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印抗日远征军译员生活回忆
2018-11-07 11:47 中国远征军网
1944年春到1945年秋，这一年半是中国抗战由艰难困厄到终于胜利的伟大转折时期。本文作者（其父为我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以一名被统一征调的大学应届译员的切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真实见证了这一历史转折的到来。文中不但回忆了抗日远征军的浴血奋战，更以被俘的日军战区司令寺内寿一的日记，活生生地证明了中国军队在敌人心目中的顽强战斗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相继攻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缅甸，切断中国所有海上、陆上的国际通道。中国与英方签署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并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然而第一阶段损失惨重。为挽救危局，中国与美国加强合作，通过空运中国远征军到缅北和印度，从东西两线夹击日军。美国还为中国提供可装备十来个师的新式武器、弹药、车辆以及通讯、医疗等器材设备到昆明和印度的雷多。为了迎接这样大量作战装备和军援物资的接收、分配、训练、使用，1943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受命向川、滇、黔三省各大学征调除女生和师范学院外的应届毕业生作译员，经短期英语会话和军事术科训练后分配到云南、广西、缅北和印度各地中美军事机关和部队中担任翻译联络工作。
我当时是重庆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班学生。我知道这是一项艰险的工作，却又是报效国家、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故主动争取前往。我的父亲从一开始就完全支持我去应征。
在重庆学习培训了两个月。译员训练团结业时，蒋介石亲自来讲了话。1944年4月30日上午，我回家告别父母。当晚接通知第一批出发，翌晨即乘C37客货两用机飞往昆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
奔向岗位
在昆明，我们与先报到的贵阳、昆明地区的一批学生共约一百人，在车家壁步兵训练中心（ITC），接受美国教官三个星期的步兵武器结构、使用和教学方法训练。我们学习的步兵武器有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反坦克枪、反坦克炮。有的美国教官还表演了蒙眼拆装枪械。除反坦克炮外，都在靶场轮流练习了实弹射击。我们很快掌握了要领和熟记了全部英文词汇。5月22日学习结束，我和重庆大学的刘厚淳被分配到昆明美军作战参谋部。
在美军作战参谋部，我与刘君同在一个办公室，主要是翻译步兵武器使用说明书、武器训练和野战训练教材等。因有重庆和昆明两阶段训练的基础，翻译起来比较顺利，厚本厚本的资料，不到一个月就“歼灭”得差不多了，开始显得空闲。参谋部的巴顿准尉知道后，就安排我们陪同美国军官出差滇西各地。这种任务亦不多。我闲不惯，七月初的一天下决心找巴顿准尉商量，如果驻印度远征军或加尔各答兰姆加战车训练中心还需要翻译，希望能调我去。约莫三天后，巴顿通知我，印度兰姆加战车中心需要增调一批译员，可以调我去。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登机起飞。第一次越过澜沧江、怒江和高黎贡山出了国门。飞机上巧遇复旦新闻系的邓蜀生，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飞机过高黎贡山时飞行高度三万英尺，盘旋降落时，已能看到热带丛林、茶场和村落，还可看到三三两两在田间作业的黑皮肤农民。这时我意识到不可能是加尔各答西远郊的兰姆加，问机组人员，方知是战时闻名世界的雷多，驻印远征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
远征军总指挥部设在距机场仅约两英里的茂密森林的边缘，比较潮湿。先已分配来此工作的中大同学过懋德告诉我，郑洞国总指挥常去师、团视察或前线督战，只有半数时间在家。这时方知因新六军两个师的美军联络团扩大，急需增加译员，总指挥指示要我们全部留在雷多。这原本是我的“第一志愿”，自然喜出望外。
