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跨越时空诠释“像素”最高的历史
2017-10-27 13:21 中国远征军网
云南省的松山、腾冲和龙陵，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作战的核心战场。以滇西战场的胜利为先声，中国军民历经八年的全面抗战拉开了胜利的序幕。这段用血与火凝成的光辉历史，曾经不为公众所熟悉。著名军旅作家余戈自2004年开始接触这一题材，历时12载，先后完成并出版了《1944：松山战役笔记》（2009年）、《1944：腾冲之围》（2014年）《1944：龙陵会战》（2017年），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填补了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空白。
2017年10月14日下午，在首都图书馆A座1楼多功能厅举行的“1944：龙陵会战”主题讲座暨新书北京首发式上，这位抗战史研究者为在场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导游手册”。
《1944：龙陵会战》书影
为了将首创的“微观战史”这一理念和研究方法推到新的高度，现役军人余戈做好了采访至少300名中国滇西抗战老兵的准备。当年，在松山、龙陵、腾冲等地坚持到了最后，成为胜利者的中国军人至少过万之多。
结果，他发现：在世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已寥寥无几，且多为风烛残年，再也无法完整、清晰地将大脑中埋藏数十年的记忆复述出来。
《1944：龙陵会战》是继《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之后，创作的滇西抗战“微观战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此前的两部作品分别获得国家图书馆第六届文津图书奖、“2014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殊荣；赢得了大量忠实读者。《龙陵会战》则更上一层楼，首印数20000册。
龙陵战役，可谓中国抗日战争中最为辉煌的胜利。自1944年6月4日开始，直到11月3日上午，第11集团军光复龙陵城，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十一万五千多兵力，经过三次拉锯争夺，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全歼日军一万零六百二十人，而己方伤亡却达两万八千三百八十四人，双方伤亡比例约1：2.7。
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长期以来却不在中国抗战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之列，公众对其了解认知之薄弱可想而知。
这本近80万字，另附图册，收录中日双方的作战地图50余幅和珍贵历史照片50余张的扛鼎之作，堪称是整个滇西反攻战历次战役中战局最复杂、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争夺战，也是中国远征军龙陵会战及收复芒市、遮放、畹町之役，及与反攻缅北的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打通中印公路的战事叙事精确到一天一地，且通过对敌我双方史料严密比对，在错综复杂的战事中追求客观准确。使得学界和社会能有在精确、细微的条件下观照这段历史的可能。
一
余戈在龙陵采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其他历史的研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推敲的著述了若星辰。国人凡论抗战，必大而概之、人云亦云。专家教授名家大师的“专著”往往空话大话连篇、假话谎言盛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他的“纪实”里，有几成是虚构的。要看虚构的，直接读小说就完了，何必看纪实？操作规范性和文本自律问题，让很多纪实文学面目可疑。
身体魁梧的余戈说高兴或激动了就带出几句陕西口音。他的名字本身就像军人，事实上，他确实是军人世家，但他不总用这个提法。他的外祖父曾是杨虎城的军医，参加过“西安事变”；父亲也是军医，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导弹基地的奠基。他本人是雷达技师出身，至今军龄30余年，身份是解放军出版社副编审、《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
对自己这套“微观战史三部曲”出版后发生的事，余戈并不觉得意外。为深入汲取这段历史经验，跳出简单以胜败论英雄的窠臼，余戈潜心10余年打了一个反差——与中国历史书传统的反差。
“过去，对待这段历史，我们实在是太漫不经心了。”中国的历史书传统总是宏大叙事，最后留下的肯定是大人物的名字，大事件的结果，而那些鲜活的细节、卑微的普通人，改变历史的一个瞬间，肯定是最先被删除的内容。
