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都成了少校
2012-11-19 10:04 中国远征军网
当主持嘉宾喊出“我们都是少校”时，我还是脆弱地忍不住泪盈。其实泪水也是我的力量，让我敢于冲锋和牺牲。
纪录片《寻找少校》，是从一张1944年滇西反攻时的葬礼照片作线索，寻找战死在高黎贡山的美国盟军少校的故事。
纪录片《发现少校》，是从一本晾晒于网络的美国军官中印缅战场联络簿上中国军官签名为线索，发现了一位历经大荣大辱依然健在的中国少校的故事。
两位中、美少校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相同的只是均为远征军少校。前一部“寻找”了三年多，后一部“发现”又是3年。前后6年间，曲折与挫折难与人言，忧伤与欣然也难与人言。寻找少校梅姆瑞最后的人生轨迹，让我体味了死亡和寻找的价值；发现少校赵振英一生的荣耀和苦难，让我感受了一个人的尊严那么容易打碎、又那么艰辛的复原。
死不足怕，最怕死不瞑目；生也不易，更难一生坦荡。纪录片里的故事和拍摄纪录片的故事，时空交错、悲欣交集。与其说是我们在寻找发现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最后找到了我们。
那是2005年春日的一个黄昏，我在《凤凰周刊》签完当期的进厂版样，招待一帮朋友去深圳荔枝公园边的酒楼吃饭。夕阳晚风里，在滇西一直作田野调查的章东磐兄说起了远征军当年的悲壮和幸存者的凄惨，让我不能自已。借着心劲和酒力我站起来和他和大家碰杯：这件事我们做：写报道拍纪录片，还原历史和真相。
创办杂志四年多，我一直想作些新尝试，认定读图时代之后影像时代到了。没有公正清晰的历史影像，会影响到今人的生态，未来也会在来龙去脉的缺失中变得模糊。我要求请假甚至辞职去拍片，惊动了公司高层，最终大度地允诺我保留主编职位及待遇去拍片。但是我们拿出的中国远征军提纲与台里制作部门沟通不畅，及至一班义勇军式的人马云集昆明后，一位主管叫停的电话也把我们晾在路上。
怎么办？云南作家孙敏提出：我们可以拍一部小角度的远征军纪录片，寻找一张葬礼照片上的牺牲者，还原腾冲国殇墓园十几位盟军阵亡者的姓名。大家齐声称许。那么拍摄资金怎么办？我想起一直与我一样有这份念想的西安企业家老友，向他求援。第二天20万元已到账上。2005年5月初，我们正式开始了跨越怒江、高黎贡山的寻找。时间正好是61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的开始日，也正值俄国向全世界盛大展示二战胜利60周年阅兵式的那几天。红场上几大国首脑恭居一侧，一车车卫国老兵穿越全世界崇敬的目光。他们以一册精装的历史书，向世人导读昔日的光荣。因为这一面镜子，因为镜子内外的物象，我们怅然若失。
其实，二战中规模最大的、历时最长的、死伤最多的战场在中国。
■ 开始寻找
寻找少校开始了，我们不知道能找到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随行拍好纪录片。
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村民说：几年前耕地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我问：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回答是：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美国兵都是皮鞋。随行的滇西抗战学者李正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数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惟一的地面运输线；一条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机就有一架不归的坚持，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闪光成路；还有几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溃退线和反攻线：前期的兵败野人山，数万人再没有出来；后期的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许多人没有墓碑、没有名字。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很多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黄昏时分，我们攀到高黎贡山茶铺安营扎寨，这里正是61年前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当时资料记载，他也只有块油布挡挡雨。上万士兵漫山遍野，淋在树下，抱枪而憩。
