威，一来可以搭乘史迪威的顺风车提高自己的身份，二来也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的“中国通”才能，何乐而不为？”

为予否定，卢同样采用典型的自证演绎模式：

——由于战地记者在具体记述仁安羌战斗的第14、15两章书中多次强调：“中国军没有出现”“中国军怎么还不来”，予人“中国军队没有参战仁安羌”“英军是独立战出包围圈”的印象。因此，出围后的杰克•贝尔登关于在拼墙河北岸见到中国军队时，从吉普车上站起来高呼“中国万万岁”的描述就显得十分唐突，不能自圆其说。笔者因此而质疑杰克•贝尔登当时高呼“中国万万岁”的真实性。

——杰克•贝尔登在第15章中，采用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写法，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军队在仁安羌战斗中给英军提供的作战支持，更没提及中国军队协助英军突围的具体作为。相反却与第14章一样，处处强调英军“没有等到中国军的帮助”，英军“是自己战出包围圈的”。因此，其章题“中国万万岁”就显得空洞无物——整个第15章的内容，完全不支持其章题的命题。笔者因此而质疑杰克•贝尔登高呼“中国万万岁”的真实性。

分析一下：

一是卢没有任何史料支撑来否定《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和杰克•贝尔登的《RETREAT WITH　STILWELL》，全部是自证与演绎。

二是卢首先否认了“万岁”一说，对有关记述直接批驳，不管有没有史料支撑，这是典型的先立论驳论。

三是卢批驳杰克•贝尔登的《RETREAT WITH　STILWELL》，以前述“中国军没有出现”“中国军怎么还不来”为根据，因此认为杰克•贝尔登后来看到中国军队时，应是有恨来晚甚至鄙夷的态度才对，不可能高呼“万岁”！这又是一个潜在的先立论后驳论。

四是卢真的是刻薄侮辱人极尽能事。在没有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对于与其立论不同的人都是极尽挖苦，称《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是为了讨好蒋介石，称杰克•贝尔登是为了讨好史迪威。我觉得，他们好象还真没有这个必要吧！

按照卢的逻辑，孙立人本人都不看或者认真看过的《第一次 燕南羌战斗详报》（P251，P256），杜聿明能看吗？！蒋介石能看吗？！如果蒋介石真要看，那孙立人本人是不是就要认真修改一下了，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份详报就得再经杜聿明审定一下了，那后面的中国参谋团？史迪威呢？……想一想就麻烦大了。按卢的逻辑，想必孙立人就不想蒋介石，大概是不是就可以演绎出当时孙立人便有了反蒋之心！天啊！如此看来，刘团长想讨好蒋介石，但孙立人想逆反，原来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

只可惜，上面那段的内容都是卢自己在意淫，自己意淫之后再回头，如果蒋介石根本不可能看《详报》，那讨好蒋介石一说还成立吗？

同样，按照卢的逻辑，杰克•贝尔登既然为了讨好史迪威，为了以美国利益为重，那为什么不直接高呼“史迪威万岁”？高呼“美国万岁”呢？！这样不是更直接了当，为什么还要转一个圈圈，因为卢既然否认英国指战员不了解中国，那他们同样也不会了解是史迪威指挥着中国远征军吧？！索性借这个机会给英军来个普及，告诉他们，你们是被史迪威指挥的中国军队解围的，再简单点讲是被史迪威解围的！因此“史迪威万岁”“美国万岁”这才是讨好，对吧？！

真是一派掩耳盗铃式的自证演绎！最大的问题是先立论后驳论。

10.张营长的牺牲——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曲线批驳战绩

P113\P139——卢就张琦营长的牺牲，采信胡德华的回忆，以《第一次：燕南羌战斗祥报》中态势图（17日）为旁证，批驳了《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正文所述于抢占501高地时牺牲的记述，进而推定抢占501高地是编造的，因为斯利姆的回忆和日军的战例图同时说明，113团负责攻占西北角，被围800英军负责进攻501高地。

张营长的牺牲地和牺牲时间，均改变不了其为民族抗日而死的英雄形像。但卢抓住这一点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进一步否定113团的战绩之一——即否定501高地攻坚战。