在余戈看来，这种历史的研究方式太粗线条了。事实上，每一个士兵都值得重视——他们才是战争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一次，余戈决心改变。
小时候，因在云南生活过几年，2004年下半年，我就想再去一趟云南。当时还有两个跟我一起玩抗战收藏的发烧友，他们俩就跟着我，给我记录。那次去了15天时间，还正好赶上收复松山60周年（1944年9月，收复松山）。
当时，把整个滇西跑了一圈，到了松山特别震撼。满山的战壕密布，晚上，在村委会吃晚饭，老村长宰了两只鸡给我们炖了土豆，炖了一脸盆，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屋子四个角堆的全是炸弹，各种型号的，有打在土里没炸的榴弹炮，有那种没炸的海军炮弹，一堆一堆的，美国的居多，日本的少一点。原来，“彩云之南”有这样一场伟大的战役，但是，那些当年的军事报告沿袭了中国人写历史的一贯风格，从中只能查到部队番号——如第71军新编28师、第8军荣3团这样的字眼，以及其指挥官的名字、战斗持续的时间以及最终结果。某一场战斗是怎么发生的？某一个士兵是怎么死的？某一个至关重要的战术是谁提出的？……这些问题，统统找不到答案。
怎样找出那些湮没的，鲜活的血和肉？余戈采取的办法之一是：上网。
抗战胜利的60、70周年时，全国许多媒体都在寻访这个长期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做了一些回忆当年抗战情形的报道。有关松山和腾冲战役的部分，许多都被他拿来主义了。
比如，一位参与过松山战役的老兵杨金继——当年，他是荣3团七连的中尉副连长——口授的回忆录，由他的孙子发到猫扑网上。其中，提到中国军队采取坑道爆破方式，炸掉日军核心碉堡时，有如下文字：“只见松山主峰上空一朵蘑菇云冲天而起，把主峰整个大碉堡托起数米后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
而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当年参与挖坑道的第八军（何绍周部）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老兵张羽富，他的回忆是：“几秒钟之后，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松山主峰子高地的日军最大碉堡被炸塌陷成两个大坑，70多个日本兵被活埋于地底。”
这两段鲜活的文字，就是宝贵的材料。他们的记忆可以相互验证，又与正式战报中参与这次战斗的部队番号、战术手段完全切合，可以采信。
经过现地田野调查、资料爬梳和案头写作等阶段，余戈把老兵们的记忆碎片组成了一条条相互证实的证据链条，并尽可能细地勾画出一幅尽可能细，以至于有些残忍的立体画卷，“普通人的历史”得以找回。
《超限战》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曾为《1944：松山战役笔记》作序，“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
二
余戈在龙陵日军军政班本部旧址-2004年
“我自己心里有数，惭愧得很呢！”余戈说。“但是，就国内的具体环境来说，我尽到最大努力了。”
“微观战史”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看到的最顶级的作品是《最长的一日》！作者瑞恩不仅是诺曼底登陆的亲历者，而且与3000个战争幸存者取得了联系，并采访了其中700个。而写出的作品，仅仅22万字。我曾经大卸八块地研读这个作品，我发现，当瑞恩的笔根据叙述逻辑游走在诺曼底战场的任何一点时，都会有一个亲历者的视角为其展示一个细节场景，甚至，连诺曼底海岸法国乡村清晨的天气状况，他都不需要用虚构笔法。在那一天的诺曼底，德军与盟军双方的任何一场战斗，他都有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最真实的记录。
这种好运气和毅力，令每一个战史研究者艳羡。尤其是余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生在中国，他已经错过了太久太久。
2009年8月29日，他在北京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办“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1944：松山战役笔记》新书发布会”，上激动地说：如果我能采访到当年参加过战役的老兵，不用多，只要300个，我这本书，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瑞恩做战史研究的时代，是在二战刚结束的五十年代中期。二战老兵们几乎全部健在，美国又毫无战争创伤，他有充分的精力和条件去欧洲各个国家采访二战老兵。《最长的一日》得以辉煌问世。而同期，中国对外参加朝鲜战争，对内正在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而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完成了经济腾飞，开始腾出手来对那场战争进行反思时，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们已经死掉了一批。但大多数人仍是60多岁，思维也仍然清晰。