邓康延：“我执拗地认为，这些影像和书和我们内心的感念以及向前求索的冲动，冥冥中来自远征军，他们悲壮的、雄奇的、坚忍的发生和逝去，都留下了巨大的场，那里有看不见的力量，和他们的苦难与荣耀一样巨大。比如少校，是他们的代表；比如我们，是一种致敬。”
邓康延小组所拍《发现少校》获得 “论道竹叶青 ·国家记忆2010 -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影像，《发现少校》主人公赵振英老人获得年度特别致敬。
邓康延，生长于西安，祖籍昆明，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出版有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现为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2009年拍摄记录片《寻找少校》，其后又拍了《发现少校》。邓康延说，“我们既是在寻找故人故事，也是在寻找内心的安宁，与历史的公正。”
我们未遇上当年的大风雨，吃完马帮穆大哥做的赶马肉，生一堆篝火聊天。想想61年前此地此时的搏杀，脊背生冷。穆大哥说下雨天附近很多人都听到闹鬼，有时还能听到喊杀声。附近的北斋公房、冷水沟、灰坡这些险要战场如同坟场。我们晴日空手而行，山路陡壁已举步维艰。美国新闻战报称这段路上有二百多匹骡马跌入峡谷。当年狭路相逢，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垭中，一方是又冷又饿在泥泞中负重仰攻的草鞋兵，一方是坚筑工事两年，装备素质精良的多来自福冈矿工的日本龙师团，善挖坑道，出击似虎狼，天皇崇拜加武士道嗜血，绝非一些电影中挑着太阳旗和鸡的演戏鬼子。双方的对决，几乎是鸡蛋碰石头的游戏。惨烈处，叶佩高将军几欲自杀，他实难承受一边是上方火急的攻击令，一边是子弟兵们飞雪般的死亡帖。但是，正是那些鸡蛋最终碰裂了、淹没了石头。尸骨之路，温热柔软，却不可阻挡。
我找到一个散兵坑，只是扒了十几下，跳出一个东西，我大喊一声“子弹！”我对着太阳光凝视这颗未上膛的三八大盖子弹绿锈班驳，想着这个坑里的日本兵是被击毙了还是打跑了？这颗子弹原本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兄弟，而在61年后它像一个符一样攥在我手里，洞穿着我原来的战争观。随后十多天，再深挖也一无所获。据说当年子弹炮弹很多，解放初和“大跃进”时，穷苦山民纷纷来挖，挖到大量子弹和死尸骸骨。一颗子弹可以换一个粑粑，有人靠捡子弹换了一头牛。
■ 死里逃生的命运
我们在寻找不知名的阵亡盟军的路上，看到了更多的死去或残存的远征军的命运。正在晒太阳的几位界头乡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强迫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助敌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在保山板桥采访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一个团上千人的死亡。他曾在黄埔军校办的干训班培训过，至今记得门口的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他说国难当头三种人：热血抗敌；麻木不仁；投敌求荣。现在让他选，还做第一种人。而他当时正一心想着要为激战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犁出骨骸来。
保山一中的另一位老人张子文也有相似遭遇。他当年入黄埔13期，慷赴国难，当过怒江边上的炮兵副营长（全营4门炮，5发炮弹）后被调往长官部当参谋，第一天卫立煌接见他，称他“少年英俊”。日本投降后，他就逃避内战去昆明工商学校当教师，解放初仍被查出历史，劳改21年，出来后当了英语教师，这些年政治环境宽松了，他又被请到广播电台讲当年的抗日经历。他陪我们走山路，一路挺着军人的硬朗身板。
一位钟表店的大妈告诉我，那些留在村里的远征军老兵可惨咧，没人管，有的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台湾来的老兵请老兵们吃饭，有个老兵不好意思去，怕丢人。
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十多个远征军老兵，大多数多年前一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噤若寒蝉。有的人含着泪说：“现在的生活待遇都好多了。”他们相比国殇墓园的那些战友，已算死里逃生；他们又在几十年间生里避死。这几年他们的噩耗不断传来，再见只能在我们的磁带上了。