先看张琦的牺牲地和牺牲时间，卢的两个关键性证据：一是胡德华的回忆，二是详报附图。

胡是张琦营长的副手，是副营长，这一点卢总在强调，意在说明其可信度，并断言胡见证了张牺牲的具体地点和经过（P50）。先看胡的完整回忆：

“14日前后英军第一师在仁安羌被围，情况危急，英军驻缅总司令亚力山大向中国求援。新三十八师派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率领该团于17日由巧克柏当以急行军向仁安羌前进，距仁安羌五六英里处，只见亚力山大与孙立人正在研究地形与战况（按：17日亚力山大实际并不在现场，孙立人尚在曼德勒）。师长令刘放吾部队稍停，官兵由英军水车运来饮水即刻补充毕，前方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此团加大距离加速推进，上午9时许第一线一、二营在拼墙河（宾河)北岸高地与敌接触，第三营由营长张琦率领为预备队，在右冀第一营后跟进。拼墙河北岸除左翼渡口外，其右均为茂密森林，视线不良，妨碍射击。日军利用遮蔽良好作顽抗。我军以密集炮火对敌阵射击连续数小时，然后冲杀。至午后1时夺取了敌前线阵地，日军赖纵深仍死守第二线阵地。师长的战术指导一向不重视正面攻击，乃命令停止攻击，由第一营派出一部份兵力向右迂回，形成包围。此时敌为稳住正面，一股侵入我左翼高地，兵力约一、二连，企图占领通往巧克柏当之公路切断我归路。第三营营长张琦奉命攻击此一敌阵，他迅速率第七、八连及机枪连越过马路向敌攻击。此时第九连尚在右侧警戒，张琦命笔者(副营长)通知第九连连长王学义迅速至公路集结而后为营之预备队，张琦又说:“很快就黄昏了，趁敌尚未站稳脚，只要迫击炮能发挥威力，我有信心七、八连可以消灭这股敌人，问题只怕敌人占领正面太宽，火力分散。”张琦在“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人称他“小诸葛”，平时计谋最多。他派出第七连之一个班附重机枪一挺利用小干沟跑步前进至敌之右侧，依预定记号以密集火力向敌阵射击。此时敌误以我主力由此开始攻击，张琦的诱敌战术生效，敌轻重火力全部集中在该班阵地附近。此时七、八连利用此空隙已进至敌前冲锋位置，张琦一声“冲锋”令下，冲入敌阵，喊声震天。张琦近视眼戴眼镜(有反光)被敌发现，判断一定是官长，将火力集中对其扫射，张琦中弹卧倒，敌以机枪继续向之猛射，脊椎骨及臀部中弹无数，皮肉削光。七、八连此时已夺取敌阵，遍地横尸，残敌已后退。此时副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向笔者报告营长负伤，尚未退下。笔者迅速将张琦救出，但他因血流过多，壮烈牺牲。”

需要声明的是，卢对胡德华的回忆非常推崇，另外一位推崇的是孙蔚民。两人的回忆经常作为卢引用旁证的关键。奇怪的是，卢对他们的回忆文章却没有任何全面的引述，更没有以对待其批驳史料一样，逐一释读修订，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回忆如按照卢的观点来分析，也是错漏百出。卢不忍自己用以砍杀的大刀被自己毁掉。

回头看胡回忆的有关张营长牺牲的细节：

A.17日一早113团开往仁安羌，孙立人和亚力山大在距仁安羌五六英里的路上正等着他们——这恐怕是最雷的一个回忆点，卢为什么不引证呢？

B.17日上午9时，113团抵达仁安羌出发阵地，展开部署——这个时间节点也不对吧？！ 当时斯利姆驱车赶赴巧克柏当113团驻地，并于上午11点向刘放吾下达亲笔手令。那幕还没有上演呢！更何况手令上清楚地写着下达命令的时间是“1100 hours, 17th 1942 (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时)”。

C.17日中午1时，113团夺取日军前沿阵地。之后有大段关于战斗的记述。时间也都不对啊！细节上居然连3营为全团预备营的都没有提及，作为副营长的胡应当了解吧。

D.张琦是因近视眼镜反光被日军锁定遭枪击而亡的。时间是在黄昏左右。地点是拼墙河北岸，并不是卢所明确的克敏村。

E.张牺牲时胡不在身边，正奉张命召集营预备队9连，张在一线指挥7、8连作战。胡此后回忆——“他（张琦）派出第七连之一个班附重机枪一挺利用小干沟跑步前进至敌之右侧，依预定记号以密集火力向敌阵射击。此时敌误以我主力由此开始攻击，张琦的诱敌战术生效，敌轻重火力全部集中在该班阵地附近。此时七、八连利用此空隙已进至敌前冲锋位置，张琦一声“冲锋”令下，冲入敌阵，喊声震天。张琦近视眼戴眼镜(有反光)被敌发现，判断一定是官长，将火力集中对其扫射，张琦中弹卧倒，敌以机枪继续向之猛射，脊椎骨及臀部中弹无数，皮肉削光。七、八连此时已夺取敌阵，遍地横尸，残敌已后退。”等等，这一长长的细节描述都非胡亲眼所见，是其推论演绎的，特别是关于因眼镜反光而遭日军射杀一说也是推测！

