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为民族尽大孝——远征军老兵韩辉之访谈
2015-08-14 11:01　中国远征军网

姓名：韩辉之
　　出生年月：1924年2月9日汉族
　　籍贯：天津静海县
　　现住地址：辽宁鞍山铁东区
　　从军时间：1944年10月自西北音乐学院入伍
　　部队番号：入伍时青年军207师战防炮营战防炮连，后编入远征军军政部辎重兵汽车暂编第二团一营一连一排

我有仨哥俩姐，我最小。在我2岁时父亲过世了，我母亲缠着小脚靠大哥的薪俸养活全家。小学时，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那时我被迫学日语。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唐山私立丰滦中学读书，这是个教会学校，做礼拜时要唱赞美诗。这个学校位于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吴稚晖先生题的校名）边上，每天上学我都要路过那里，但当时已被日军占领成了军营。1943年初冬，高二放假时，经人介绍我去唐山开滦煤矿医院高级护校的食堂做帮工。食堂里出现我这个学生模样的人，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护校校长与我聊天说，认识我中学的杨少康老师（燕京大学毕业教音乐），说他弟弟杨保国（当时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要去抗日后方，在那里上大学所有费用全免，所以我就想去内地上大学。经杨老师联系，我和杨保国约好分头出发，我经天津到安徵宿县车站，我们在那里汇合。

那年我19岁，年轻气盛，不想做亡国奴，于是家人就为我凑了伪币20元做路费。我们经过安徽宿县、漯河、洛阳到达西安。当时宿县被日军占领，我们不敢暴露学生身份，就穿着长衫大褂，带上礼帽，假装成做生意的人。我们夜宿二十里铺，夜里国民党的便衣来查房，店老板看我们是学生，有学生证，就鼓励我们去后方参加抗日。宿县以涡河为界，河的两岸分别由日军和国民党的部队把守。在店老板的安排下，早晨天没亮，在两边岗哨换岗的间隙，乘日军那边没人注意，我们就从桥上疾走而过，进入了国统区。

脱离了日战区，我就高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抒发胸中多年的分愤懑与压抑，感觉心里一下开朗敞亮了许多。过桥不远就是国民党军的战壕，出来几个穿灰棉袄的士兵，但他们的枪支特破，每人的枪还都不一样，我甚至看到其中一个枪把子上还打着锔子。他们一查我们确是学生，就放我们过去了。我俩就一路西行，后来实在累了就雇了一辆两轮小车坐着前行。

过了漯河、蒙城，路上都住小店，一天晚上我外出解手，天特别黑，突然见有亮光照着人脸，以为是看见鬼了，我就一脚踢过去，踢到一人，原来是那人拿手电照自己的脸吓人，可见当时我是很紧张的。我在国统区时用所带的20元伪币换了法币，省吃简用，半饥半饱地走了半个来月。沿途我们遇到好多学生，有一部分人是去延安的，其中一人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学生，名字我还记得叫黎大达。可去延安需要有专人介绍，我俩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就只能去西安了。

1942-1943年，正遇河南旱灾闹饥荒，路两边到处是新坟堆，百姓都面黄肌瘦的。我们为了节省体力，也是住下后能不动就不动。有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在街上买了两根油条，付完钱油条刚到手，就被饥民抢走了，我俩撵也撵不上，可见当时百姓真的活得很艰难。我们走黄河南边（日占区和国统区分界线）的路，那里有条壕沟，大约有一房多深，沟里可以走人行车，一路就到洛阳城。

洛阳城里我们没有认识的人，钱也花完了，无亲无友，不知道找谁，也不知往哪去，感觉特别茫然。当时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是去收留流亡学生的地方，是当地政府出面的沦陷区失学青年辅导处，有专员负责接待；另一条是国民党中央战时干部训练团的招生办事处。杨保国想去西北大学读书，就留给我一条被子走了。我为了生计考虑，就到了中央战时干部训练团招生办事处，写完简历，他们就给了两个馒头。几天后大约集中了十多个人，就被安排坐上闷罐火车去西安。出发时车上车下都是难民，火车一开车，人就往下掉，也根本不卖票，沿途到处是难民。

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团，名誉团长是蒋介石先生。我被分配到学生队东北总队，总队队长叫熊斌，他大概是老东北军，另外还有一个学员队。学习内容有三民主义、国际形势、战时地型、操练打靶，还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我们的枪有很多种，有汉阳造，好像还有光绪年间的枪，军服是粗布灰军装，穿草鞋，我大约只学了两个月左右。

