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远征军老兵：两次回国变化很大
2013-02-16 23:36　中国远征军网

当然讨厌（战争），要死人的。好好的一个人，蹦蹦一下就完了。我们希望整个世界都没有战争。但我感觉我这个人不愧是个中国人，我为我的国家尽了力。

——— 刘大江

2013年1月，“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揭碑仪式在缅甸仁安羌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华人在海外修建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据统计，70年多前有10万至12万中国远征军走出国门入缅作战，6万至8万人牺牲在了这场国门外的战争中。在当时幸存的不足4万人中，一些人回到了祖国，另一些人却选择留在缅甸。如今这些经历过残酷战争的老人散居在缅甸仰光、内比都、曼德勒等城市。94岁的刘大江便是其中的一位，自老伴去世后，没有子女的老人独自居住在仰光一处有些昏暗的民居中，侄孙会偶尔来陪伴。但大多数时间，刘大江仍然习惯自己呆在屋子里，他有很多的故事可回忆。前不久，刘大江把他的故事讲给了南都记者。

94岁的刘大江清瘦，声音洪亮，只是在走过了几乎一个世纪后，他每天两次上下一个昏暗陡峭的楼梯时需要拄着拐棍小心慢行。但他不让人搀扶，陪伴在身边的侄孙只能在楼梯下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来。

距离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已经70多年。当前，刘大江正值青春年华，一场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这个曾经准备去美利坚留学的书生决定穿上军装拿起枪，辗转南京、武汉、贵阳、兰州、重庆、印度、缅甸，在时代无情的搅拌机中留下了一些生死的瞬间和一身的伤。

他不爱笑，在举着军功章时头却低着，表情悲伤。他说他不爱打仗，但抗日战争是必须上战场的；内战就不想打，“自己人打自己人”，因此打走日本人后他没有回国，在缅甸度过了接下来的日子。这里还有他的老兵们，他们和刘大江一样，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但那已经是70年多前了。

生死好在我有帽子，不然脸就要缺掉了

刘大江生于1919年，正要在上海上中学时，9·18事变，东北的战火随后一路向南，没几年就烧到上海，刘大江看着日军的飞机将活生生的人炸得血肉横飞，愤恨不已，与学校里几个同样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要去“跟日本人干一架”。

南都：当时参军的情况是怎样的？

刘大江：我们一共五个准备去从军，有两个没有通过，我还有另两个(通过了)，一个姓张的，一个姓蒋的。1937年，到南京，那里军事学校很多。我就投考了防空学校，为什么？讲起来很伤心啊，我在上海的时候看到他们炸了太多人，所以我最后选择的是当高射炮兵。既然从军了，改个名字吧，我们中学有篇文章，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三个说，好！我就改叫“大江”！咱们也就是豪杰啦！那时候年轻，什么吃苦啊，害怕呀，都没有。后来年底左右队伍就开到了山西太原，在那里守飞机场，我就被安排做观测兵，测量飞机有多高。上了战场才知道，武器不如人家，人家飞机呀大炮呀，我们就是79步枪，嗡嗡嗡打一点，怎么打得了，他们一打啪啪啪一片，所以我们净打败仗。

南都：你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在哪里？

刘大江：大概1937年11月左右，一天晚上来命令了，让我们入太原城里。原来是日本人打来了，第二天早上还没天亮，拂晓的时候，大炮就轰轰起来。太原城墙很厚，打出一个洞口泥土就会落下，日本人的骑兵马队冲上来了。那时候步枪没有用，我年轻也不怕，站在洞口，自己是炮兵不会丢手榴弹，就把手榴弹递给班长，他一打一片，把日本人打退了。到了中午，又是用这个方法，又退了一拨。我对姓蒋的同事说，老蒋啊，没有人了啊，还等谁命令啊，咱们也走吧。我们就从北门到南门，弯着腰走，从日本人大炮的声音判断不是落在附近。

当时守太原城的是谁呀，傅作义。他把所有的城门都用麻包袋堆起来，好在高射炮队在城墙上挖了炮眼，我们就从炮口里钻了出来。到了城外，过了护城河，差不多晚上6点钟，天黑了，有一个人过来，说我姓军(音)，是旅长，现在我们被日本人包围了，我们三三两两的出不去，必须集合起来冲过去。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差不多集合起来一百多人冲了出去。大概到了晚上9点多钟，到了一个渡口，汾河的11月，河里的水已经干掉了，河心的水到大腿。老兵知道脱掉裤子过河，我们新兵不懂，棉裤棉袄棉大衣棉帽子，还一个铁帽子钢盔戴着，我们就这样过河。风一吹，大衣袖子就冻上了，一磨就磨破了，一咬牙，丢掉。

