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青年十万军:西南联大的远征军
2017-08-20 22:45　中国远征军网

1944年开始组建的青年远征军，是抗日胜利前夕军事反攻的一项重大举措，它在补充兵员、改善军队素质、提高作战能力、满足中美英军队对日作战需要等方面，发挥了保证战争顺利运转的作用。作为当时全国高校中学科最齐备、师资最强大、学生人数最多的西南联合大学，对于这次从军运动的实践，有许多方面值得思考。

动员的措施与特点

中国青年远征军，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适应军事形势需要而组建的一支特殊部队。这支以接受大、中学教育知识青年为主体，并配备现代化武器的军事力量，是在正面战场形势危急情况下组建的。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10月中旬，“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决定成立中国青年远征军。嗣后，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规定西南联大的征集名额为100人。11月10日，蒋介石还致电梅贻琦，要求克日成立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

西南联大积极响应这次从军运动。10月下旬，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后，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常委即联名复电，指出“知识青年从军，增加抗战反攻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关系抗战建国前途，万分重要”，故“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学校立即成立了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展开从军动员。

但是，同学们对这次从军运动并不积极。其原因略有三种。首先，认为动员知识青年从军虽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刷新政治，否则任何措施，都可能被“独裁、低能、只顾一党之私”所利用。其次，担心青年远征军沦为加深国共矛盾的工具。此外，青年远征军的待遇，与同期担任美军译员的同学差距甚大。这三个问题，学校无力解决，只能采取说服教育。为此，自10月20日起，学校连续组织了五次演讲，分别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叶公超、新编第一军高级参谋蒋镇澜、三青团中央干事刘健群、外文系教授陈福田、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分别演讲战时之英国、第二次印缅作战态势、太平洋战局、美国之战时青年、收复滇西腾冲龙陵等。经过此番铺垫，11月29日召开全校大会，梅贻琦、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燕树棠、闻一多分别在会上发表了动员演说。接着，冯友兰、潘光旦、陈友松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论知识青年从军》、《从军去！》，从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形势需要、青年责任等角度，阐述了这次从军运动与建立新型军队的关系，强调了青年在此形势下有应有态度。但是，这次动员仍未达到目的，甚至有的学生当场与师长展开了辩论。因此，到了截止报名的11日至30日晚，报名人数仍不理想。不得已，学校将报名截止日期延展至12月2日正午。这期间，学校为扭转局面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

第一项措施针对的是待遇问题。西南联大不可能改变津贴额度，便从学业规章制度上进行减压，其办法是在教育部颁布的优待办法基础上，参照译员征调优待条例，制定了本校的《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学生入伍期满返校后其学业优待办法》。该措施除了规定从学分上优待外，还加强了非正式学生和专科生的优待条件。这一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从军名单中，有一部分就是试读生、借读生、先修班、专科生。

第二项措施是以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这项措施，既是为了从思想上解除同学们的顾虑，同时也反映了对于这次从军的基本态度。教授会的建议共有四项：第一是“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指的是这支军队只能参加抗日作战，不能介入国共之争。第二项为“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这实际上是防止对青年军进行党化教育。第三项关于待遇，建议“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过去对于军需经理方面弊端百出，请予彻底改善”，反映了教授会对克扣军饷等司空见惯腐败现象的不满，要求避免这种弊端。第四项“请统帅部延用优秀后进军官”，表现上强调唯才是举、一视同仁，但同样暗示了对国民党任人唯亲干部政策的批评。教授会的四项建议，反映了他们主张青年远征军应“为国而战”而非“为党而战”的立场，从而对从军动员起到了相当作用。

12月初，日军先头小股部队占领贵州独山，西南大后方失去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战场的严峻形势，使青年人对国家的责任再次凸显，加之教授会站在国家利益上对待国内矛盾的立场，和政府当局迅速表示完全采纳的态度，终于促成了全校的从军热潮。报载：学生从军登记“一日间之成绩，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郑华炽、陈雪屏教授自晨至晚，办理登记9小时，郑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学生方面也临时张贴出从军壁报。