F.张牺牲后，副官通知胡。胡赶至牺牲地，接替指挥并处理张后事。专就此处回忆，无可争论。军事常识是这样，营长牺牲，副营长接替指挥。

如上分析后，我真不知道卢那么细致的人，为什么就认同胡回忆的张牺牲的时间，因为胡回忆的有关时间全部是错乱的！再，卢又如何将牺牲地由拼墙河北岸替代为克敏村，胡文明明写的是北岸，又是如何改为克敏村？第三，卢如何铁定胡见证了张的牺牲，明明不在身边，诸多细节都是胡的推测，却成了见证！

等等，这么多的漏洞，是如何逃过卢的法眼的呢？！

回头呼应一下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卢不把胡的回忆也一一考证分析一下呢？恐怕是她有私心吧！一旦如此，其很多以胡之回忆为旁证的观点就苍白了。正因此，卢不惜以障眼法，认为所有读其书的人都不会去看胡的原文，她想如何引论都可以！不管胡的回忆时间多么矛盾，卢也要信！不管胡的回忆中根本没有提及克敏村，就自己定义为克敏村！不管理张牺牲时胡不在身边，就自己认定其是见证人！

这叫什么？反正不能称为严谨的考证，是在意淫着胡的回忆！我想，如果胡副营长健在，也会无法接受。

再说《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中作战地图（17日19时）。

卢这次很特别，因为她向来批驳藐视的《详报》，成为她又举为力证的关键。这叫什么呢？这叫：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话题拉回来，《详报》是事后编写的，配合《详报》的战例图也是事后编绘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既然是事后绘制的战例图，出现“张琦村”于17日的敌我态势要图中，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就说明当时张营长已经牺牲了，通道说明张营长牺牲在所标示为“张琦村”的地方？未免太简单直接了吧。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这幅态势图是在17日19时后且18日前绘制的，还可以引证为卢所认定的张营长的牺牲时间，但牺牲地都未必能够证明。

卢称为纪念张营长，38师将师部所在地克敏村改为“张琦村”，这一资料出处，我没有见到，无法认定。

新38师入缅援英作战后，为总结经验，撰写《详报》，绘制态势图。绘制过程中，参谋们以事后名称来标绘地点，全为当然之事，从而有了张琦村，而非克敏村。

或许卢会反问，为什么18日、19日、20日的态势图没有标出张琦村呢？回答：这就是一个军事常识了，因为战斗在向前（即向南）推进，态势图示识出来的是关键信息，非关键信息从略。

再退一步，18日的态势图中，没有标识张琦村，而是缅文的“KYENYIN”，即克敏村。这一点，为什么卢忽略了呢？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杨振汉在回忆中，提到：赶来支援的另一个第三营营长张琦，也就在他渡河的战斗中阵亡的。（P286）

卢对于杨的回忆也是比较推崇的，经常作为左证的史料为注。先不论杨的回忆是否准确，看下卢对杨这一回忆的分析——张营长并非牺牲在501高地——矛头仍指向对501高地攻坚战的否定。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卢在此不强调按照杨的回忆，张营长并没有牺牲在克敏村呢？！一个回忆否定了两件事情，为什么只讲否定了501，不讲否定了克敏村！这就是卢的考证逻辑，即选择性使用和引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话再回来。张琦的牺牲细节如果不是卢认定的时间、地点和细节，那么她因此而支持的“501高地攻坚战否定说”，是不是就没有支撑了呢？！为了否定仁安羌之战的战绩，卢一点点瓦解，不放过任何机会，或直接，或间接。由张营长牺牲再至501高地攻坚战即是典型的间接否定、曲线救国。

为说明501高地攻坚战的真实性，这里再分析斯利姆的回忆和日军的战例图说明。

《详报》的18日态势图、19日态势图，均表明113团左翼队均指向501高地（P134、P135），为什么视而无睹，只采信日本方面的战例图呢？即使是采信日方，也要有个对比说明吧。拙文初成时，因没有见到日方的态势图，因此不好具体对比。有一个细节，即天津版的日本《缅甸作战》第97页记述“19日黄昏，滨河以南的战斗就此结束。此间，宾河以北之敌为掩护主力撒退，不仅不放松攻击，反而增强了兵力，好像是中国军的一部（新编第38师的一部约1000名）来援。”据此推断，至日本方面战后编着此书时，还不能完全确定仁安羌一战交战对手，在此背景下，卢女士为什么就断定日方的战例图就那么准确地标识出了英军与中国军队的战斗分界线呢？！