就在这个时候，看到河那边就是公路，公路上有汽车。心里想，嘿，来迎接我们的吧。哪里呀，汽车灯一亮，日本人机关枪对着噼里啪啦的。我们知道了，就冲过去，过了马路就上山。因为山西那个地方山多，左边是太行山，右边是吕梁山。我们两个人跑向小山坡，刚上了山坡，日本人的骑兵就追来了。那时人年轻，反应灵敏，感觉头一凉，赶紧一蹲。这一蹲，“当”一下子，一刀砍在头上。好在有帽子，不然脸就要缺掉了。我就倒下去撞在山坡上，从山坡下来，还没有流血，好像没有什么事，接着“轰”一声手榴弹一响，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我再叫我那个同事“老蒋！老蒋！”，也没有声音，找了阵子，就在那里睡着了。

南都：后怕么？

刘大江：哎呀，假如害怕说不定我就死掉了，战争当中要是怕死一定会受伤。那时我们心里没有想到死不死，害怕不害怕，就想到小日本我要干掉你。所以没有受过伤，除了撤退的时候头上挨了一刀，要是不蹲下来就糟糕了。

选择如参加八路军，说不定要和兄弟对战了

1937年的山西，国共合作已经不能维系，山西督军阎锡山正在逐渐与由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分道扬镳。

这位曾经因对山西的轰轰烈烈建设而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军阀在反共、抗日与保全自身中游移不定。同时，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2军团和红军第28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张宗逊任旅长，李井泉任副旅长，姚喆任参谋长。9月，358旅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成为了一支重要的力量。但，刘大江却没有加入这支队伍。

南都：接下来就留在山西了么？

刘大江：天亮后，看到对面山坡上，有老百姓蹲在那里吃饭。我也饿得要命，我想不管他喽，讨饭吃。山西的老百姓当中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组织的叫做“主张公道团”，一个是共产党薄一波组织的“牺盟会”。山西人叫我“小后生”。问我是不是山西太原出来的，我说是呀。他们拿了红药水把我的伤口敷上，把我的衣服统统换掉，换成老百姓的衣服，戴上一小顶帽子，好像讨饭的样子。吃好饭以后，对我说，你向西边走，看到村庄不要随便进去，因为那里有“主张公道团”，对我们不利的。我光着膀子，像个讨饭的，走到下午，肚子又饿了，到个大村庄的门口。犹豫不决要不要讨饭的时候，看到村庄北边山披上，七八个人，军不军民不民的，从山坡上下来。仔细一看，有人戴着袖章，蓝底白字的，我知道这个是八路军。他们到这个村庄来，是调查昨天太原出来的散兵有没有留下武器。我也围着去看。有人就过来了，对我说：“嘿，你是太原出来的吧，你怎么样？”当兵的人戴帽子，上面白的，下面是黑的，一下子就认出来了。(笑)我说：“队伍打散了，我去找队伍。跟着你们走吧。”我要想办法到临汾，山西最大的城市，那里有我们的一个队伍。

南都：这是哪个队伍？

刘大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贺龙的队伍120师，我碰到的游击队是358旅。到了那个旅部，参谋长叫姚喆。哇，脸上有个好大的伤疤，老红军。问我哪儿来，我说是个中学生，初中毕业，高中一年级。他说，你要愿意的话，我们送你到延安，进抗日大学。我当时说，好嘛。但是跟我一起被收容的晋绥军军官跟我说，你不要去啊。我那时候对共产党也不了解，而且我和队伍里的那些兄弟们都是感情搞得很好的，到这里来说不定以后就要对战了，所以我就继续去找部队。当时就像孙悟空西天取经的场景一样，我背着斗笠在前面走，后面那些晋绥军官骑着马带着家眷被我带着走。到了临汾，还没有进去，就看到树上挂着人头。我们还好，顺利找到了在临汾的队伍，我找到队长，是上海人，我和他讲上海话，对他讲我是小炮队的。他说好，带我到防空司令部，开了证明给我，我拿到这个证明，辗转到西安，终于归队了。

一个多月不到，命令来了，要到湖北省，因为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武汉，把我们队伍调到汉口守飞机场。到了那边，一个月不到，炮射了几次飞机，我们的炮不是高射炮，是加农炮，人家飞机飞到两三千米高，我们只能打到一千多米，我们只能在他们俯冲的时候打。不久，又来命令了，政府退四川，我们要跟着走，又拉着炮走到贵州省贵阳市，我们防空学校在贵阳，回到防空学校的本部。学校说，你们的小炮队解散了，我们现在成立了无线电训练班，我这个中学生懂得abcd，所以去参加，学了三个月毕业了，要把我分配到兰州做报务员。出发后一路走到重庆，我碰到四叔父，很高兴。他说去到兰州那么远，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如在这边考学校就好了。这时正好重庆的大公报招考练习生，我的四叔父把我介绍到大公报做练习生，就是说当一个学徒，所以我又从兵变成了一个报纸练习生。