这次从军运动中，西南联大报名者共318人，身体检查合格者266人。这些人除加入空军、担任译员、参加政训的75人（按规定这些人亦列入这次从军运动范围），和13名女青年待命入营外，其余178人都成为青年军第二○七师的士兵。为此，云南《民国日报》特发表专题社论，称该校澎湃汹涌的从军潮“是西南联大的光荣”，“真不辜负社会的殷望与推崇”，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

军中的训练与体验

1945年1月28日，沪淞抗战14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在燃放鞭炮声中和3千余师生欢送下，分八路纵队离开学校。队伍在第五军乐队前导下，经过文林街、青云街、华山西路、华山东路、圆通街等繁华街道，在省党部门前接受云南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赠送的书有“投笔从戎”、“闻鸡起舞”两面锦旗，于10时左右到达北校场营地。

入营后，从军同学全部被编入青年军第二○七师炮一营补给连，军衔二等兵。2月5日晨，他们乘C46大型运输机，飞抵印度汀江。在汀江，重新编队，大部分人编入服务营第二连，简称“服二连”。不久，他们被确定担任汽车驾驶员，遂于2月14日乘火车前往蓝姆伽汽车训练学校。

这次行程中，同学的良好素质得到体现，无论是下车、登船、过渡、上车，都动作迅速，秩序井然。在这支队伍中的殷福生（后改名殷海光），保存了美军联络官三个函件，其中必门斯中尉说他对这支部队“印象极佳”，“不论中英美中纪律最佳者”；鲍斯少尉说他们在车站换车时，表现了“优越行动与纪律”；“换车之动作较一般部队更有秩序，所须之时间更为短少，显然在行动之前，一切均有周密之准备”；意德劳上尉亦称赞“贵部队在本站之最佳行动与良好纪律”。（殷福生《新军中的新风气》，1945年4月11日昆明《中央日报》）

在蓝姆伽训练基地（正式名称为“中美蓝姆迦训练中心”，英文缩写“RTC”），西南联大的青年远征军开始学习驾驶技术。他们使用的汽车是美国重整军备计划时确定的GMC十轮大卡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该车长6.93米，宽2.32米，高2.24米，最高时速每小时71公里，重量2.5吨。训练的教官为清一色的美国人，每三名学员配备一辆车，由一位中国人任助教。教学时间四个星期，课程由电影教学与实地训练组成。受过高等教育的联大同学不乏智慧和勤奋，不少人受训8天便掌握了基本技术。不过，唯一的研究生殷福生成绩却不理想，第一批就被刷了下来，评语是“愚騃”二字。

在青年远征军中，联大同学有许多感受。其一是对团长简立印象颇佳。简立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入中央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交通科，到汽车团前是第五集团军作战序列下的伞兵第一团副团长。这支伞兵团是中国第一支空降部队，代号“鸿翔部队”，当年在昆明生活过的人都很熟悉。组建青年远征军时，简立调到这支部队，军衔由上校升为少将。简立受过系统训练，加上金陵大学的基督教背景，使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思想也比较开明，士兵有什么痛苦，可以随时见他，殷福生形容这位戴眼镜的少将是个“谈笑风生的儒生”。王宗周（后来改名郑直）说：“汀江，因为同学挨了饿，他哭了，他自动地饿了一天，率领长官做饭”。有一次，团里丢了一双皮鞋，简立认为“百分之九十九是长官偷的”，但其他长官认为简立侮辱了他们，主张全团大清查，清查的结果，果然是一个排长偷的。简立在团里组织了一个天声社，下设学术、康乐、消费合作等股，全都交给同学自己负责，因此很得同学们爱戴。

联大同学的第二个感受是懂得了严守纪律、服从命令的重要性。他们受训期间，曾给学校师长写了封长信，内中特别说：“我们所感到的一切所不同的就是在校里一切让个性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而这里却只能是“有纪律的团体活动”。但是，军队是需要严格的纪律，因此“愿意在这两年的服役期中，每一个人暂时放弃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来换取团体的名誉与达到团体活动的最高效率”。可见，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光荣传统的联大同学，意识到需要完成从学生到士兵的转变。

