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2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4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1师第2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2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2旅第5团1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6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2师改番号为陆军第4师，杜为第12旅第24团团长。他认为团长这个职务很关键，搞得好就能爬上去，搞不好就会一蹶不振，因此格外奋发努力。师长徐庭瑶要求邯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2师奉命开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旷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24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17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师长关麟征)。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25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25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王要第25师接替第112师的长城阵地，在第一线担任防守，关不同意接防长城阵地，坚持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双方相持不下。杜向关建议说，从地形上看，长城比古北口地势高，高屋建瓴，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来犯之敌，可是关不同意。结果，第25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形成第二道防线。而第112师主力却撤守古北口以西高地，仅留一个团守备长城第一线。

　　第2天，日军西义第1军第8师团及骑兵第3旅团迅速突破左翼第112师阵地，进占古北口关口，并乘胜向第25师阵地发起攻击。关鳞征指挥所部张耀明第75旅反攻，在争夺高地时负伤。这时，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继续同日寇浴血奋战。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2师，率部撤至密云整补。

　　这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夏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25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2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州，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1营的2、4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团扩编为第200师，以杜聿明为师长。杜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优良装备只是条件之一，最重要的还须有能够使用这些装备的官兵，否则，优良的装备就是一堆废铁。因此，他集中全副精力大举练兵，决心在短期内将第200师练成一支能够驰骋疆场与日军打硬仗的劲旅。

　　1938年12月，第200师扩编成新编第11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军长徐庭瑶)。不久，番号又改为第5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5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为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从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5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

　　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第12旅团(旅团长是中村正雄)进占了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5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参见昆仑关战役)，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1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200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22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5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杜连声称“是”，毫无难色。

　　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5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郑洞国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攻，昆仑关又被夺去了。此后，双方反复争夺，官兵伤亡甚重。

　　杜聿明在此期间，集中全副精力掌握战机。虽然敌人的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在杜的身边爆炸，但他极为镇定。从容指挥战斗。他随时传令嘉奖并用物质鼓励作战英勇的部队，以鼓舞士气。他每天随身携带一部电话机，一架望远镜，冒着敌军炮火的轰击和敌机的轮番轰炸，不计个人安危，来到便于了望的前沿阵地，观测敌情战况，因而对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兵力火力，能够作出合于实际的判断，并据以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经过缜密的研究比较，并同各师长研究后，他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

　　杜聿明命令第200师副师长鼓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18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

　　昆仑关一战，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统计，这次战役，第12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九塘被郑洞国的第3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
　　“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中国军队获得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
　　“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5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1942年初，日军第15军饭田样二郎率4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1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5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参见滇湎路战役)。

　　杜根据所获敌人文件，了解到当面敌情及作战意图后，认为当面之敌，最多不超过两个师团，决心集中兵力，利用同古有利地形，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缅军收复仰光。杜的方案，得到了罗卓英(第一路司令长官)、美国史迪威(参谋长)的同意。

　　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3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200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22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22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200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200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22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200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这时，远征军东路第6军，西路英缅军，均正与日军展开激战，不能如期按原协定进入前线，而日军从仰光派出的后续部队将很快加入攻击，对第200师实行强行包抄。第200师已连续战斗12天，补给中断，粮弹两缺，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杜聿明遂决心令第200师突围撤退，以图集结兵力，俟机再与敌决战。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200师突围的时候?吏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攻击，并派参谋窦尔登监督杜实施。杜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开始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经过缜密部署，杜令郑庭笈指挥第200师城内部队向敌佯攻，主力迅速撤退，于30日退出同古；安全渡过色当河。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事后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人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第200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同古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

　　30日晚，杜命令新22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22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5个联队激战达12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5军、第66军分布在长达300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5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此间，史、罗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而蒋介石又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第5军各部回国经过之处，都是些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给养困难，而又蚊蚋成群、蚂蟥吸血。翻越野人山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杜本人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同敌激战中负重伤，不治去世。

　　杜率第5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蒋不仅没有给杜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5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参与国共内战，后被解放军战士所俘。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他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