战争的惨烈和胜利都很远了。比起当年的美军、苏军，甚至战败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是最寂寞的一群，像被火山翻腾过的黑石，他们早已不可能成为腾冲的玉。可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向前延伸的道路中最坚实的一部分。我想起腾冲国殇墓园的一副对联：“气涌怒江头，恸血溅三军，热泪难填浩波荡；骨收香城畔，看芳留百世，忠魂犹守汉山河。”
在美国寻找少校的资料时，摄影师牛子和嫁到美国的云南女儿江汶，走访了史迪威的外孙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他得悉查阅美军档案馆阵亡资料有禁令，便出面交涉：60年后还有多少人记得战死在海外的美国军人？于是作为特例，档案馆向我们全部开放。孙敏说：看着是我们找他们，其实每次线索断了时，那些英灵都会来找我们。
江汶拿到档案袋，很久没有打开，这里装的岂止是战死腾冲的美军牺牲者名单资料？分明是两国人民从战时到如今的万千伤痛和荣耀。
少校梅姆瑞从照片里走出。她的美丽妻子去世不久，上世纪70年代她曾寻觅在中缅边境，希望拿到签证去丈夫牺牲的云南看看，被拒绝，至死也未能实现心愿。这次他们的两个女儿得知我们对其父亲的追寻，十分吃惊和感激，向我们打开了父母珍藏六十多年的118封战场往返来信。在梅姆瑞阵亡的前一刻，衣兜里还装着妻女三人的照片。在他的上司施多德的最后慰问信里，告知梅姆瑞是被埋在一棵大榕树下，当地民众提供了一口上好的棺木。
后来我们在滇西的摄制组对比着葬礼照片走访了怒江、高黎贡很多有大榕树的村落，却一直未找到墓地。在一位农户狭小的私人博物馆的一叠记述里，却发现了梅姆瑞就战死在村里，我们终于找到了墓地，而那棵大榕树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烧了。
当国殇墓园的石碑补刻上夏伯尔、梅姆瑞等19位盟军烈士的名字后，梅姆瑞的两个女儿受邀来到了腾冲。大女儿吃惊地发现，在通往父亲墓地的小路上，田野和赶着牛的农人，几乎与她的梦境一模一样。
寻找完少校我们又回到国殇墓园，我泪涌不断，摄影师牛子也在泪眼模糊中拍下了我们寻找的最后镜头：我抚着那些成班成排列队的墓碑：我们这些英灵在哪儿找回呢？
■ 另一位少校
素材拍完后，又经历了一年的挫折。之后，企业家应总注入新投资、导演钱喻担纲剪辑，终于制作成《寻找少校》，但播出平台不畅。这时我已在诸多朋友帮助下，建起了志在纪录片的深圳越众影视公司，却不懂发行。幸运的是终归有近十家电视台播出，屡获国家奖，并被文化部制作成十多种文字向各国大使馆推介。梅姆瑞又复活为和平年代的盟军。此外，我没有想到，冥冥中他又把一位中国远征军少校推向我们的镜头。
大约2008年夏日，看过《寻找少校》的深圳建筑师晏欢找上门来，表达了他的感动，这位远征军后代临别冒出一句：有一位参加过南京受降的还健在的92岁远征军少校，你们拍不拍？我心头一颤，预感到又有什么要发生。晏欢讲了尚未完全打开的少校的大致经历，我当即站起表态：拍。
我未想到一拍又是三年。原本这部纪录片拟用名《荣耀1945》，以区别上部少校的故事，海报都出来了，还是觉得味道不够，索性不怕和前面的梅姆瑞少校混淆了，就叫《发现少校》。都是远征军，都是少校，就让他们并肩。
四十多岁的晏欢，熟识二战中印缅战场的大小战役及人员、地理。童年时他曾嘲笑国民党军官外公说“痛打过日本鬼子”是假话，明明教科书上写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了抗战，蒋介石消极抗战么。外公只是叹口气。待晏欢看了许多资料，发现身为新一军军长的外公潘裕昆的赫赫战功时，外公已不在了。好像是要弥补无知带给外公的永不能还的伤害，他把业余时间都用在研究外公和远征军的史料上，发表了大量博客，还和同样热衷此道的父亲晏伟权写了一本书《密支那全记录》。
有一晚他在网上用密支那战役的英文作索引，跳出一个美国私人网站，网站上晾晒的几张照片、一个红本让他血脉加快：这样清晰的中美军官合照和将校们的手写签名地址，从未见过。他立即与版主联系，一个比他大几岁的美国人尼尔，其父是史迪威手下的远征军Y部队葛顿南少校。因为与晏欢相似的后辈情结，他将已病逝的父亲从中国战场带回的纪念物都扫描拍照到网络上。晏欢征得同意又将这些资料翻译转发到华人网站，希望更多后人认出长辈当年英武抗战的身影。
2008年的一天黄昏，晏欢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他吃惊的是，来电称在网上看到的小红簿签名是他父亲的，父亲还活着，92岁了。几天后，晏欢利用假期飞到北京，直奔赵振英老人的家，92岁的当年的远征军少校营长仿佛多年在等待着什么，声音朗朗，行走依然带着黄埔军人的风范。只是提起往事他就淡淡岔开：都是过去的丑历史了。在晏欢一次次开导下，老人慢慢打开了心扉，倒出了六十多年里对儿子都未提过的抗战往事。