远征野人山、密支那和美国兵

在《国家记忆（贰）》一书中，一张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照片中似乎能看到刘大江的身影———照片中，美国飞机刚刚从中国一个基地空运了一批中国部队来到印度，士兵们衣衫褴褛，被要求将所有的衣物脱下烧毁，并对士兵进行消毒，这是第二批远赴缅、印继续抗日的中国士兵。抗日战争进入胶着后，为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中国士兵远赴缅甸与英军联合作战，却因为英军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而惨败。随后，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领导的新38师，以及后来绕道胡康河谷的新22师近三千人退入英属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的基本力量。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在兰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2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利用美援物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和训练，战斗力大为提高。刘大江即是这第二批远征军中的一员。

南都：后来为什么又成为了远征军中的一员？

刘大江：当练习生不到一年，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从印度来到重庆，对我们讲，现在美国支持了我们一些武器，四川的农民老百姓不识字不会用，希望你们这些学生知识分子参与。所以当时想了想，走！参军啦。在四川训练一个月，然后开到了昆明，经过每个人检验身体，经过驼峰航线到印度，到了以后我们要洗澡，把所有衣服统统烧掉，大家恐怕有中国带来的细菌，另外发了新衣服新帽子新鞋子，然后又辗转到了印度的比哈尔邦的一个城市，叫做“兰姆伽”。到了之后受训，那一年在野人山接受训练，中国军队从野人山退到印度，野人山根本没有人和路，没有吃的，没有医药，死掉很多人。他们怕了，因为我们这次要打回来也要经过野人山，所以接受野人山的训练，如何爬树，如何没有吃的找吃的。

南都：后来上战场了么？

刘大江：搞了一年，我被分配到密支那汽车兵第六团工程连，修理汽车的。在这里，一直没有碰到什么战争。1944年反攻，前面的步兵和日本人打，后面是工兵修路，我们汽车队在后面送子弹给养。那个时候我们的枪变好了，汤姆森的轻机关，一打啪啪啪啪的，可以连发可以单发，所以日本人打败仗了。我们就追，后来“密支那”打下来了，把日本人的十八师团完全消灭掉了。

那时，我们在缅北打仗，不像在国内。美国人看到我们，都是洋里洋气地叫“顶好顶好”，因为中国兵相当勇敢。讲一个故事，不是我亲眼见的，是在医院听到的。密支那战争停止了，但是还有一些散兵。有一次，在路上，湿润的天气，荒草长得很高。中国兵从这边走，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两边碰上了。日本兵拿刺刀从中国兵的肚子插进去，有个中国兵上去一把把日本人的喉咙拉出来，被开枪差点打死，送到医院去，流血很多，大家献血给他结果没有死，所以讲中国兵在那边很勇敢。为什么？武器好，我们拿的不是国内的中正式的步枪，而是汤姆森的机关枪。武器好，还要勇敢。后来我在密支那翻车了。怎么翻车呢？仗打完了，我刚好也学会了开车，我在前面开了一辆小车，后面一个美国人开的十轮的JM C大卡车。新路，灰尘很大，后面的车按喇叭叫我让路，我想，让你的话我自己吃灰啊。上坡我快，下坡他快(他的车重)，他来撞我，我就往路边走。那个是新路，边上的土很软，车就翻掉了，我的脸上也扎了碎玻璃了，倒在地上。美国的车走了，但是路上有美国的宪兵，他们看到之后把我送到野战医院去，我在野战医院住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我的同事来看我，问我腿好了没有。当天正好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们的队伍要回国了。我想了想，说我不回去，因为蒋介石回去要打共产党，我们打日本死了是为国死的，中国人打中国人死了没有价值，我说我不回去。

安家战后留缅教书，两次回国变化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中缅关系几经波折，周恩来的数次访问成为中缅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的重要转折。而随着两国的不同的发展路径与现状，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迥异的变化。刘大江成为了这一切的见证者。

南都：后来在缅甸安家顺利么？

刘大江：我们后来就到仰光，办了华夏学校，那时我们办学校很吃香，以前广东人讲的是广东话，福建人办的学校讲的是福建话，不懂普通话。我们一开始来了一百多学生，学普通话的。我们在仰光华侨中有个教师联合会，一般来讲都是爱国教师，老百姓叫我们这些教员为“进步老师”。我们那时候都知道抗战中共产党出了力。所以欢迎大使和周总理访问缅甸的时候，要暗中保护他们。仰光有些侨领是“白色”的，我们这里不分这些的，其实我们是去监视他们。