此时，好不容易才回复常识的中国仍在举步维艰。承认“国民党也抗战了”这样一个常识，直到200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尊重历史原貌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也给了余戈一个在错综复杂的战事中追求客观准确的环境。
松山战役幸存的十几个日本老兵，每个人都接受过媒体的访谈，还有人出了回忆录。余戈收集到了一张日本NHK电视台采访这些老兵的节目光碟。他们个个精神矍铄，记忆力极好。《1944：松山战役笔记》，许多鲜活的细节就是从这些老兵的回忆录中摘来的。他非常痛苦：一个战胜国的军人研究这段历史，竟然严重地依赖于战败国军人的回忆！而且，他亲身采访到的中国老兵在采访质量上，也无法与日本老兵相提并论。
60余年的光阴一如流水，将战争的硝烟涤荡殆尽。参加过松山战役的中国军人，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时，假设只有20岁——1925年出生，如果能活到2009年，那些曾经英气勃发的的青年，如今多数已是耄耋之年。这个年龄的老人，想要从头脑中把记忆完整地、优质地提取出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余戈根据“拿来主义”找到了线索，然后亲身去采访这些老兵，结果发现：他们即便还在世，也都已经表述不清了。历史和现实在他们的脑海中纠结在一起，像一团被搅拌得极其冷酷的钢筋混凝土。
“得像这帮日本老兵这个状态，才能清晰地复述历史。咱的老兵都跟犀利哥似的。”余戈望着身后大屏幕恨恨不已。“现在，咱们对老兵已经谈不上什么采访了，也就是个临终关怀吧！”
写《龙陵会战》的最初动机，余戈是通过一堆“鬼子破烂”逐步积攒起来的。平时去单位上班，他挎的包就是一个日军军官用过的军用挎包。现在的他已经是国内颇有名气的抗战文物收藏家。“我是一个战胜国家的军人，这些东西等于是我们的战利品。”他说。
在2009年8月那次见面会上，他又展示了一件珍贵的文物：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写的一幅汉字：“踊跃破南京城”。
弄到这幅文物，他花了约4000元人民币。日本对二战军用品的态度与中国截然不同。尽管，都保存得很好，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两三代人之后，这些东西就很可能流落街头。大部分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态度是：先弄清楚，然后尽快忘掉。
三
余戈在怒江（身后系惠通桥-2004年）
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好与之相反——在长久的遗忘之后，积极性又反弹起来了。
龙陵县，松山战役、龙陵会战的所在地，几十年来一直在跟那场战役发生关系。当地农民挖地下的炮弹皮炼钢时，收集到了很多未爆炸的炮弹。有16人先后被这些炮弹炸死炸伤，其中一对父子先后遇难。
2011年春天时，当地政府的目的就很明确：将当年的松山战场，改造成一个国内独一无二的“国家级战争遗址公园”。他们找了清华大学的规划组，人家建议先做一次“抗战历史资源普查”，这才请来了余戈和从上世纪80年代伊始，就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的滇缅抗战史学者戈叔亚做顾问，帮助当地搞松山抗战历史资源普查。余戈的第一个建议便是：将全县所有经历过松山战役的老人做一次普查，对他们进行抢救式采访。除了帮着做方案设计，他们又对普查工作队进行培训，而后在松山大垭口扎下来，前后干了几个月，完成了项目。
我们很震惊和难过的一个事实是，松山战役，日军负责守备的第56师团以1200多人的步炮混合部队，抵挡了二十倍于己的中国军队达三个多月，并杀死我方7773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中国军队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意义何在？
余戈说：首先是日本人的工事坚固。《松山战役笔记》中记载了日军核心碉堡顶层的构造：原木——钢板——三层汽油桶——六七层原木和钢板交错覆盖，然后再在上面盖一米五厚的泥土。经过反复测试，即使连续数枚五百公斤的炸弹直接命中，也无法对工事造成损害。中国军队尽管有美军的强大空中优势、炮兵支援，也在如此坚固的工事面前无能为力。
而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的素质奇差，极大地加大了伤亡。我们总说，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力量大。实际上，从1943年开始，我们的主要兵源区都在日本人手里了。由于兵源不足，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少年兵，以及大量被强拉入伍的壮丁。这些士兵不要说武器和训练，连充足的食物都无法供应。军官的战术素养更是糟糕。