我和邓蜀生被分配到十四师。当时西南边陲和缅、印的抗日战场分为东线和西线。东线总指挥为卫立煌，下辖第二军和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及五十四军，共五万余人。主要战区在云南西南部至缅甸北部一带。西线总指挥为郑洞国，下辖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共四万余人。主要战区自印度东北部直至缅西北及滇、缅接壤处。新六军共有三个师，即十四师、新编二十二师和五十师，师长依次为龙天武、李涛、潘裕昆。十四师所辖四十团是陈诚早年曾任过团长的，故最受重视。
我们乘军车穿过丛林，越过田野，约一个多时辰到达距雷多市镇两英里，隐蔽在树林中的十四师师部。师部三面都是操场，也被参天大树的茂密枝叶覆盖，从高空看下来也不大可能发现。所有的帐篷都是浅灰色，与印度的田野近似。林木繁茂，空气清新，大异于雷多机场和田野间的湿闷。林间偶有孤鸟飞鸣，深夜间闻豺群凄嗥，环境无比寂静。
师长、参谋长工作所在的高台篷房面对操场，坐北朝南。平台和房屋结构都是用整根整根的大楠竹捆梆而成，屋顶铺的是草绿色巨幅帆布。屋内分隔成一间间办公室和卧室，说不上精致美观，却也整齐牢实。竹楼后是电讯班的帐篷。操扬西面是两长排同式样共计十四个小型帆布帐篷。这两排帐篷从北到南依次为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处。两排帐篷的西面还有一些随地形布设的帐篷，是警卫排、通信兵（勤务兵）和炊事兵住的。厨房、浴室和厕所则分散架设在更靠后一带。操场南面则为储存枪枝、弹药和被服等装备用的几个帐篷。再向东靠近大营出口通路是政治部搞宣传和师部开会用的两个大帐篷。在森林中，日照方向几乎不分东西。在这样安静的环境里，参谋处和联络团凭借有线、无线收发报机和电话，以及地图和作战态势图日夜紧张地工作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美军联络团的帐篷都是圆形，直径约六七米，中高四围低，好像大蒙古包。一道门进出。我们行经远处，与美军士兵互相挥手招呼，大家都感到高兴。后来遇有闲暇时，也常串门聊天。
到达当天，师参谋长梁铁豹上校在操场北头的大篷房接见了我们。第二天早晨，师长龙天武，副师长许颖、政治副师长梁直平也接见了我们。他们都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同时也见到了早期志愿来昆明转派驻印远征军担任师翻译组长的香港藉人士潘士敦。
见过师长，我们接受了美军联络团拜访副团长派克少校的考核。派克少校谈得既活泼又认真，内容包括了武器和野战知识。提问多是战场实用的作业，或者说野外勤务。对话则谈林间兵营生活，文字口译要求反应快。只见他愈问愈有劲儿，有时甚至眉飞色舞，最后翘起大姆指，在我们二人肩头上拍了几下。下午参谋长即通知我和邓蜀生到参谋处接受任务。参谋长根据派克少校的意见给我们分工，我担任“我军作战”翻译，邓任“敌情”翻译。按美军代号分别为G3及G2。G1为人事，G4为后勤，在美军中一看便知道。
第三天早上即开始工作。参谋长转来联络团收交的无线电战报和敌情简报。这样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成了例行工作。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电讯和文件，随到随译。我军战报主要是缅北西、东两线的战况，敌情则包括东南亚各战区的日军活动。两周后，邓蜀生调去搞时事文化宣传工作，我便将邓的原有工作即敌情翻译一起接了下来。此后双报（作战、敌情）就由我负责到底。
“顶好小伙子”
谈到双报，至今犹感兴奋。缅北战场一幕幕艰险生动的战斗情景都在电讯中显现出来。有以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滇西军）为主力，先后攻克敌占孟拱、密芝那、八莫等城镇的战役纪实，也有战士们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中国远征军为支援友邦，御敌歼敌于国门之外，英勇征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气节。缅甸人、印度人固然感激不尽，英国人、美国人也万分钦佩。远征军不但仗打得好，军风纪也好，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鼓掌欢迎。孩子们都习惯伸出大姆指不断叫“顶好”。“顶好”这两个字在印度传遍了。美军的战报也多用“顶好小伙子”（Ding hao Boys）来代表中国军队，表现出亲切和尊敬。
