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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苏联顾问的帮助及大沙坪冬季攻势的结局：
（1）、车尔卡日夫对我军的贡献：
一九四○年初，苏联为了帮助我国抗战，派大批军事人员到各战区充当顾问，作一般战术上的指导。因之，车尔卡日夫上校被派到第二十七集团军总部担任杨森的军事顾问。他到总部后，改进了我军的筑城作业。尤其对机关枪掩体构筑方式有较大改正，即过去的机关枪掩体枪口一般正对前方，效力不大。改正为掩体枪口正对防线侧面，这样才能构成交叉火网的侧防火力，封锁敌人向我前进的道路，使其蒙受重大伤亡。同时给部队军官讲授有关防空作战等课。杨森亲自听讲，并令参谋及时记录，整理后印发各级军官学习，这对二十军干部的军事知识有很大的提高。到一九四二年德苏战争发生，苏联顾问奉调回国。车尔卡日夫回到长沙战区顾问招待处，杨森电令总部驻长办事处向延瑞购买景德瓷与湘绸赠送顾问，并预约于战事结束后，杨森如到苏联旅游，必去拜访车尔卡日夫顾问。足见在斯大林时代的中苏关系，原也有战斗的团结。
（2）、大沙坪冬季攻势的结局：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寇在鄂南崇阳至通城公路上的大沙坪构筑大小碉堡群。在碉堡周围设置鹿柴与铁丝网，约驻有一大队兵力坚持固守，作为向我前进的有力据点，对我军防线构成严重的威胁。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蒋介石要各战区发动一次“冬季攻势”。九战区方面，长官部电令各军、师在十二月五日晚分别集结于指定地点，六日拂晓开始一向当面之敌攻击。长官部并规定各军攻击目标：如江西方面，三十集团军王陵指挥的部队，七十八军向武宁城及其附近之敌攻击；七十二军向阳（新）通（山）公路东段的阳新方面之敌攻击；第八军（李玉堂）向通山城及其附近之敌攻击。湘北方面，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指挥的部队，向大沙坪及通城附近之敌攻击，而以大沙坪为重点。
当时，二十军的一三三师正担任通城南面防务，长官部除一三三师外，共组织了七、八个师向大沙坪进攻，但我军在上次长沙会战破坏湘北公路桥梁，使敌机械化部队无法活动时，各部的山炮及运输车辆，亦撤退到后方衡阳等处搁置起来了。因此，我军向大沙坪敌碉堡进攻，只有使用迫击炮，而迫击炮的威力，对日寇碉堡丝毫不能毁损，于是每天出动一个师向碉堡轮番进攻。由于迫击炮毫无效力，不得不用部队作波浪式前进，企图接近敌碉堡。但一前进到敌人有效射程的火网地带，伤亡惨重，又不得不向后引退。就这样每天都用一个师去进攻，而每个师部同样遭受很大的损失。除一三三师外，七、八个师攻了七、八天，每个师部残缺不完，而敌人的碉堡却仍安然无恙。因此，长官部鉴于无力再攻，也就自动偃旗息鼓，悄悄地结束了所谓的“大沙坪冬季攻势”了。
八、日寇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及蒋介石枪毙廖龄奇的经过：
（1）、日寇第二次进犯长沙与王耀武军的溃败：
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敌在鄂南集结约十万左右部队，突破新墙河南岸欧震第四军防线后，其主力即南下泊罗江分道南犯，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先是会战开始前，一三三师已克复了通城，这时奉命由通城向西南急进，侧击南犯之敌。部队连夜赶到步山桥以东地区，知敌主力已经南下，敌之机群向该师猛烈轰炸，师部亦曾中弹，特务连在反击中伤亡惨重。当时得知敌机系希特勒援寇的“容克式”飞机，较之日寇在上海战场使用的飞机先进得多。不仅它的俯冲投弹与机枪扫射的命中率高，而且其凄厉的尖叫声亦真够先声夺人。此后，仍继续向南犯之敌啣尾急追，曾进到捞刀河以北地区。