其实那时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人生之路要往哪去。大约1943年8月，听说西安要建西北音乐学院，现正在招生，也允许我们去报考，我中学在唱诗班待过，所以就去报考，居然考入声乐组（见照片）。院长叫赵梅伯，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原是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系主任，还创建了北平艺专音乐系，后来听说他到美国去了。我和石静宜在西北音乐学院是同学，她那时还是蒋纬国的女朋友，后来成了蒋纬国夫人。有一次同学向大勋介绍我认识蒋纬国先生，我们握了手，简单交流了一会儿。石静宜后来在台湾去世，她父亲是著名的纱厂老板，她本人是一名大气而谦和的女同学。

不久，蒋介石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动员我们青年学生参军抗日，我的心又沸腾了。“好铁才打钉，好人才当兵”，“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当时的口号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本已上音乐学院，但为了响应号召毅然参军。西北音乐学院当时有两人报名，另一人叫王星海。我们一心只想报效祖国，打败日本强盗，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们投笔从戎的事迹，西安的《西京日报》特别做了报道，行前学院还为我们开了欢送会。

此时的时间是1944年初冬，我记得我穿的是棉袄。我们一行青年人先坐飞机到了云南曲靖，美国军人看到我们这些青年精神饱满，满面红光，斗志昂扬，与之前他们见到的中国士兵比完全不一样，对我们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直竖大拇指。随后我被分到207师战防炮营战防炮连，但我们只有编制没有任何大炮。

大约两个月后，有两个团约2000人被分配去印度受训，我是其中一员。出发前，杜聿明将军给我们做战前动员，鼓励我们奋勇杀敌。之后我们就脱离了207师坐飞机去印度。我们去时坐的是美国双引擎运输机，只坐30人左右，是白天上飞机夜里飞到印度，飞到印度在哪里下的飞机我不知道了。我们在飞越喜马拉雅驼峰时，飞机的一个发动机螺旋桨不转了，待飞行员处理完才告诉我们，当时我们没什么感觉。据说当时有许多飞机在这条航线上坠毁，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有惊无险抵达印度。

下飞机后，我第一次见到印度人，他们讲英语，看见我们就说“顶好”。在去汀江的火车上我看见印度人赶着牛车，光着脚，顶个罐子；有的妇女脸上擦着红颜色，可能是喜庆的日子。我们是坐宽轨火车到汀江的，那时我们还穿着棉袄。

到汀江后，我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消毒，由美国医生检查每个人身体，写英文拼音的名字。衣服脱下全烧了，棉袄堆得像小山一样！接着我们换了英式军装，有黑高腰皮鞋，绿色毛衣，呢子裹腿和太阳帽，发了两张毛毯和蚊帐，毛毯灰色深浅各一床，一样厚，还发了蓝色的搪瓷水壶，两个饭盒，一大一小可以扣在一起。我们住在森林边，蚊子特别多。复员后为了纪念我穿这身军装照了一张照片。

我们被编入远征军军政部辎重兵汽车暂编第二团，团长叫黄占魁，另有第一团，以西南联大学生居多。连长带我们去江边洗澡，江里游泳洗澡也常有淹死的。黄占魁团长留学英美军官学校，后去台湾，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从汀江到蓝姆伽受训，过恒河，有接待站，准备有牛奶咖啡。我学辎重运输驾驶，教练是美国人，学习初、中、高级驾驶技术，也学汽车原理、机械构造等。

在蓝姆伽，我们住的营房原来是英国人的，是平房，几人一张大床，这时又发了白色和深绿两条浴巾，早上检查内务，毛毯必须叠得有楞有角，整整齐齐。伙食有牛肉，大头菜、洋葱，定期给我们每人发一食品纸箱，内有成盒的饼干、牛奶、奶酪、香烟、罐头、沙糖、红茶等。我们外出时着外出服，印度人见了我们很羡慕，我们也觉得很体面。印度的大人小孩常围上来，问我们要香烟。给他们后，他们就举起大拇指说Chinses顶好，又把拳头向下说English顶不好！中国话他们就会说这两句，可能是有人教的。我们开饭时他们也来等着，大锅饭的锅巴和剩饭都给他们拿走了。