在我们南侧相邻的帐篷里，几位年轻的参谋根据我军作战和敌情活动报告绘制前线态势图，由参谋长、师长先后校阅签署后发战报电讯下达团部并抄报指挥部、军部和美军联络团。我因工作需要，被特许常去看他们绘制的这些图。
从战报电讯和态势上可了解到，缅北东西两线，中国远征军都绝对是主力。哪怕是在丛林中搜索单个分散顽抗的日军，美国军人都让中国士兵走在前面，他们远远跟在后面。敌狙击手往往把自己捆绑在高空的树干上，隐蔽于绿叶丛中。他透过叶间缝隙能看到你，你却看不见他。原来喜拣轻活干的美军担任搜索，被日军狙击手冷枪打死打伤不少。中国士兵多来自四川，个子不大，比较灵巧，习惯于山林复杂地形，装备又较轻，加上新积累的对付亚热带丛林蛇多、蚂蝗多、沼泽多等恶劣条件的经验，他们行动快，牺牲少，不断消灭敌方狙击兵，消除一线的后顾之忧。
打阵地战时，也总是中国军队在正面，在前面。最难忘的一役是歼击顽守密芝那的敌军，最后攻克那个闻名世界和象征西线战事胜利碑志的缅北重镇的动人情节。在美十四航空队轰炸机连番投弹后，躲在坚固水泥掩体里的众多敌军依然顽固，需要我步炮结合，一尺一尺地向密芝那敌军司令部推进。8月3日凌晨，五十师一五零团一个敢死连由连长带领全连官兵，趁着天色未明，要冲上一个前面就是敌司令部的旱堤坝。连长身先士卒，右手举着手枪，从地形有利的左侧向坝上爬。万籁俱寂中只有轻微攀登的脚步声。不幸，连长同几个士兵刚从坝顶露头，就被敌军枪弹击中倒下，这时副连长立即接上，沉住气带队往上冲，很快翻上堤坝，准备匍匐前进。左右是排长、班长和十余个士兵。这时敌人从暗处迸出的火力网眨眼又将副连长和部分跟随人员击中。紧跟身后的一排排长立即自动向前，举手指挥继续匍匐前进。几挺轻机枪分别瞄准适才暴露的两三个火力点扫射，很快打哑敌方掩体火力，第二位代连长一面命士兵们喊话，一面发动冲锋。正在冲锋前进时刻，几声散枪响起，这位代连长又应声倒下。二排排长反应快速，命令实际已攀上了堤坝的全连官兵重新卧倒，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轰鸣，成千发子弹齐齐压向模糊中的几个敌掩体。战斗终于告捷。天亮时，顽守的日军三三两两从掩体和较远的工事建筑物里，手举白旗走了出来。
这一幕情景，战报上略有描述。后又听了前线回来、参加过该役战斗的官兵亲身讲解。一个月后，我和邓蜀生一起专程去密芝那看了那个小战场，包括旱堤坝和几个坚固的掩体。还会见了正驻屯密市的五十师的几位参谋，询问了当时战斗的实况，故印象特别深刻。当天下午在返回师部的途中，还遇上一件趣事。一位半脱军装的美国大兵在公路旁一个岩穴下兴致勃勃地用利刀，大块大块切割刚猎获到的连皮带角的野鹿肉，还热情地问我们要不要，表示可送我们几大块。我们毕竟还有一个军风纪，表示感谢但没接受。随即彼此以轻快的微笑结束了这一不期邂逅。
我们在师部的生活也不枯燥。早晨做早操，练跑步，下午打篮球，也有机会骑马。还曾到军部广场去看过两场美军送来的新到美国彩色电影喜剧片《女儿狂》和《乐哉军队》，看了昆明京剧团的京剧。我对京剧戏台上方的横幅颇有感触，那是总指挥郑洞国题写的六个大字：“复见汉家威仪”。
有一次请假从雷多乘长途巴士去西边一百二十公里地的萨地亚，看望驻印远征军新一军战车营里的同学陈珍念。从战车营广场北望，五十公里外一派巍峨壮丽、顶峰积雪、铁青色的几乎是拔地而起的大山横贯东西。问了才知那就是喜马拉雅山东段。想象山脊梁的另一侧就是西康（现四川省），就是中国，感到极为亲切和自豪。
攻克密芝那后，西线已无重要战事，驻印远征军奉命利用雨季休整。参谋长派我到加尔各答去联系全师需要的印刷品。吉普车送我到丁苏吉亚，再凭驻印远征军司令部证明乘上直达加尔各答的火车。其间，偶有英、美、印军官上下车，在较大车站也见有成队英、印军队等候专车运送。我所乘列车经高哈蒂、库奇比哈尔和迪纳杰布尔，于第二天下午到达加尔各答。沿途无论是在路旁还是车站，印度人老的小的远远见到我这个穿着军服的中国青年都几乎无例外地翘起大拇指，或喊着“中国”，或喊着“顶好”，有的孩子还要跟着列车跑一程。
到加尔各答后，住进公园街埃斯特尔旅馆。这是一栋四层楼房，后面有一大片绿茵草地。为了接待盟军，旅馆把床铺全都换成了较宽的行军床，床单被单全是白色，像兵营或医院。大房间可住七八个人，房费全部五折优待。进房间见全住的美国军官，他们多是来此度假的。这些美国人见我进房，都“哈罗”、“嗨”，高兴地招呼不迭，言谈间都表达了对中国军人的敬重。
第二天早上去印刷公司了解印刷品印制进度，知已全部接近完工，且正开始包装，三天内即可交运。利用等候时间，我参观游览了商业区、乔伦治大街、中央市场、豪喇大桥，加尔各答大学、植物园和中国城。也去拜访了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和中国旅行社。为求安静，第三天就改住中旅社经营的中国饭店。第四天去印刷公司查阅发运单，知印制品已全部付运。这家印刷公司规模算中等，是山东籍华侨开的。在印度的华侨大半是早年来自山东，其中有一部分是八十年前英国政府从山东招来的警察（巡捕），转业后经商或打工，子孙繁衍，都成了比较富裕的侨民。