而斯利姆的回忆——“命令113团进攻推岗，解救200英俘和伤兵”，一是时间不明，即什么时候下达的命令，让什么属下去完成任务；二是兵力不明，即是113团全部，还是113团一部。最后就是此命令的正式记述为什么没有，理应如同斯给刘放吾的手令一样才对，命令的正式档呢？！缺乏最有利的旁证啊！即使找不到了，也可以这样解释，即攻占了501高地后，斯进而命令113团向东南攻占推岗，解救英俘，并打开通道。

再看501高地和推岗的位置关系。

P215、P216——卢考证了推岗的具体位置，即推岗位于501高地东南，位于510高地西北。我没有去过战场旧址，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就以卢考证结果为基础。出现了自相矛盾的事——113团需要越过501高地才能去推岗解救被俘的英军，因为推岗在501高地之东南侧，且有日军把守。而113团是自北向南进攻，照18日态势图和19日态势图分析，难道113团就坐等800英军解决了501高地后，再安全越过501高地去解救推岗被俘英军？！再或是派了飞机，直接飞过501高地，空降推岗解救英军？！卢讲3营参加了对501高地的辅助英军作战，但1、2营就从501高地眼皮底下越过去了？！

在P294\P319\P405——卢又采信斯利姆的记述和谷歌卫星地图，将推岗村的位置又定位为拼墙河公路桥南端以南1.6公里处，参照18日态势图，与P215、P216的定位向西移位不少，相对501高地由其东南转为正南。如此，113团如果进占推岗，需要从501高地下通过，那同样必须先攻占501。

这个话题有待去现场考察确定，卢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暂且存疑。

近年来，史学研究越来越浮躁，但愿意坐下来认真研究的人还是有的。卢就此的观点，左右前后都矛盾，颠倒黑白，还言之凿凿。目的就一条——推翻张琦牺牲地，从而推翻501高地攻坚战，从而推翻仁安羌最关键的一战。因为占领了501，被围英军才能从501与510之间的岔路豁口北上出围。

P114页，卢在坚持否定501高地攻坚战中，也说日军及英军的战地记者的推岗激战的详细记载。我再进一步读读——

日军随军记者的相关内容在P315至p317页，但其原文中绝无推岗二字，也无501二字，只凭“崖上”二字，卢推演出“崖上”即501高地，印度兵营处即“推岗”的结论，见P321至323页。我不说对错，只申明一点，这只是卢的推论。

英军随军记者的相关内容在书中我没有找到，希望卢提供一下，我好认真学习。

最后，我再啰嗦一句，孙蔚民的史料，我实在不再想列出来，一一如卢一样批驳了，这样的工作想对当年参战的杨来讲不公平，因为我坚信他是民族英雄，不想让后人的聪明来要求他。

11.卤获表是否造假问题——军事常识与否定战功

P146——卢论述第38师燕南羌战斗详报之卤获表时），称“113团武器装备简陋，所掳获的1门山炮、7挺轻机枪、5挺重机枪、254支步枪，以及弹药一大批。”为什么这些均不运走，只取轻便之旗帜日记本等物保存——结论是掳获表“有很大的水分”，言外意113团的战利品特别是武器弹药类均是编造的。

先以卢书中自身结论来驳——P428，卢就113团战后自身伤亡情况的结论，没有取用档案与详报，而是取信孙蔚民回忆，结论是113团仁安羌一战，全团800人，死伤者竟达720余人。若如此，质疑来了——113团一战下来只余不足80人未伤者，让他们既要照料伤员，又要携带那么多缴获品，是不是苛求了？！如不是苛求，那当是卢的结论，至少有一个是错的，再或全部是错误的。这是典型的自相矛盾，对吧！

再看卢P298——突然间又换了一个非常理解的角度：“需要指出的是，从拼墙河北岸退往桂却、乔克巴党、敏建，直至曼德勒，即使不用作战，沿公路背负武器弹药、粮秣，带着伤残士兵徒步行进约250公里，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以每小时步行5公里、每天至少需要行进60公里计算，113团官兵每天就要连续步行12小时。如此连续四天，才能于25日抵达瓦城南端大铁桥附近归还建制。4月下旬，正是缅甸的极端酷热时期，日间气温高达45、6摄氏度，地面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饥饿、干渴、战伤、感染发炎、中暑等等，都直接威胁着113团官兵的生命安全。”