赵振英20岁时，七七事变，国破，他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乘着插有白旗的最后一趟平民列车他逃离北京，辗转赣皖，入了军校，随军一路去云南拼杀，后又空运至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打到1945年他已成为新六军的警卫营营长。命运青睐，由他负责南京受降警卫工作，让八年铁血抗战的荣耀和威武尽显于1945年9月9日。之后几天，在南京新六军俱乐部里的假山前中美军官合影，并应葛顿南少校的盛情在小红本上签下赵振英的名字。
历史云谲波诡，美军盟友归国不久，内战烽火燃起，早已厌倦内战的赵振英参加了赴美留学考试，考进沈阳区的第二名。那时他也在沈阳找到了理想爱人。就在他准备去南京复试时，上级命令他立即返回部队，从此良机错失。而那一次同师的参谋黄仁宇考上了赴美军官班，成就了其以后著名的大历史系列。赵振英的命运则一路跌宕起伏：军队战败，他逃离战场，考上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八年后总算圆了大学梦。数年后他调入天津一家化工厂做技术员，老老实实、波澜不惊地生活着。
突变发生在1969年，两个警察堵住了他回家的路，他被投入监狱。3年后的1972年以反革命罪判处20年徒刑，他每年都上诉质询罪证是什么？无人理睬。一关数年。其间能读的只是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那天采访中我让他读上一段，他流利的朗读里却分明带着岁月的伤感。他说到有一天强制劳动回来，洗脚时神思恍惚，鞋未脱就伸到水里，狱友都笑，他也笑着笑着落泪。那时在外面也饱受运动迫害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而岳父依然给他寄钱，儿子也悄悄传话让他放心。
1975年，县团级以上国民党军官特赦，他不走，说要给个说法，终是不被理睬。回家后妻子就与他复婚了。1979年上边终于来人给了他一个结论。赵老清晰地背出：“经复查，证据不足，不足于论罪科刑，撤销原判。”赵振英一句话没说，拿着这张纸退休了。
2008年一次采访后我搀着他散步，正值奥运前后，街道上路过的老太太都戴着红袖标，我感觉他攥我的手有点紧，他说看见这红箍就想起“文革了”。我也攥紧他的手说：咱不怕，很快全国就知道你是咱们的真英雄了。
赵振英的儿子也受到父亲成分的波及，恢复高考第一年，尽管考了高分也未能录入重点大学。至于赵老的妻子，经历过战争、运动批斗、街坊革命群众的唾骂，没过几年安逸的日子就去世了。纪录片中有一个镜头让许多人动容，赵老每天在妻子遗像前说一句话：“我知道你在苦苦地等着我，我也想早点儿去找你。”
当我们把受降仪式的照片让赵老看，他竟然从未见过。他说别说这些，我的所有照片任命状都烧了。那天他打电话给晏欢：照片里站在投降日本人后面的那个人好像是我，因为那时让我特制了马靴，我别着手枪能够自由走动……
在片子拍摄到一半时，美国友人帮忙购来当年美国拍摄的南京受降现场影像。当天我们采编间一阵欢呼：赵老，赵振英！编导小龙、晓闽兴奋地盯着屏幕上的电影胶片镜头，赵振英正向现场警卫大声喊什么，摄影师还专门给了他一个转身的近景特写。隔着65年，老人英姿勃发、奇妙无比地站到了我们面前。
■ 理想，在每一代都有传承和创新
我们也请来了尼尔，一个容易落泪的美军后代，他一直陷入父亲当年的气场，他走访了香港、深圳、腾冲、南京、北京，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像认识他的父亲，而他也代表父亲来表达感谢和思念，好似一盘中美盟军与日寇的战棋让他下得无比感性。他赠给建川博物馆的军官合影照片和红色联络本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他送给赵老的少校领章成为历史的回放，他送给我的盟军臂章让我在坚持拍片中变得孔武有力。可我也记得当尼尔被拒进入父亲当年的受降现场，他的背影布满了忧伤。
越众影视为拍此片加盟了两位年轻人，龙淼渊和沈晓闽，我曾担心70后、80后对时空久远的远征军的感受力和把握力。我多虑了，他们三年来全身心投入，既在腾冲野外拍摄不惧风雨泥泞，也在美国采访中潇洒自如。理想，在每一代都有传承和创新。
还有片外的几件事不能不吐：摄制组在2009年一个夏日清晨接上赵老，租了昂贵的大摇臂开到卢沟桥，赵老投笔从戎的起点。没想到纪念馆的一位部长称：只买票还不行，拍摄需额外交费。我在深圳接到电话十分愤怒，又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我们是没有多少资金的民间小公司，只拍几个镜头，请他高抬贵手。那部长打着官腔说：没钱是吧？报文物局审批，上边同意了我这分文不收。