国内教书要写教案，我们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哪会这些，要回国去学习。1957年大使馆派我们教师联合会六七个人，包括我们夫妇两个，到北京参加国宴，第二天参加阅兵，毛主席还向我们招手，在东四观礼台，大家感觉到很高心。

南都：那一趟还去了别的地方么？

刘大江：后来我回了一趟家乡，安徽太和县，好像小乡村一样，汽车都没有看见一部，最多几部脚踏车。我的弟弟在太和县医院做药剂师，来迎接我，他们县医院就像北京的四合院，没有几张病床。吃面还有黑白之分，白面给我吃，黑面他们自己吃。

南都：所以决定回来了？

刘大江：回到缅甸来，不久，“文化大革命”了。我的弟弟因为我有海外关系，被扣留了，也抄家了。我就到使馆请求帮助，他们回复说没问题。可能是使馆写信或者怎么样，一个月不到，信来了，说放出来了，说他哥哥在仰光是爱国华侨，不是反动分子。一年前，我又被邀请回了一趟，这次回国不同，我们太和县大楼都起来了，路变宽了，医院里有一百多张病床。太和县中学有好几千学生，五六座大楼。我戴着勋章到了昆明，又是记者，又是照相，抗日英雄很受欢迎。到了合肥，家里人来欢迎我，到了我的家乡，家乡也不同了，县长和党委书记请我们吃饭，还给了两个红包，一个2000元人民币，一个4000元人民币，一个是太和县的，一个是阜阳的。到了南京，到了上海，本来要到北京，又怕气候不好。国内人民对我们抗日老兵很优待。

生活缅甸和祖国对我都很好，希望世界无战争

如今已经94岁的刘大江一人生活在缅甸的一处楼房中，屋子里灯光很暗，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有粉笔书写的痕迹，刘大江终究是个书生，即使上了战场归来，他还是觉得教书是最有尊严的事情，一些华侨成为商人过上殷实生活时，他依然守着家里不多的几个学生。如今他时常看看书，读读中文的报纸，手里紧紧攥着他的放大镜。

南都：为什么当时不留在国内，和亲人团聚住在一起？

刘大江：我在缅甸差不多七十年了，八年抗战从17岁到25岁，在缅甸结婚将近三十岁，直到现在没有孩子。在这边的气候过惯了，国内有春夏秋冬，穿的衣服有单夹皮棉，在缅甸就是这么两三件衣服。这里没有冬天，缅甸人对我们中国人很好，缅甸人民很善良，叫我们胞波。五十年来就是军阀弄得农民很苦，现在好一些了，民主了。中缅两国的关系不错，中国的华侨在这边也出钱捐助公益事业，捐学校。风灾来了，我们的华侨商会捐了几亿，送衣服啊。我们到哪里都很受尊敬，华侨也很尊敬老师。所以我们做老师的人，心里没有做生意发财的想法。华侨对我们很尊敬，过年过节学生送来的吃的东西，全都吃不完。因为气候不适应。回国气候不好，还能活几年呢。国内没有朋友，也认不得路，他们出去工作了我只能坐在家里，他们有空，带我出去我会很寂寞。我在这里，有我的朋友同学，有的学生七八十岁都有了。

南都：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刘大江：我的生活，谈不上好。仰光的米便宜，700块钱一升，缅甸的米一升有中国好几升，我一个月两升米就够了。菜呢，就在外面买一点，有现成的，一个人过嘛。我们华侨中学有个好处，虽然学校被收了，老师也没教书了，但是每年春节都有一个联欢会。华中校友会给我们一个红包，里面最少10万缅币，我教过的同学有些也会来给，一年春节期间可以有20万多。还有大使馆，连续六年了，都是10万，还有一年15万。经济是不宽裕的，但是也可以过得去，还不至于讨饭。我的学生很多，朋友很多。住在这边，我一天要爬三次楼梯，手脚并用。5点多钟起来去公园里运动，7点钟回来，中午出去买菜，晚上出去遛弯儿。医生说我年纪大了，不走不行，不走将来你的脚就不会走了，一天起码要走两次。所以我常常出去转转，一次走不到一英里。除了腿脚没什么力，身体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毛病。还有就是我的牙，我下面只有一颗牙，上面都是假牙，还会动来动去的，吃饭不怎么方便。别人都说我很高寿，我不管，过一天是一天。

南都：当时头上、腿上受的伤好了吗？

刘大江：好了，都好了。腿上现在就是没有力。现在伤口那里就是有个疤。

南都：你现在讨厌打仗吗？

刘大江：当然讨厌，要死人的。好好的一个人，蹦蹦一下就完了。我们希望整个世界都没有战争。但我感觉我这个人不愧是个中国人，我为我的国家尽了力。

南都记者娜迪娅实习生陈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