卢在这里出奇地理解113团，这说明什么呢？卢是选择性理解问题，当需要时即一切皆可，不需要时则一切皆不可。这就是非严谨的感性思维被带入了研究与考证过程中。

再按军事常识来讲，战场上战利品的处理，通常取决于诸多因素，主要有：

因素一，战后行动是进是退？仁安羌是解围战，此前此后的整体态势，远征军和英军均处劣势，为退却中的守势防御作战。这一态势要求部队强调运动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不可贪恋一时的缴获品，失去灵活性和主动性。战场上，时间是生命，缴获的武器弹药次之。举例说，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先守后反击，取得胜利，之后专门举行了缴获战利品展览，邀请中外记者到场。之所以能够这时留存缴获的武器弹药，是因中国军队恢复了战前态势，战后非退却，有天时地利之保证。因此留了战利品予以展示公证。

因素二，自身给养保障是弱是强？相比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军队特别远征军的武器弹药保障是不错的，绝不能说是“装备简陋”。（P37——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参谋处参谋沈定的《军委会参谋团与滇缅抗战》记述——第5军及新编第38师，无论在素质上、装备上，在当时的国民党陆军中都是最精锐的；P28——卢自己也承认：远征入缅的新38师所持武器装备，还是税警团时期的武器装备，主要进口自捷克，其装备水平远超一般国军。但与日本军队相比，还是相形见绌。）因此，国民党军队特别远征军极少使用缴获的日军装备，一是制式不一，弹药保障链不完整，二是维修不便，三是未曾针对性训练使用。但这种事如果放到八路军新四军那，则截然相反，故有“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的抗战影像很丰富，深圳越众集团和章东盘的国家记忆系列展览和画册，建议请卢女士仔细看看，对于八路军新四军使用用日式武器装备的家常事，对国民党军队特别远征军来讲还极少见。再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例，其缴获品也是展览用，而非用以装备自己。

12.歼灭日军数量问题——到底信400还是信500？

P181——关于113团歼灭日军数量，卢采信的是史迪威1942年4月18日的日记，即400人说，称为“113团在仁安羌解围战中毙敌的最事实的原始数据”，并以4月19日孙报罗卓英的500余人为左证。看得出，卢更相信400人说，但也没有否定伤亡约500余人的说法，等于是在含糊处理，有足够的空间请读者去领悟。

13.孙立人抵达一线的时间和无线电的问题——军事常识与推论

P271至P272——卢定论：4月17日12：30分孙立人率部赶到桂却，向113团下达中国远征军第1路长官部救援仁安羌的命令。

卢的这一结论在其书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性结论，意在说明仁安羌之战是孙立人全面部署和指挥的。

卢的定论如下：

依据《抗日御侮》第八卷P188，确认：孙于17日中午11点即已率一个团（喻指112团）到了乔克巴党。

依据杨振汉的回忆，确认：孙在乔克巴党暂短停留后，因接到斯利姆给刘放吾的打字本命令（按：卢篡改杨振汉回忆，斯利姆颁给刘放吾手令仅有一份斯利姆亲笔手写原稿，不存在任何打字版本命令），遂赴桂却，刚好是中午12点30分。

孙指令刘正面响应等待中的斯利姆。

卢为了以上定论，否定了：

《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就孙立人于18日上午才赶到桂却的记述，坚持17日中午抵达桂却说。

英方当事人斯利姆著述中对17日上午场景的记录：……在坚持一个半小时后，上校终于露出微笑，而且同意照办。他为何改变主意我不得而知。猜测在我们对谈中，进出房间的官兵已将消息以无线电送达孙将军并获肯定回音。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卢为篡改孙立人抵达一线的时间，以无线电完全不保密为由，否定了斯利姆著述关于刘放吾通过无线电请示孙的事实。卢称：一次缅战期间的战场通信条件极端恶劣，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各军、各部队之间竟然没有电话线相通，无线电则完全不保密，用无线电通信等于同时向敌军报告自己的行踪和作战计划（日军通过截获、窃听英军无线电而获取英军情报，故对缅甸战场之英军、中国远征军、缅军、印度军的动态了如指掌（日本《缅甸攻略作战》））。因此，假如当时刘放吾确实是用无线电请示孙立人，那么将有如下两种可能：一是限于战场通信条件，刘放吾一时无法与孙立人取得联系，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孙立人率部抵达桂却时，刘放吾才得到孙立人师长的答复，并接受孙师长转达的中国远征军长官救援仁安羌英军的命令。二是已经接获斯利姆命令打字本、即将到达桂却的孙立人，接到刘放吾的无线电请示后，为保密起见，没有立即答复，延至12：30抵达桂却时，才予以答复，当面下达作战命令。