我气得发抖。小龙接过电话劝我，多耗一天全组人马要多花多少钱呀？后来我听说了赵老在等待的多半天里，惶惑不安，生怕他的国军身份影响了拍摄。待到正式开拍已是黄昏了，确实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可我每次看到片中这一段老人驮着夕阳的缓步自述，就有欲泪的感觉，这卢沟桥和桥上的老人就是我们民族的宿命啊。
在南京遇到的是钱也难解决的麻烦。当年的中央军校受降旧址，已成为解放军南京军区军史馆，属军事重地。国民党少校赵振英难进，美军少校葛顿南的儿子尼尔更不被允许。一月前我们曾联系，似有眉目，得悉片子内容就无人敢做主了。全组人马住在青年旅社等了一周，广州军区的两位军人朋友为证明我们的清白和热血，专程乘飞机来对口接洽，依然无望。一位好友让我最后再试试他的一位老乡，那天我去叙述情况，一向易激动的我反倒很平静，说完了，静了一会儿，那位俊朗的军官说：你们已经求过太多人就很难了，不过我尽力试试吧。
一小时后，军史馆通知我们可以拍了，只是尼尔不能进去。那一刻除了尼尔大家都欢呼起来，赵老也被我们所感染，在他走进65年前的故地后，面对尊敬有加的馆长和一群戴军衔的女讲解员，侃侃而谈，并不断评说那幅受降巨画有很多不准确的细节。我的一颗心放下又揪起，足足拍摄了两小时。赵老如数家珍、扬眉吐气的回忆，配上我们后来从美国弄回来的当年现场影像，浑然天成的吻合，好像赵老是对着影像在讲解。
那天晚上，我请两位军官吃饭表达谢意，最后竟然是他们抢着买了单，他们说也是向我们剧组和赵老表达敬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国军人一直不乏血性。
《发现少校》还有一个版本被制作成6集的《远征军人物》，在央视人物栏目播出，虽然有些删节，大意和节气都还有。在深圳民间小剧场和广州纪录片大会上非正式场合放过全版，台湾公共电视2011年3月将会在电视台首播全版。我想，即使这部片子只为赵
老一个人也值了，他的苦难和光荣足以这份担当。此外，任何时候对一个人的公正尊严，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公正尊严。还有，当《看历史》的盛大活动把唯一的年度纪录片奖给了我们时，我猝不及防，幸运和担子同时落在我们的肩上。
《寻找少校》是一部由深圳民间抗战史研究团队完成的纪录片。该片从一幅意外发现的滇缅美军葬礼照片开始，一群追慕远征军的民间学者几度翻越怒江和高黎贡山，并远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老兵家庭，打开了美军少校梅姆瑞在云南最后日子的“生命密码”，也求证出一支代号Ｙ部队的美军陆军顾问团的“前世今生”。
《发现少校》则源于其后偶然发现了1945年南京日本投降仪式警卫营营长赵振英，现年92岁，隐姓埋名；两部片子展示了让人喟叹的两个少校不同寻常的生命轨迹和历史悲欣。
我和赵老、晏欢站在台上，我知道代表的是刚强的远征军，可当主持嘉宾杨锦麟、王康兄喊出“我们都是少校”时，我还是脆弱地忍不住泪盈。其实泪水也是我的力量，让我敢于冲锋和牺牲。
拍完两个少校，我仿佛他们家人般熟悉。给我印象很深的还不是他们出生入死的战场，而是他们各自家庭生死共依的爱情。一个人走后留下的118封书信；一个人走后每天都在遗像前的喃喃自语，我相信他们的情侣都能听到。我们后世的人也听到了，觉得很美，而且也把我们变得美。
在拍摄少校的6年经历中，还衍生了另外两项作为。寻找少校时，牛子与江汶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扫描过上百幅中国战场的照片选用片中。2010年初，朋友们赞助加上自费，东磐兄又率队我们民间七人顺着原路赴美，前后投身档案馆两个多月，搜集了两万多张珍贵的中印缅战场中国抗战照片和200多小时的影像。美国馆员说：中国人这般长时间、多人数地翻寻本国历史，还未有过。欧洲战场的资料已被人翻遍了，而中国战场的许多照片和影像是六十多年后第一次被打开。我们当时每一刻的新发现，都是一次欣慰和叹息，此外还有一种怅然：这些揭示我族生死线上的电光流影，却需要借助别国的库存。
发现少校时，我又一次陪同赵老来到腾冲。那天晚饭前我闲逛翡翠市场，随口问一位给我们讲过远征军故事的店主杜老伯：有无老书？没想到他从玉石柜台后面拉出两纸箱民国旧书，我喜出望外，在买回的一堆书中夹有三本民国时的小学国文课本，我随手翻翻后不能自拔。此后三年间我到每个城市都会去旧市场寻找老课本，我执拗地认为，这些影像和书和我们内心的感念以及向前求索的冲动，冥冥中来自远征军，他们悲壮的、雄奇的、坚忍的发生和逝去，都留下了巨大的场，那里有看不见的力量，和他们的苦难与荣耀一样巨大。比如少校，是他们的代表；比如我们，是一种致敬。
（本文转自《看历史》2011年03期，作者邓康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