我在蓝姆伽时得了一场大病，是被蚊子咬后打摆子（疟疾），住在英国人的医院里，护士是男的。那时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战场打了多次胜仗，打出了名气，英国兵也有点怕我们。我们合群抱团，士气高昂，看不起他们。男护士对我们态度不好，我们也看他们别扭，即使用英文骂他们，他们也不敢回嘴。

我在207师时每人发过一个银戒指，上面刻有鹰的翅膀标志，正面有个国民党党徽，上面有字，记不得写了什么。后来我洗脸时丢失了戒指被印度人拿走了，他们负责在医院打扫卫生，最后没有找回来，很是遗憾。我们的军饷是每月21个卢比，是金属币，下面单位是安达（音），是圆角铜质金属币。平时我们训练，放假时出游就穿外出服。蓝姆伽有小吃店，也有华侨商店，卖象牙筷子什么的。华侨也来慰问我们，慰问品是笔和本子。华侨代表讲话，能感受到华侨们很爱国。我还看到过几个印度兵坐在墙根下吃饭，一个盘子上有菜和米饭，他们用手抓着吃，旁边还有个小水罐用来洗手。

在蓝姆伽是学初级、中级驾驶，后来我们到了雷多(LEDO)，雷多是学高级驾驶，开大型卡车，因路况复杂，都是年轻人，又是新手，总有翻车死人的事发生。雷多地处原始森林，我们初咋到此没有住处，就在森林边上找了一块小空地作为营地。周围到处多为灌木围绕，连长带我们进入森林砍竹子搭帐篷，又找先前部队丢弃的废竹床。我和五个人找到了一个大床铺，抬着刚走上一座小木桥。突然桥塌了，我们五人连人加床一起掉入河里，其他人都受小伤，幸亏我被水中的一块大石头挚住，没有受伤，但也换来一周不出操的休息待遇。雷多森林里猴子多，晚上吵得我们睡不着，偷我们的皮鞋，早上发现鞋被挂树上了。

一次住地附近的杂草需要清理，我们将草堆成一堆，有人将汽油淋到草上，大家正围着草堆干活，火被点燃，挥发的汽油一下子变成一个大火球，好几个人脸和胳膊被烧伤，我正在外围干活，逃过一劫。

我们一共大约学了半年的技术，其实路上也花费了很多时间。一台车一个老师两个学生，我的教练是西班牙人，与我同车的另一个人叫李克明，我们在车上实际操作时相对安全。真正上路时另外有车，爬山、过河、过沙地，吉普车加力档，前边车轮有动力。汽油用加伦计单位，不配武器。说是回国内才配的武器。

在印度时，一次行军途中，英军后勤负责给我们准备一顿午餐，食物有饼干和牛肉罐头，他们把我们领到一条小河沟边上吃。美国军官指责英国人说，这是我们中国友军，怎么领到这种地方吃饭，太不卫生。可见当初美军对我们远征军还是比较尊重友好的。

我们准备开车回国参战，途中有次在火车站错车休息，一个美国兵想要我的帽徵，帽徵是我当兵的标志，我没给，我从身上摸出两张法币给了他，他给了我一元美金纸币，还让我站着别动，他回到车上抱来一堆水果灌头。当时我们只能吃到肉制灌头，水果罐头对我们来说很珍贵，我与战友们分吃了，很开心。这一美元我一直保存到复员，一次路过北京东单广场，路边地摊上什么都有，有卖战后剩余物资的，也有卖杂货的。我用这一美元买了一大摞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名家成套的西洋古典名曲音乐唱片，到鞍山后买了留声机，有年轻同事常来我家欣赏这些唱片。文革中我被检举，说我保留日本军国主义唱片。其实这些唱片是日本翻制的，有几个日文，也算与日本挂边。我被吓坏了，砸掉一部分，上交一部分，这也是我文革时期被打倒的罪证之一。

雷多是我们回国前停留的最后一站，在雷多领车，是一辆吉普车，我们两人一组开车回国参战。从雷多出发，经缅甸依洛瓦底江、密支那，八莫、腊戍、野人山。在密支那时，遇两个缅甸女人惊慌的跑向我们，后有两个美国黑人追，我们制止了黑人的无礼，两个妇女特别感谢我们。在一处山路上，我们差点被一个黑人开的车挤下山崖。他在前边，我超他车，他不高兴，开始左右别我们的车，一侧是山壁，一侧是山涧悬崖，我当时来了个急剎车，没与他斗气，不然我们的车就会翻下山崖了。