卢在前页记述：按理，如果刘放吾真的是使用无线电请示孙立人，则只需片刻，即可得到答复。但刘放吾是“一个半小时后”才得到孙立人回复的。

如此的定论，显然是在演绎式地推想，而且自圆其说式地推想。当一种观点已在卢脑海中占据时，其推想过程天马行空，“趋利避害”式地采信和反对，甚至可以在无史料情况下进行任意地发挥。

纰漏和质疑如下：

暂不辨《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和杨振汉的回忆哪个更取信，问题是——如果17日中午12点30分，孙已赶到桂却，为什么他本人不亲见斯利姆，将中方的决定告诉之，并进一步了解战场实际，并协调共同作战事宜？为什么却是让刘放吾去告诉斯利姆？这是有违常识的。

无线电通信对当时的远征军而言，就真的等于“报告”日军吗？果真如此，远征军总部和重庆蒋介石间的往来电文是否也同样理解为也是在向日军做“报告”？真若如此，中国远征军还能有建制军队甚至是人活着回到国内、撤到印度，真的就是奇迹了！

卢也怕一概否认了无线电通信有些绝对，所以来了一个“接到刘放吾的无线电请示后，为保密起见，没有立即答复，延至12：30抵达桂却时，才予以答复，当面下达作战命令”，这一推论太认真，但恰是这一认真造就卢天才般地演绎！照此逻辑推论，难道刘给孙发无线电就不是向日军泄密报告了？！日军不至于接到这一“报告”后，非要等到孙有了回电后才作以准备吧？！再退一步讲，既然刘给孙的无线电被日军“破解”，但为什么日军没有在仁安羌有所准备呢？是日军太骄傲了还是太大意了。

卢又退一步，即认为“如果刘放吾真的是使用无线电请示孙立人，则只需片刻，即可得到答复。但刘放吾是一个半小时后才得到孙立人回复的。”这就是一个军事常识问题了！无线电通信可不能理解为现在的手机直接通话。笔者在通信部队代职过，无线通信的过程是这样：（1）指挥员下达明文指令，（2）由文书交无线电话报员译为密码电报，（3）通过密码暗语联系收电方，（4）取得联系后，将密码电报发送对方（这里还可能有一个环节，即往往在备有多套密码方案情况下，双方会通过暗语约定使用哪一套方案），（5）收方接收密码电报后，由密码员译电为明文，再由校准员核准，（6）明文交通信参谋或指定联络人员，（7）通信参谋或指定联络人员交指挥员决策。同理，如果复电的话也是同样的流程。在此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延误时间。这里举一个例子，2015年台湾新出版的《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通过影印的方式完整保留了一些档案文字外的信息。如P122之《林蔚电蒋中正英军司令部请中国远征军于本月十五日担任曼德勒防务电》，发电是1942年4月18日，译电时间是19日8时5分；P125《罗卓英电蒋中正据孙立人电称第一一三团救出被围英缅军第一师》，发电是1942年4月20日，译电是21日1时10分；P126《蒋中正电孙立人刘效武（放吾）希详报救出英缅军之阵亡官兵姓名以凭叙勋》，手令于1942年4月21日，译发于4月22日，收译未明但肯定会更晚。总之一句话，战时的无线电通讯绝非现在的卫星电话那般方便直接。

如上所述，可以想见卢的推想和结论真的只能说是天马行空。

再退一步，P212——卢称：“他（孙立人）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用翻译就能通过车载无线电系统直接与坦克车内的战车队长对话、下达各种攻击命令，不会贻误战机”。“坦克并非马匹，靠鞭子可以策骑。所有指挥命令都必须通过车载无线电下达。英军正是通过无线电指挥系统指挥坦克作战的”。“1942年4月17日下午至20日返回乔克巴党之前，配属新38师的第7装甲旅坦克团C中队的12辆英军坦克，正是由孙立人通过无线电指挥系统指挥其在拼墙河两岸，以及仁安羌内进攻日军、解救被围英军，直到最后撤离仁安羌。”

那么问题又来了，其它先不论，为什么孙通过无线电指挥时日军没有予以破解，得到相关“报告”呢？！难道是卢想让日军破解就破解，不想让破解就不能破解？！

卢可以选择性地说无线电可被日军破解，也就可以用同样的逻辑选择性地使用于其有利的史料！这就是卢自诩的所谓的严谨地考证！

三、卢的惊人考证结果

卢通过考证，对仁安羌之战自成体系，我择其关键点列出一些惊人的结论：

1.“仁安羌大捷”一称应改为“仁安羌解围战”。

2.孙立人全程指挥作战。

3.刘放吾是此战后诸多是非的万恶根源和始作俑者。《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是刘放吾主笔杜撰的。