敌主力经福临铺南下击溃罗奇、陈沛、柏辉章等军后，越过金井、高桥继续南犯。其一部经平江至长寿街附近，杨森总部即经搭桥退驻祖师岩山下的杨坊。这时，长官部已电调驻江西上高的王耀武军火速增援浏阳阻敌南下。王耀武率该军由上高经万载进入湖南浏阳境内，连日急行军，官兵已很疲劳。长官部这时发现日寇骑兵先头已到黄花市。当时若令王耀武军在浏阳河构筑工事，沿河布防，尚可阻敌前进。但薛岳偏令王耀武军向黄花市跑步前进；王耀武军以廖龄奇师任前卫，奉命跑步前进，刚到浏阳前方不远，即与日寇骑兵遭遇。即不明了敌情，也不熟悉地形，部队又展开不及，士兵更喘不过气来。一遇日寇骑兵冲击，顿时次序大乱，互相践踏，全部溃败。
廖龄奇只身一人逃回零陵（廖系零陵人）即不收容部队，也不通知后面各师。因此，后续部队都与廖师一样正在跑步前进之际，即与日寇骑兵遭遇。在仓促遇敌之间，同样遭到全师溃败，无法收拾。王耀武成了光杆军长。眼见日军逼近，即与长官部派去联络的中将高参沈久成（贵州遵义人）藏匿在大路后面的森林内。幸日寇大部未搜索森林，即沿林外大道向株州前进，未作日军俘虏。（上述情况系根据沈久成亲口所谈）。日寇进到株州后，七战区部队正由粤北乘粤汉路火车到株州增援，立即予以迎击。日寇以目的已达，仍沿前进道路向湘北回窜。杨森这时指挥二十军及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高萌愧（总司令卢汉始终未到前线）率领的新三军杨宏光、五八军孙渡（滇军部队）等对日寇进行阻击、侧击与尾追，使敌受到重大伤亡，并缴获一批马匹枪支与弹药，一直追到新墙河南岸仍与日寇隔河对峙，恢复原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告一段落。
薛岳以杨森这次指挥二十军和滇军部队在尾追日寇战斗中打得很出色。而二十军一直追击敌人到了新墙河南岸，于是把新墙河防守任务交二十军担任，并对杨森说：“这个任务只有第四军和二十军才能胜任”。杨森听后也很高兴，即令二十军正式担任新墙河南岸防务。于是二十军军部驻水口桥，一三三师驻关王桥担任洞庭湖右岸由鹿角至下高桥一线防务；一三四师驻杨森街担任白洋田一线防务；总部由长寿街移驻平江甲山三圣庙，以便对二十军就近指挥。
（2）、对廖龄奇应有的惩罚：
廖龄奇逃回零陵后，准备组织民兵打游击，请当地县长给予援助。县长电来阳省政府（长沙大火后薛岳兼湖南省主席，省政府移来阳）请示。省府又转电兼主席薛岳请示。这时，王耀武因廖龄奇失踪，正电请长官部协助查询其下落。薛即电零陵县府将廖龄奇逮捕押送南岳。（因这时蒋介石正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蒋以廖龄奇不收容部队，擅离职守，下令将其枪毙立即执行。（据杨森会后透露，蒋当初以廖龄奇系军校毕业，恐枪毙对多数学生将领不无影响，在室内踱来踱去、迟疑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到会场正式宣布对廖处以墙壁，用肃军纪）但廖龄奇为属罪有应得，而薛岳的指挥失当，实造成王耀武军一仗未打，全军溃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固亦对薛岳严加斥责，而对杨森在追击日寇过程中的勋绩卓著，特别嘉奖。会后并派朱家骅（浙江人，系蒋亲信，时任教育部长）到长沙，对杨森表示慰劳。
九、日寇第三次进犯长沙与影珠山阻击战
（1）、日寇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主因：