在加尔各答呆了五天，工作、参观、游览均有收获。
日军印支战区司令眼中的中国军队
10月中旬，雨季快将结束。回忆9月间，真是谈雨色变。那连绵不断的倾盆大雨，水声大过雷声，帐檐瀑布奔腾，使你不敢离开帐篷一步，普通的雨衣雨具全不顶事。每个帐篷只得发给一套专业用大雨帽、厚雨衣、长统雨靴，以供轮流上厕所和必要的工作用。勤务兵则每人一套，否则大家都没水喝，没饭吃了。现在雨季已近尾声，三晴两雨，下的也只是中雨小雨，外出活动已全无问题。这时驻印两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作战部队开始由加迈和密芝那分东西两路往南推进。东路新一军三十八师沿密芝那——八莫公路南下，西路新六军二十二师经和平向瑞姑南下。新六军的十四师和五十师作为总预备队押后，但各有一部沿侧翼掩护南进大军。美军一四八团也编在总预备队。
11月7日新六军二十二师攻占瑞姑，12月15日新一军三十八师攻占八莫。由于防守瑞姑一线的残敌溃逃八莫，加以八莫北部公路沿线多有日军的坚固工事，八莫的攻防战比瑞姑要艰苦。
当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指挥他的部队与滇西远征军呼应，为南北夹击敌军以打通中印公路而从北到南先后攻占南坎、芒友，在芒友会师并继续向腊戌推进之际，我新六军十四师大部与五十师一五零团同时攻克密芝那。尚在密市参加联防的四十二团陆续开始回师孟拱。师部及直属连队于1944年12月下旬最后撤离雷多驻地。
1945年1月29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发表缅北战绩初步统计：自1943年11月至1944年底，缅北、滇西我军对日作战，共死亡二万九千四百五十四人；全歼日军精锐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击溃第二、第四十七两个师团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共击毙日军四万八千八百五十八人，俘虏六百四十七人，缴获各种枪一万二千余支、炮一百六十门、战车十二辆、汽车六百零六辆、飞机三架。被日军切断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滇缅公路终于完全收复，中印公路也告全线贯通。
后来我在昆明陆军总部了解到：日军印支泰马战区司令寺内寿一被关麟征集团军俘虏后，搜查出来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皇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可以一个师团对五个印度师或两个英国师，与美国师可一对一，但两个日本师团还难以应付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一个师。可见，在寺内寿一眼里中国抗日远征军具有何等顽强的战斗力了。寺内寿一这本日记，当时由昆明陆军总部军务处（处长冷欣中将）送往重庆军委军令部，如今应保存在台湾国史馆内吧。
自雷多撤离时，因师长龙天武去重庆述职，由副师长许颖押队。第一辆是汽车连长和警卫排长所乘吉普车作为先导和指挥，由汽车连长亲自驾驶。我同许副师长所乘车排第二。车队浩浩荡荡穿出森林，然后沿公路东行经雷多机场南侧进入缅北平原。遇大弯路回头看，车队真像一条蜿蜒爬行的青蛇，但一小时后再看却变成了黄蛇。才意识到我们的全身可能也被埋藏有丰富石油和宝石矿的缅北大地上的黄土微尘覆盖。为了验证，看看前面的驾驶兵和副师长，眼珠、眉毛、鼻孔都看不清了。脸上简直可用精密测厚仪量出尘埃的以微米计的厚度来。大家相互瞧着，笑着，不一会儿前面的指挥车停了下来，并用麦克风小喇叭招呼全队都停下来休息，主要为抖去身上的灰尘和用路旁小溪的清水洗洗脸。下车再回头望，只见人们都在跳，都在笑。路南小溪，流水清澈无比，与路北堆满黄尘、活像雕塑泥坯的矮树丛相比，实在是太不协调。缅北大地真可以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句古成语的反义素描了。