如果说前两个感受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第三个感受则让他们看到了军中的阴暗。1945年4月6日，联大全体学生通过了一个《对国是的意见》，提出“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没收因人民的饥饿死亡而发国难财者的财产”，“立即成立联合统帅部”，“立即根绝党化教育”，“加强与各盟国合作”等要求。汽一团的杨宏道同学收到后，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把它贴了出来，不料竟在半夜被宪兵架走，当同学去探视杨宏道时，看管恶狠狠地说：“你要看共产党吗？”在部队，西南联大仍然常常讨论国家大事，结果汽一团被戴上“民主团”的帽子，反映了国民党对崇尚“民主与科学”的西南联大同学的提防，正是这个原因，西南联大学生虽然穿上了军装，却从未摸过枪。

执行任务与归国

1945年3月26日，联大同学结束了汽车学校的训练，多数进入汽车暂编第一团，少数人进入汽车暂编第二团。4月中旬，汽一团接到命令，要他们派三个汽车连将储存在蓝姆伽的军用卡车和物资，移交给驻加尔各答的英军物资库。这是联大青年军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因为大家都想去，只好由各连连长抽签。抽中的连队欢呼沸腾，抛衣脱帽。一个星光明亮的凌晨，他们每人驾驶一辆装满物资的军车，沿着森林公路，奔驰在通往比哈尔省宽阔的甲级公路。在加尔各达，同学们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一些英国、印度士兵和百姓，也纷纷向他们喊道：“支那巴布好！（中国先生好）”车队第二次到加尔各达是4月20日，恰好传来盟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的消息，在一片欢呼声中，探照灯光交叉射向夜空，把全城照得通明。

联大青年军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是驾驶美国援华汽车返回昆明。约是6月下旬，汽一团在雷多接受了一批军用汽车，随即分批开往国内。第一批车队有70多辆吉普车和十余辆卡车，由团本部、第四营、第一营第一连之一部240余人组成，美军菲特上尉任队长。7月6日，这支车队在团长简立和美军第四十七运输营营长克拉克中校亲自率领下，驾驶着满载军用物资带拖斗的崭新吉普车，沿着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奔向离开半年、情牵梦绕的昆明。

1059英里，在联大青年军同学心里是个永不磨灭的数字。汽车驰过浩荡的缅甸第一大河伊洛瓦底江（即独龙江），驰过缅北一望无垠的平原，驰过奔腾的怒江，穿过不久前收复的惠通桥，在一个加油站旁边看见指路牌上写着八莫、昆明，还写着东京的字样，顿时升腾起一种艰苦中迎接胜利的喜悦。

7月是既炎热又多雨的季节，途中辛苦可想而知。车队经过八莫时，烈日当空，酷热异常，可附近只有一个积着雨水的死塘，为了洗去一身泥污，大家步行三里路才找到一条清水河，可浴后回到停车场，又是满身大汗。过了八莫，几乎全为山地，偏偏又下起雨，汽车只能在泥泞不堪的路上行驶。车队所经之处，有不少是滇西战役的战场。在芒友，停车场旁的小山上有座“新一军三十八师芒友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刚刚落成两个月。一些同学特到墓前凭吊，留在墓旁的三十八师士兵告诉他们，三十八师就是在这里歼灭了日军主力，新一军与新六军也是在这里会师的。大家听了，不由对这些将士产生无限钦慕。

7月11日，车队离开芒友，不久便到了中国的国门畹町。此后路面虽有一段铺着柏油，但路面坑坑凹凹，所过的桥梁也大都在日军撤退时被破坏。在龙陵至土背间，突然降起大雨，大家蜷卧车中，衣服和被褥多被打湿，整晚苦不堪言。过了保山，路况有所好转，可尘土又飞扬起来，14日到达永平时大家几乎全成了泥菩萨。15日，车队抵达云南驿，这里休息了一天。停车场附近没有水源，当地人提着水桶来卖，有的要100元，有的竟索价200元，让人咋舌。