日寇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发动太平洋大战前，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公开叫嚷：“东亚安危帝国存亡，在此一战”。因之，除偷袭珍珠港外，又向南中国海及香港进攻，以实现其南进政策的狂妄野心。为了牵制九战区部队不能增援广东，于是在刚结束了于九月初发动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又紧接着于十二月下旬第三次向长沙进攻。这次攻势，系抽调武汉外围部分部队以第六师团为主力对长沙作有限的进攻，以达到其策应对香港作战的目的。当时军奉命在泊罗江以北新墙河以南地区（纵深约四十华里）阻击敌人十日，掩护长沙布防。一三四师以向文彬团占领关王桥即设阵地；一三三师以景嘉谟三九九团担任鹿角至龙凤桥任务；徐昭鉴三九八团担任龙凤桥至新墙河下高桥防务。该团当以第三营向有余、第一营彭泽生沿新墙河警戒，二营王超奎为团预备队。
在敌发动进攻前两天，徐昭鉴忽条令王超奎：“该营以排为单位占领九个排据点，自开战时起死守三天。完成任务后到关王桥集合。”王超奎与副营长杨曦臣研究后，以第四连何滕文专守下高桥连据点，以第六连余星星专守谢子其连据点。第五连及营直属部队守新墙河相公岑据点。三九九团王化南第三连守黄河街连据点。整个师正面只用四个连，其余部队全部撤至关王桥一线；敌突破新墙河防线后，即以主力向南突击，企图拔除泊罗江以北据点，扫清它南下长沙的障碍。当日寇向各据点进攻时，各据点都各自为战，坚持抵抗。激战两天一夜，敌竟用燃烧弹摧毁据点的鹿柴障碍，士兵被燃烧弹烧伤及负伤者过半。
到第三天下午，王超奎下令突围。他命副营长率领士兵数名到后方高地掩护撤退。王超奎本人首先跳出外壕与敌肉搏，掩护据点内的士兵撤出阵地。不料在拼搏中被敌机枪子弹连中三发，至于殉国。副营长得知上述情况，立即率部冲回。又牺牲排长二人才将王超奎尸体抢回部队。为了迟滞敌人前进，不使迅速接近师阵地。于是收容残部又在长湖冲红桥两处阻击敌人，于入夜撤回关王桥。当撤回士兵哭诉营长王超奎如何英勇与敌拼搏致于殉国时，兼师长夏炯曾亲解其衣覆盖在王超奎遗体上抚尸痛哭，在场者无不为之落泪。旋因团长徐昭鉴汇报战斗情况，催促师部撤退，师乃立向山地转移；三九九团阵地邻接洞庭湖，距师部较远。为了便于联系曾配属电台一部。但该团团长景嘉谟以这次战况剧烈多变，诚恐有失，乃派步兵一排护送电台绕道南沙街以南归还师部。
敌主力在南下泊罗江进逼长沙之际，另以一部东向关王桥，企图把我军排远一点以稳固它的后方交通线。连续三天从左右翼与正面对向文彬团占领的关王桥阵地发动猛攻。但向团官兵，虽在溯风怒吼，雨雪交加，战壕内积水没胫的异常艰苦环境下，仍能日夜奋战使阵地屹立不动。敌在受到重大伤亡，毫无进展之际，乃不得不于第四日晨悄然撤退，以失败而告终。
敌主力经湘阴进到长沙附近后，以长沙城濒湘江东岸，北面又有捞刀河的环绕，部队展开不易。因改由捞刀河上游转到长沙以东，欲经东洋渡向城东北面进攻。这时战区长官部的炮兵王指挥官（忘记名字）有炮三十门左右，将炮兵阵地设在湘江西岸岳麓山，炮口正对长沙城东郊。日寇不知长沙已有炮兵，到东洋渡后，仍以行军纵队向长沙城挺进，突然遭到岳麓山炮兵群的猛烈射击，伤亡惨重。在炮兵观测所瞥见日寇黄呢大衣在空中飞起多高。但日寇并不气妥，仍顽强地向浏阳门及市区猛扑；这次守长沙的是李玉堂第十军。在岳麓山炮兵掩护下与日寇逐屋争夺，坚持抵抗。激战将近一周，长沙城仍有一部分在十军控制之下。旋因援军赶到，敌亦精疲力竭，不得不向北撤退。长沙未致陷落，十军军长李玉堂升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新十师师长方先觉升第十军的军长，以旌其功。
（2）影珠山阻击战的伟大胜利：
敌向长沙进攻时，长官部即令杨森指挥二十军及五八军孙渡在影珠山与附近古华山一线占领阵地，截断敌军归路。二十军防线以东由王陵基三十集团军派兵防堵；杨森以这次敌系有限进攻，牵动不大。总部仍在平江甲山不动，只率部分幕僚在影珠山设防，一三四师在左翼古华山占领阵地，与东面三十集团军部队衔接。并急调一三三师到影珠山增援。该师刚进到福临铺附近部署防务时，师谍报队长蒲殿敏侦知敌第九独立混成旅团已越过泊罗江南下，增援进攻长沙之敌，当晚可宿营福临铺。兼师长夏炯与师部幕僚研究结果，认为必须先对付敌后续增援部队，才能使影珠山免于腹背受敌。因此，全师部队在福临铺以南尽量隐蔽不让敌人发现。