4.张琦营长牺牲在战斗之初的克敏村，“出师未捷师先死”，3营此后的作战是胡德华指挥的。

5.战斗过程中的501高地攻坚战是杜撰的，根本不存在。

6.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全部占领仁安羌。

7.中国军队参战部队是113团和112团，绝不仅是113团。

8.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解围英军7000人，其先头部队早已安全突围，后卫部队是自行战斗突围的。

9.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解救500余名俘兵、记者和传教士，而仅为200名英军俘兵和数名记者、传教士。

10.被围英军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且战斗力顽强，装备补给完善，战果优异，成功自救，因此成功自救后根本没有高呼“万岁”回应中国军队。

11.中国军队歼灭的日军应为400人，至多不超过500人。

12.中国军队的虏获表中大部分是造假的，特别是武器弹药部分。

13.中国军队自身伤亡很大，参战800余人，死伤达720余人。

14.中国军队对无线电的使用要看卢某人的心情，从而决定是否被日军破解。

15.仁安羌大捷，帮助日军实现了声东击西策略，从而断中国远征军后路；成为英军用作掩护其向西北撤退的牺牲品，等等。

四、谈谈史学考证的点滴经验

史学考证是一项基本功，需要很深的功力和严谨的逻辑。就此两点，卢完全不够格。

1.史学功力的最基本体现即占有和收集史料

研究问题首先要占有史料和既有成果，做到胸有成竹。卢自认读书很多、积累不少，列举其四缺：

第一缺原始文电档案的挖掘，没有在南京二档馆和台湾国史馆挖掘更多当时的文电。卢承认：往来电报所提供的最接近历史真相和原始信息，极具史料价值（P72）。如果能够找齐这些电报，则对了解当时的情况更有帮助。（P77）问题是，卢没有下功夫挖掘更没有挖掘的水平，急匆匆地下了结论。卢在后记中申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予我查阅印缅战报、二战史料的方便”，但全书所见，仅有《新38师缅战详报》（卷宗号787，案卷号11655），最关键的往来电报电文却没有查阅，这不能不说是水平欠缺所致。既已到了二档，且有所支持，换我为卢，定然要把二档馆挖个底朝天，往来电文全部挖出来是必须的。

第二缺是战地田野考察，卢以谷歌地图为工具，远非严谨的史学考证。国内许多力透纸背的史学家，都是田野考察专家。卢自诩功课已做得非常足了，为什么不现地考察一下后，修订或完善了自己的结论或观点，再出版呢？显然是有些急急的样子。当然，这一点，卢有诸多的借口，如财力支持问题、安全问题、出入境问题，等等。

笔者亲身一例，1940年八路军百团大战中有一个战例，即关家垴战斗。当时彭德怀亲自指挥，刘伯承、陈赓等均在一线，八路军以数倍于敌的精锐兵力，终未能全歼守在垴上日军，自身伤亡惨重。为此，彭刘之间多有争论，陈赓也差点成了被彭军法处置的对象，可想见惨烈程度。专就此战，如果从文献到档案再到书本，无以体会。后，笔者专程赶到战场旧址时，一看全明——地利所致！垴，就是一个在黄沙土质上平地突起的圆丘，四周绝壁，高七八十米；垴顶为平台，方圆不下万平米；垴下，是宽达七八十米的平川，八路军指战员要攻上关家垴，需要先从此垴冲下，再经七八十米的平川，再近至关家垴前，之后无以攀附，只能人海冲击，如此一战，能不惨烈。

第三缺是作战与军事常识。打仗需要军事常识，考证战史也需要军事常识。以想当然的态度下结论，显然是外行。前述卤获表的问题即是一个，无线电通信的问题也是一例，详报的成文问题也是一例，这里不再重复。

第四缺是内地抗日战争官史著作。台湾的《抗日御侮》和《抗日战史》无疑是其“官书”，卢列出来了。但是，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对内地抗日战争史的权威官方著作（1995年军科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2011年人民出版社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2015年人民社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及郭汝瑰黄玉章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未敢释读评价，这些内地官史的记述基本参照了《抗日御侮》，与卢的观点大大相左。我推测，卢之所以不提及，有如下三种原因；一是这些书的主要撰稿人都是军事科学院军战史专家，他们拥有着对卢书审稿权力，决定着其能否通过审稿出版，因此卢很知趣地回避了。二是卢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书，读书不够。三是卢因为其它原因。

2.严谨考证的最根本体现即鉴别和利用史料

 对史料有辨析，分层次，鉴别中分析，分析中使用，这是严谨考证的最根本之处。通常史学考证者，会把有关主题的史料分出层次来利用和辨析。根据我既有的经验积累，我重新梳理卢在第二章所列出的“以往相关著述简要回顾”的有关史料与著作。