经南坎，过小镇畹町，边境就是一条水沟，过了水沟就是中国，又过腾冲，回国开车共走了21天，两人轮着开，星夜兼程，眼睛都红了，一个连的车队长龙，看起来很壮观。一路上有后勤人员提前打前站，找有水的地方，等我们到了就开饭，吃过饭就出发，路上常遇有牌子写着“毒水”，是日本人下的毒，日本人真是太坏了。

翻过了高黎贡山经惠通桥最后到了昆明，我们的队伍住在郊区的小石坝，那里少数民族罗罗族人较多，他们的生活挺苦。在西安的时候，我通过同学介绍认识了记者王亚平，他说我们有个组织叫“新中会”，就是新三民主义救中国，希望你加入。我们“新中会”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三民主义，孙中山革命这么多年，看到国民党现在的所作所为，孙中山活着也会掉泪，拯救中国是我们青年人的责任。我听了觉得有道理，我当时一心想报效祖国，也没有多想，就答应参加了。给我一张纸，写上姓名等个人信息，王亚平签字，就算会员证了。后来我知道其实与我一起参军的王星海也是会员之一。王亚平介绍说“新中会”是从西南联大发起的，那里会员最多。王亚平也参加了远征军，与我在一个团。回国后我也发展了两个会员，是同排的于钟昆和崔致中。每周我们在昆明郊区小石坝的一个小山头秘密召集开会，王亚平是召集人。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在昆明小石坝时，有一次轮到我站岗，看别人有去睡觉的，我也偷着去睡一会儿，副排长邵子璋凌晨2：00查岗，看我脱岗，到我睡的地方打我，我在蚊帐里，他在外，他看不到我，乱打一气，并大喊大叫。我们那时住的是帐篷，他这么一喊，全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就“炸营”了。大家只看见他打我，大家原来就对当官的打士兵看不惯，于是大家认为是副排长又欺负人了，就要打他，吓得他带枪跑了。这事儿就闹大了。过了几天，全营开大会，团长黄占魁（黄埔八期生）把事情的经过讲了讲，认定是我的错，我被关禁闭三天。这时王亚平拿着牛奶来禁闭室看我，说我做得对。

我们是抗战胜利以前回到国内准备参战的。部队长官给我们做动员时，要我们积极训练，对日军有一场大仗要打，要准备反攻。但回国不久日本就投降。1946年我们一、二团分别改成辎重汽车第14团、15团，我们是15团，团长依然是黄占魁。

到国内后，从贵阳到重庆，我们运送过军用地图、炮弹、飞机汽油等军用物资。有一次，车上装的是飞机汽油，在我们行车途中，汽车没油了，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打开了一桶飞机油给汽车加油，这样油桶就不满了，我们担心无法通过验收。当时正在过乌江，走铁索桥，我们就自作聪明用江边的鹅卵石将油桶添满。等到机场卸车时，油桶是被推滚卸下的，这一推石头在桶里发出声响，当时我们真吓坏了，以为会被枪毙了，后来长官就批评了我们两句没有多追究。现在想想，这桶油是不能再给飞机用了，我们做了错事。

回国开车经二十四道拐时，路太惊险，好多人翻车再也回不来了。我亲眼看见的，有的车直接就翻下去了，有的车前半部悬在崖边上。那时车掉下山崖的话，车、人和物资都没人在过问，就是在路边立个牌，写上中国远征军XXX完事，战时没人没时间追查原因或料理后事。远征军我的战友还有孙在源，原河南人，退伍后考上医学院；还有一个叫赵鼎昌。复员后大家各奔东西没有再联系。

日本投降我们没放假，也没庆祝，我们在山上站岗，怕散兵乱跑滋事。我们驻地小石坝有个小教堂，牧师是中国人，他告诉我们内战要开始了，你们不要打内战。此时国共两党关系已经很紧张了。

八年抗战相当艰苦，我们年轻，不懂什么政治，只想着救国。因为蒋介石有承诺，答应抗战胜利后远征军可以复员回家。因此内战开始后，14团联大的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复员，蒋介石就同意了。