17日中午，车队到达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楚雄。在这里，大家把汽车冲洗的干干净净，换上整洁的军装。18日早晨，长长的车队如巨龙一般，驶向昆明。下午2时许，车队到达春城，向SOS进行交卸物资后，驻扎于昆明西郊的车家壁待命。

这次行程共13天，同学们不仅克服了重重困难，还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当时，刚刚打通的史迪威公路已成为一些人发国难财的通道，联大同学对此嗤之以鼻。出发前，他们组织了纠察队，严禁带私货，即使多带一条手绢或一把牙刷，也要当场烧掉。这些措施为他们赢得了良好声誉，汽一团的车辆经过检查站，一摆手就过去了。在畹町，宪兵摸一摸他们的行李，说“你们好穷啊，连个箱子也买不起”。宪兵的不解，衬托了这些大学生的洁身自律。

汽一团是青年远征军中最早驾车回国的部队，因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7月18日，他们到达昆明当天，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就代表学校前往慰问。19日，驾驶着160余辆汽车的汽一团第二、三批车队，分别于上午11时半、下午2时许抵达昆明，第四批亦于20日到达。7月12日从雷多出发的汽二团，是在团长黄占魁将军率领下，经过16天跋涉抵达昆明。这样，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全体同学，都返回了国内。

29日上午10时，为了欢迎从军同学归来，西南联大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场大门横挂的布标上写着“欢迎在印度受训青年返国参加反攻”，门旁竹竿上悬着串串鞭炮。那天，整个校园都沸腾着。在欢迎大会上，从军同学纷纷发表各自感想。有的表示“希望有新式武器的训练，获得新的现代的进步的军事教育，以满足他们初从军时美丽的理想，并获得很多的新知识，多多的贡献国家。”有的说我们是有热血有气节的大学生，为了尊重自己的人格，决不能利用机会甘趋堕落。

师长们默默地听着同学们的发言，袁复礼、张奚若、冯友兰等教授的答词，只能说起勉励大家继续服务，不负参加青年军的初衷和学校国家期望的话。不过，学校对同学们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真的，8月1日下午，校务会议做出两项决议：第一项为：“汇集从军同学意见及实际情形，由本校建议蒋委员长请求改善，推选冯友兰、潘光旦、刘崇鋐、张奚若、闻一多、黄钰生、陈雪屏七教授起草，由冯友兰教授召集。”第二项为：“定期参观从军学生营地。”可惜的是，教授会的建议没有见到原文，无从了解学校究竟提出了哪些具体意见。

教授会决议的第二项，于一周后得到落实。8月初，有消息说被改名为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十五团（团长仍为简立、黄占魁）有可能接受新的任务，于是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训导长查良钊、文学院长冯友兰、秘书长沈履等九教授，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前一天8月10日，专程至车家壁慰问从军同学。

汽一团改编为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团后，不再属于二○七师序列，直接由军政部统辖。而同学们也因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未能实现攻打日本本土的抱负。为补充作战兵源而成立的青年远征军，自日本投降后便结束了其使命，“远征军”的名义也不复存在，仅保留“青年军”之称，但西南联大远征军所在的汽车团并未解散，一直驻扎在车家壁。12月1日，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发生，为了防止西南联大同学受其影响，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十五团匆忙调往湖南。这两个团离开昆明时，留下来的同学只有二十几位，其余或回校复学，或转去做译员。邹承鲁、邢传庐等人先是转入译员训练班，一个月后便申请退役。殷福生也没有待下去，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迫不及待离开部队，到重庆去了。

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青年远征军，是中国知识青年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具体体现，它在补充兵员、改善军队素质、提高作战能力、满足中美英军队对日作战需要、保证战争顺利运转等方面的作用与意义，已有很多评论，无需重复。作为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学科最齐备、师资最强大、学生人数最多的西南联合大学，对这次从军运动的思考、认识和实践，均表现出与其他青年军有所区别的特点，具有典型的解剖与考察价值。对于中国青年远征军的研究，还有不少有待开拓的空间。

文章来源：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