在松山的日军那么坚固的碉堡面前，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麻痹轻敌，情报不力，误以为山上只有寥寥三、四百敌人。结果，被大量杀伤后又添油式地增兵，白白损失士兵的生命而没有换来经验；中级军官指挥进攻的队形极其密集，连战壕都不知道挖；落实到每个士兵身上就酿成血淋淋的后果：冲锋时都挤在一起，日军的机枪一打就是一串；躲避时只能躲在开阔地里，日军掷弹筒一发下来，就打死好多人。
松山战役的意义是这样的：当时中国的外界通道全被截断，“驼峰航线”杯水车薪，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唯一一条能接受外援物资的路径，但松山正好在滇缅公路周围，有数公里的环绕。山上的日军扔个手榴弹都能截断这条公路。松山打不下来，公路就不通，中国的抗战就进行不下去。而且，当时中国军队正在围攻腾冲、龙陵，人数占绝对优势，就是重武器缺少弹药，松山打不下来。弹药怎么运？只能通过滇缅公路，这样还是需要攻打松山。因为这是地处要冲，必须拔掉。
虽然此后不久，日本就投降了，滇缅公路没有发挥太久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当初不应该打松山战役的理由。我没有解释得很细，是因为确实找不到相应的资料记载，中国军队产生伤亡时的具体情形，尤其是个人的回忆。要再写得详细，那就只有依靠想像力了。
其实，台湾的历史研究受政治影响的程度，比咱们这边丝毫不差。上世纪五十年代，滇缅战场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孙立人在台湾被诬告“兵变”，遭到长期软禁，这段历史被进一步打入冷宫。然后，1971年，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1979年被美国宣布“断交”，台湾就更恨美国抛弃它了。断交的时候，台湾还第一次开放了大溪资料室（蒋介石的私人资料室）给历史学家梁敬淳，写了一本《史迪威事件》，借古讽今骂美国背信弃义。这有点像咱们的“文革”时候出的一些书，是先定好调子，再去找论据。
四
本文作者与余戈在腾冲国殇墓园
分别与腾冲和芒市接壤的龙陵县把正义与邪恶，把多少人的生死与荣辱永远定格在了时空的隧道里，全县国土面积2884平方公里，国境线长近20公里。所谓“山高皇帝远”，一般中央闹运动，到它那儿就只是一种形式了。所以，什么“大炼钢铁”、“破四旧”之类的，都没有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址造成特别大的损害。
作为现役文职干部，我肯定有比其他民间历史研究者有一些优势，可以联系当地驻军，他们提供一些交通和联络上的便利。不过，这可不是因为我这身军装，而是因为这个身份给我的其他一些东西。举个例子。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很多档案。我托人在里面查到了第八军103师（熊绶春部）在松山战役的战斗详报。我立马去了南京，想复印一份做研究，根本没门。按理说，这历史档案都是国家的，你应该对我们公民开放吧？而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想了一个什么招呢？往外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个武警中队给他们负责看守。这就行了！我回到北京就开始找，先找武警总部的朋友，托私人关系联系到武警江苏省总队，然后又联系……最后联系到那个武警中队。中队的指导员领着我又去了，这下态度马上就好了，行！但是，也没全让我印完。你看，要不是军人，我上哪儿去找这层关系？但这并不是军人身份直接给我带来的。
美国、日本等为什么历史研究那么透彻？人家的历史档案全都放在图书馆里，普通公众想看，随时去就是了，这样就培养起一大批民间的历史学家。台湾过去也不让看，现在允许了，听说有人去他们还挺高兴，还给你泡咖啡呢。
大陆研究历史，就得靠民间研究者，我们自己托关系、找门子、搞档案。从1949年一直到“文革”结束，大陆都没有条件研究。80年代，个人史、口述史的概念还不存在，做史学的都习惯于做大历史，大人物大事件；做文学的写报告文学，依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际上，都是听说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事迹以后，有了情绪和一定事实基础，根据想像编出来的。但是，那些在大学、研究机构的专业“治史”者，却未必认为重要。
若知识只是纸上得来的，人会傲慢，会武断。比如说，有人就很酷地说，松山战役用得着打吗？绕过去不就完了。这就是完全没有现场感，觉得自己比所有历史人物都牛的典型。怎么可能绕过去？松山是桥头堡，不把它打下来，再绕路也只能绕到小路上，大军怎么通过？打松山战役不就是要打出一条路，重新实现血脉畅通吗？他那一句话，就把前人所有的努力一下子给否定了，这是最要不得的，就是“网上赵括”。如果设身处地，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认知了。
文章来源：保山旅游 作者：肖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