 第一手的史料是当时的电报电文。通常是立论的关键。如二档馆和台湾国史馆出处的有关电报电文，2015年台湾还出版了影印版的，卢女士还有没看到。

 第二手的史料是战后的详报和报告。通常是立论的基础。如《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参谋团《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即《林蔚报告书》）、沈定的《军委会参谋团与滇缅抗战》。

 第三手的史料是战时的报导和采访记录、及当事人日记。通常是立论的参考。如戴广德的《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乐恕人和李航的报导、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Retreat with Stilwell》、还有《史迪威日记》。

 第四手的史料是当事人的回忆。通常是立论的附考。如新38师孙立人、刘放吾等人的回忆，及日本随军记者若林政夫的回忆《伊洛瓦底战记》、斯利姆的回忆《反败为胜》、杜聿明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第五手的史料是后来人的著作。通常是立论的参阅。如蒋纬国的《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抗日战史》（1966）、日本《缅甸攻略作战》、戴邦庆和罗洪彰的《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徐康明的《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

以上的史料分级使用，是史学研究的常识，并非我个人杜撰。历史学是严谨的学科，对史料的鉴别和利用是一个基本功。通常，严谨的史学家更倾向于利用层级高的史料来否定层级低的史料，即当时的电报电文通常可以否定后人的著作，但反之则必须经过严谨细致和多样化的左证才能予以否定。全书下来，卢一方面挖掘当时的电报电文不足，同时对既有公开发表的电报电文也利用不足，对《林蔚报告书》和《军委会参谋团与滇缅抗战》引用也不多，对《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大批特批，但关键时刻无以他证时却引之凿凿（如张琦村、齐学启在113团与刘一起）。对日本的书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胡德华和孙蔚民），卢也是大加推崇，但可笑的是，当事人的回忆也是有所区别……无语了！

五、一点多余的想法

1.为什么这书稿被审稿通过出版

内地有特殊的出版审查出版制度和运行惯例。

2015年2月10日，卢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贴出了军科的审读意见：

该书在全面反映第一次缅甸作战的基础上，专门考证和解析了仁安羌解围战的来龙去脉。该书依据大量中日双方资料，对以往介绍此战的诸多不确、模糊乃至谬误之处予以澄清，基本还原了仁安羌之战的本来面目。该书内容丰富、细节详实、议论得当、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政治问题，堪称有关此次作战的权威论著。
　　书中在个别细节上尚欠准确，部分改动己在文中标明。此外，书中地名人名使用应统一，不宜出现同一地名人名称呼各异的现象，徒增阅读困难。望作者和编辑对全书进一步核实修正，以臻完善。
　　同意出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
2015年1月6日

我不知道这本书的最终审稿人是哪位？但他肯定不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相关内容的撰写人，因此全然不了解有关史实，竟然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基本还原了仁安羌之战的本来面目。”

从制度设计到运行再到具体到某位审稿人，这当中我不好评论，但至少在这本书上我要强调，这一评语是不负责任的！

2.对国民党抗战史同样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

P434——仁安羌大捷已经完成了它特殊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悲惨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完全有勇气直面历史真相，完全有能力给仁安羌大捷去神话化，也完全告别神话。也许，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卢雷人的观点和天马行空的考证逻辑和史料运用方法，让我不能不怀疑，推倒仁安羌大捷，否定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卢真的只是去神话化吗？真的只是告别神话吗？真的是直面历史真相吗？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反对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反对丑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献出宝贵生命的人民英雄，但由卢书，我也看到了另外一种走向，即丑化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其根源也是否定中国的抗日战争。两岸一家，当卢以其观点在台湾遭到有关方面批驳的时候，我们内地却在公开出版其著作，有关部门真的需要好好反思了，这会让台湾有关方面如何想，会让那些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如何想。口口声声说要敬重那些参战牺牲的人，但您却扒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他们绝不会开心地见到这种结果——连卢自己都在后记（P441）中说：“2007年，我十分尊敬的新38师幸存老兵徐文先生，就我的《仁安羌解围战考》的初稿写来了言词激烈的批评信，力劝我终止此项研究”——真是不知为耻竟以为荣！

抗日战争属于中华民族，无论具体的哪一场战役战斗是谁领导的，都不能历史虚无主义，更不能容遭到如此践踏和戏弄！

以上是我一个月来的读书心得，由读来义愤到读来感伤，真的无语，于卢个人我不想对质什么，于内地有关制度和审读人我更不想说什么，只是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让世人了解——至少内地学术界仍然有人在坚持着公理！

作者：刘中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陈研究部副部长  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