傍晚渐渐接近孟拱机场，地形地貌开始变化。黄土只在耕地出现。遍地丛林青草，北面也有了群山，空气顿感清新。大队到达孟拱已是皓月当空。吃过干粮就在机场西北角草坪上竖起一个个的行军帐篷。下一步行动全在保密中。副师长只轻声对我说了一句：“你明晨第一架飞机出发。”问是到哪里，他笑了笑：“连我都还不晓得。”根据战场形势和他的神情，我推断是到昆明郊区。我这是排除了各种不可能而得出的可能和由可能论证出判断的。军事纪律要严格遵守，我已经养成了保密的习惯，自己的想法也不能随便说或找人求证。
第二天拂晓起身，吃了“B”口粮就登机。我们这一车队人作为首批连同吉普车共占用了八架C46型客货两用机。我最先起飞，许副师长是最后一架。各团官兵、装备和直属部队除重型车辆和装备沿公路运行外，全部分批用飞机陆续载运。
在飞机上听美军机长讲此行目的地，果然是昆明东部的沾益。我们飞越大片小丘陵地和海拔四千多米的高黎贡山，上午九时左右降落。我们这一架是第一个起飞，又是第一个降落。我留在机场配合美国十四航空队地勤人员招呼同一批陆续空运到达的人员，直到八架飞机到齐。先期到此的十四师先遣官员中，一部分领送师部各处人员前往预先安排好的住地，另两个人陪送许副师长和我去县府拜会张县长，并在县府院内一套大小平房安顿下来。根据十四航空队美军联络员的通知，我中午又去机场开始迎接下面陆续到达的空运部队，即直属部队和三个团。他们将由两百多架次的C46机分批运送，每批十至二十架不等，到达时间昼夜不定。
在第二批飞机尚未到达的短暂时辰里我又在思索，为什么要不分昼夜整师整师地空运作战部队？大反攻并非如此紧急。联系到师部离开雷多时收到的一条敌情电讯，即日军从广西柳州、河池、南丹北上，已先后攻陷贵州的独山、都匀，有继续向贵阳推进的态势，到益又从参谋处先期经昆明来益的一位参谋那里得知敌军已开始从都匀、独山南撤，这就再清楚不过了。既然缅北战区从军事上和外交上来看已不需要西线两个军的大部队留守，华南、华中大反攻也势在必行，东调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整师空运和昼夜不分，起因于日军侵黔，贵州危急，现在敌人退了还可能卷土重来。
十四师空运部队，以每天三批约四五十架次到达。因抵沾益译员相应增多，我们去机场接应的工作愈来愈轻松有序。六天时间全部运完。参谋长是最后一批到达。师属各部队分散驻屯近远郊区，大部分住帐篷。再过几天，重型车队满载辎重和反坦克炮也到了。
此后就是休整和待命。一次参谋长让我同他一起去昆明。在那里见到了他的七、八位老战友和老上级，从而了解到一些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知道驻印远征军各军各师除少量配合东线滇西远征军继续清扫丽江东岸和腊戌的残敌外，都将陆续经滇缅公路撤离回国。也知道国内各战区无大调动。因此我估计师部近期内再没有战、情两报需要翻译。1月底参谋长派我到重庆向外事局汇报全师译员回到沾益的经过和现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正逢龙师长和许副师长也飞渝述职。我便随同两师长一起去外事局。见到局长何浩若，两师长与之寒喧后就开始赞扬我们全体译员在十四师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增进了中美军队间的友谊，对缅北各战役的胜利功不可没。接着何局长也讲了一些赞许和鼓励的话。
二月底我仍乘美军飞机，由重庆绕经成都回昆明。何浩若局长及随员偕同几个美国军官在成都登机，一同去昆明。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半小时后天已黑尽。进入云南省境，由于气流变化大，飞机起伏、颠簸开始厉害起来。有时急剧升降的幅度高达七八十米，呕吐、喘气声不绝于耳。好不容易挨过这难受的几十分钟，飞近昆明就逐渐平稳了。这时才发现那几个全然无事的美国军官都是十四航空队的。在机场降落后，与何局长及其他外事局官员一起搭乘十四航空队军车前往我所熟悉的小西门一招美军作战参谋部所在。到房间仍昏昏然，没去餐厅即入睡。
在昆明小住后又回到沾益。3月底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调昆明陆军总部副官处担任翻译、联络工作，一直到日本最后投降。
从1945年9月3日南京受降之日起，我们因与美军联合抗日而被征调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译员按规定纷纷办理复员。我于8月28日到了芷江，又随大队一起经衡阳、长沙、武汉再转船到南京。到南京总部办完手续，从此结束了一年零六个月的“戎马”生涯，乘飞机回重庆换取统一的证明函件，最后回沙坪坝中央大学交了差。回忆这一年半的译员生活，可以说虽非轰轰烈烈，却也多姿多采。
作者：卢国维 文章来源：《北京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