我在贵阳退役的，大约时间1946年初。我的复员证上写得是少尉预备军官。凭此证退伍军人到哪里都有部门接待，愿意去哪里都可以。我就回唐山，当时老母亲还活着，哥哥在唐山谋生。家人觉得我应该复学掌握一门技术。唐山有许多陶瓷厂，学陶瓷技术未来可以谋生。当时北平燕京大学、北平艺专都有陶瓷专业，于是我就选了国立的北平艺专陶瓷专修科，大约1947年入学就读。

当时北平艺专校长是徐悲鸿先生，陶瓷专修科主任是叶麒趾老师，叶老师曾留学日本，其他老师有教化工机械的傅厚等。佟明达是燕京大学讲师，曾给我们代过课，可惜文革期间被打死。我的同学有吴让农、齐纪政、陈宝利、康利达等。1948年，其中有些人在徐悲鸿的帮助下经上海去了台湾。吴让农后来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是台湾著名陶艺家。他的弟弟吴让义毕业后在唐山陶瓷厂任总工程师，还有一位同学叫蔡德春，曾在北京轻工部工作。以上同学大多已经过世了，唯有叶麒趾老师的长子叶喆民是北大毕业的古陶瓷专家，现在北京还健在，我在电视节目里还见过他。

我艺专同科的同学潘孟齐的姐夫在鞍山钢铁厂当总工程师，他叫周同藻（北洋大学毕业）。他来北京我们见过面，他说东北鞍钢正恢复，急需各种专业人才。我们学的专业与耐火材料有搭界点，于是我们在1950年4月没有毕业提前离校到耐火材料厂工作。耐火材料厂厂长叫李力，耐总工程师叫雷天壮，雷天壮是位耐火材料专家，后来他调到鞍钢钢铁研究所，任耐火材料研究室主任，文革期间被打成美国特务，因不堪批斗折磨而自杀。

我在耐火材料厂呆了八个月，后来去了鞍钢检验室，在耐火制造组做技术员。当时实验器材极其缺乏，做化学分析用的各种瓷器、耐火测温管、钳锅、蒸发皿、气体分析的瓷舟等都缺，耐火制造就是生产这些东西。后来鞍钢检验室发展成中央试验室、鞍山钢铁研究所。我在鞍山钢铁研究所耐火材料研究室工作到1986年，以高级工程师身份退休。

文革这一关我没过去，原因是我参加过抗日远征军（事实上我仅是小兵而已），我被带上“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挨斗，还被关进了牛棚。一次批斗我时，我实在站不住了，就说我不老实，被人一脚踢倒在地，碰掉了两颗门牙。我关在牛棚里时，又有人出来检举我，说我是现行特务,是搞技术情报的。当时我真想不通，怎么这样的坏事都加到我头上了呢。真是落井下石啊。后来经过外调，外调人员顺带游山玩水花费不少，结论是没有那么回事，最后不了了之，可我却受不了啊。57年反右时，也被内部定成候补右派。向党交心时，讲不好的不行，只讲好的也不行，有段时间因为压力太大，怕说错话，就很少讲话，结果竟有些失语了。我与远征军有关的东西全烧了，不敢留啊，唯一幸存的是一张照片。

到鞍钢不久，我就因传染病住院，肝肿大，当时这个病叫“哈啦扎尔”，就是现在的黑热病，据说这是我从印度带回来的，潜伏了差不多十年，发热不止，生命垂危。幸亏当时鞍钢有许多日本大夫，有个日本女大夫叫长理，给我确诊，打“T”制剂，全称“司惕方森”，最后终于治愈。

我老伴叫欧明，是高中毕业生，老家浙江宁波象山墙头镇，因家庭成份不好，所以也历经磨难。她家兄弟四个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读书人。她二哥解放前去了台湾，叫欧乃文，前年才去世。我老伴是2010年去世的。我大哥大嫂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没了，现还有两个侄女在唐山，时有来往。我九十二岁了，好多事记不清了。

我的一生历经波折，反差太大，解放后一直被认为是有污点的人，政治上总有压力。过去我虽受到各种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心里委屈，但我都挺过来了，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你们（民间组织慰问远征军志愿者）的到来，我却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只希望祖国安定、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都过上好日子。

后记：韩辉之老先生声音洪亮，精神饱满，思维清晰健谈，眉宇间仍然英气逼人，但某些时间节点记忆不太确定。老人家小学学日语，中学学英语，在鞍钢时学过俄语，现在闲来背古诗词练脑，时至今日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兴衰，并感叹在大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作为普通百姓的我们，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吴霜采访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