决定组织突击队对敌夜袭，先挫它的锐气。方式是采取“老鹰刁鸡”的办法，打了就跑。于是命三九七团夜袭福临铺街上敌人，只带手枪和手榴弹；三九九团分成若干小股，只带手枪和手榴弹，夜袭住在场外村庄的敌人。到了深夜，两团夜袭部队一齐动作。三九七团罗剑秋营首先攻入福临铺，将敌骑兵联队马匹炸死很多，敌士兵亦伤亡三四百人。驻在场外村庄的敌人，亦到处遭到我机步枪的射击，伤亡不少，使敌受到迎头痛击；次日拂晓，敌即向一三三师猛烈进攻，并用飞机在上空侦察扫射。由于我军士气旺盛，坚持抵抗，激战一日，双方伤亡均大。但始终抵住了日寇的多次进攻，使敌终未得逞。
敌在二十军方面无有进展，于是以一部向五八军方面突击，五八军阵地被突破。约一中队敌人于次日拂晓后由五八军方面渗透到影珠山下，向山顶前进。杨汉域军部即在山尾脚下，受到极大威胁。但军部已无旁的部队，仅有杨汉烈骑兵连（实际并无马匹只有步兵）可供调遣。于是严令杨汉烈率骑兵连火速上山，阻击日寇。因杨汉烈尚未参加过战斗，乃加派手枪兵一排，命军部少校参谋赵敦善随杨汉烈同往山顶，帮助指挥。同时命一三四师抽调一营兵力增援杨汉烈。当骑兵连登上山顶时，日寇亦到达山顶。见到我军部队，即退据一古庙内与骑兵连对抗。一三四师李怀英营随即赶到，加入战斗。当由李怀英统一指挥向日寇发起进攻。幸敌后续部队经五八军与一三三师合力阻击，未能上山增援。但日寇利用庙宇掩护，顽强抵抗。从中午前进攻到傍晚，除逃跑一小部外，其余全被歼灭。（上述情况系根据李怀英所述）
杨森在缴获的日本军刀上面篆刻“汉烈刀”三字，以旌其功。
突入五八军阵地之敌，又以炮兵向我一三三师阵地猛轰。该师三九八团发起为王超奎营长死难复仇的壮举，坚决消灭敌炮兵稳固师的阵地。由代团长陈嘉谟（原团长徐昭鉴负伤）亲自指挥，不顾牺牲，一举冲入敌炮兵阵地。我一刺杀能手战士，手刃敌兵六名，但亦遍体鳞伤。在夺得日寇山炮一门后，将他抬出战场送到师部时，胸前还横挎着缴获的三挺歪把子轻机枪。这种勇敢拼搏精神，实足惊天地而扬国威。一场混战至夜幕降临，枪声才逐渐稀疏。可山上山下被冲散乱窜的敌人，被我军夜间击毙的就有五、六十人。第三日拂晓，敌悉数向北回窜，我军在穷追中，沿途获大量敌辎重和马匹。此后敌在其机群掩护下，逃过新墙河北岸，我一三三师不仅恢复了原阵地，而且完全粉碎了敌第九独立混成旅团增援长沙的企图。
一三四师向文彬团在关王桥击退敌人后，旋奉命增援影珠山阻击由长沙溃退之敌。激战两日，敌未能越雷池一步。该团二营五连阵地被敌机十一架猛烈或扎，势甚动摇。团长向文彬立派佩带手枪的副官率负枪卫士一人前往该营，督促营长赵世鸿不准后退一步，否则枪毙；敌军弹药缺乏，敌机空投弹药于敌阵地内，该团士兵亦冲入敌阵与敌争夺降落伞的弹药袋，并夺获敌军马三十五匹，缴给总部三十三匹。杨森以之成立了一个骑兵排。
敌因在影珠山、古华山为二十军所阻，乃改而东向，突破三十集团军防线回窜新墙河北岸；该团在击毙敌军官中级（佐级）官死尸中搜得一张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与我军军用地图完全一样。图上用红色铅笔在影珠山注有99A蛰伏（即傅仲芳九十九军蛰伏）；在日寇后尾由长沙方面追击的部队注有4A（即欧震第四军）。足见日寇在运动战中，对我军情报竟如此准确清楚。而且对我军的战斗力、作战任务与地点，更有彻底的了解，这是应当引起特别注意的！
更值得一提的：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后，国防部为了表彰王超奎营长的英雄事迹，将新墙乡改为超奎乡，相公芩（王超奎阵亡地点）改为王公芩。同时宋美龄在重庆广播有意刺激英美在太平洋战争中不战或投降，曾说：“中国没有降将军，只有断头将军。如王超奎少校守新墙河就是这样。”副营长杨曦臣也授了干城甲种乙等奖章，年终又授了陆海空军乙种二等奖章。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光荣，也是二十军及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